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帛煙消帝業虛

秦自商鞅開始實行法家政治，李斯又進一步加強法治，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都以法治為指導原則，把法治精神貫徹到各種制度和社會關系之中，嚴厲壓制其他思想，而持不同政見的儒生往往非議政事，因而引起中國歷史上一場空前的“焚書坑儒”事件。

《史記》載，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為始皇祝壽。仆射(秦官名)周青臣頌揚始皇廢分封行郡縣制使百姓安樂，博得秦始皇歡心。儒學博士淳于越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不沿襲古制是不能長久統治的。丞相李斯反對淳于越主張，指出：歷史在發展，不同時代有各自不同的治理方法。并且說，儒生們私下講學，反對法令以教唆人民，紛紛以其所學批評朝政，假如不加以禁止，對于國家的統一，政令的推行十分有害，他請求始皇下令將除《秦紀》之外的所有史書、及除博士官所職的官府藏書之外的所有《詩》、《書》、百家言論，全部燒毀、有敢私自談論《詩》、《書》的殺頭，命令下達三十天之內不燒的，要處以黥刑，充軍邊疆罰筑長城。但是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不在禁止之列。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議，于是頒布“挾書令”，演出中國歷史上破壞文化的焚書悲劇。

始皇三十五年，儒士侯生、盧生指責秦始皇為人剛愎暴戾，狂妄自用，專意任用刑獄大臣施行重刑殺戮政策，使滿朝文武畏威而不敢直接進諫。秦始皇聞之大怒，下令御史審問諸生，諸生受不住刑訊，彼此告引，你誣我攀，因此羅致罪名者四百六十多人，始皇下令將他們全部活埋于咸陽，以警告后人，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與“焚書”合稱“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的目的在于以法為治，禁止異端學說，加強中央集權，但這種手段是十分殘暴而愚蠢的，也是達不到目的的，對中國古代文化是一次極大的破壞。正是因為秦始皇的獨斷專行，造成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而趨于渙散，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主義，不僅給中國封建文化帶來十分嚴重的惡果，而且也加速了秦朝本身的滅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免遭秦始皇文教政策之惡果，是今天的我們所必須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