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與考證的失誤

《紅樓夢》這樣一部巨著，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學人對它進行研究，并且這種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其中也有過不少的失誤與偏頗。索隱派與考證派就是兩個例子。

索隱派生現于19世紀末到本世紀20年代，代表人物是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鄧狂言等人。他們的基本觀點是認為《紅樓夢》是影射真人真事的。王夢阮、沈瓶庵著有《紅樓夢索隱》，認為《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鶚妃而作”，寫的是順治皇帝與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愛情故事。蔡元培著有《石頭記索隱》，認為《紅樓夢》“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作品中的金陵十二釵是指明末清初的漢族名士。鄧狂言著有《紅樓夢釋真》，認為《紅樓夢》是寫“明清興亡”，內容主要是對順治皇帝及其臣僚的指刺。還有徐柳泉、俞樾認為《紅樓夢》是寫“故相明珠家事”，金陵十二釵是明珠之子納蘭成德的座上客高澹人、姜西漁等人，而《紅樓夢》也為納蘭成德所作。

針對索隱派散布的種種迷霧，1921年，胡適發表了《紅樓夢考證》，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對作者家業、時代、版本等方面作了考證研究。他考證出《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里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曹家當時的影子。這樣的結論，以其所據史料的切實和推導邏輯的合理而擅勝，從而開創了紅樓夢研究中的考證派，也即新紅學派，相形之下，索隱派顯得蒼白無力，只能偃旗息鼓了。

考證派對紅樓夢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自敘傳的說法又形成了極大的偏頗。它把人們的眼光引向小說創作的生活素材，引向作品內容與作家生活經歷的不可分割的聯系，自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它將兩者混同、疊合，用小說的故事情節甚至片言只語去附會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填補史料的空白，則又不能不陷入困境，走上了和索隱派同樣穿鑿附會的老路。

不難看出，索隱與考證兩派的區別僅在于《紅樓夢》究竟是寫誰這點上，而兩派的共同點則是，都認為《紅樓夢》是對真人真事的描述。這種觀點抹煞了藝術的典型概括和典型塑造，因而這不是對《紅樓夢》的正確解釋。這兩派都將研究視線投在作品以外的現實世界，而不是作品本身。這兩派并不大理會曹雪芹“十年辛苦”建造起來的藝術世界，正如海外學者余英時先生所說，它們甚至還要拆除這個藝術世界，把它還原為現實世界的一磚一瓦。這話實在是切中了索隱考證兩派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