對《武訓傳》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錯誤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認為“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論還號召展開關于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此后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對《武訓傳》的批判，特別是聯系到批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界產生了很壞的后果。

5月24日，教育部布署批判電影《武訓傳》，同時發出指示，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領導各級學校及全體教育工作者開展這一問題的討論和批判。6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教育部“關于開展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精神’的討論和批判的指示”。同日，《人民教育》編委會邀請北京市各大學教育系教授、中小學教師代表及教育工會代表50余人，舉行“武訓問題”座談會。7月14日，教育部通知各大行政區、省、市及直屬院校，對所有以“武訓”命名的學校及校內紀念武訓的一切設置，在對學校師生及當地群眾說明是非原委后，予以改正。

由于陶行知先生曾長期從事平民教育，為提高中國廣大貧民的文化水平而努力，故自比為“新武訓”，并曾熱烈地歌頌過武訓，又由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我國教育界有著很深的影響，因而借著批判電影《武訓傳》，在教育界又出現了一個批判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浪潮。在批判中，很多過去陶行知的學生和宣揚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士受到株連，被迫檢討，承認錯誤，劃清界限。個別的批判者甚至認為陶行知就等于武訓，陶行知也是武訓那樣的反動派，或者是反動統治者的幫兇。

這場批判運動在徹底否定武訓的同時，粗暴地抨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全盤否定陶行知的作用，使教育界不敢再談陶行知，不敢再研究、宣傳陶行知，此后一段很長時間，陶行知的光輝業績和卓越的教育思想，無人問津，無人知曉。批判陶行知還牽連到對我國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先生的“活教育”思想進行粗暴地批判和簡單化地否定。總之，這次批判對于繼承我國近現代豐富的教育思想遺產帶來了很大的危害，可以說是開了一個粗暴地對待教育思想領域諸問題的先例，對我國教育理論和教育科學研究起了阻滯作用，極大地防害了教育領域生動活潑局面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