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化工作者， 當他在為生活壓迫斗爭的時候，大抵是首先謀生活的救濟，再沒有幾人會丟開生活不顧， 而仍然為文化設想， 看到許多不忠實的文字的濫竽書市，會毅然不顧一切地給讀者找尋正確，“沒有吹噓， 沒有掩飾，披筋抽骨，使讀者對于一書一事，一個作者，先有了概括簡要的認識”的。有之，就是編這一部序跋集的王冶秋先生。

這里收集的序和后記等，共有134篇，而附記、譯名、附續記等還沒有列入。時間自1903年《月界旅行》的辨言起，至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前幾天寫的《〈蘇聯作家七人集〉序言》止，共約25萬余言。以一個文化工作者的立場，僅只是介紹著作，就寫了20幾萬字，而每一篇序跋， 即可以概括那書的精要，我們讀了這集之后，不但對于許多書有了概括的認識， 同時對于魯迅先生的博學精湛，也隨之增加深一層的認識，這是首先應向編者致謝的。

其次，這序跋集的得以印成， 中間還經過不少波折。第一在1936年4月，從魯迅先生寫給冶秋先生的信里就說到：“序跋你如果集起來，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不料5月間抄稿寄出的時候， 魯迅先生已經病得很厲害，連文章也不寫，更不用說能編稿，介紹出版了。但魯迅先生還是打算秋間動手做，卻因為屢次的計劃易地療養而拖延下來，終于成為有志未逮到現在整理起來還覺得惋惜的一件憾事。

那時候還收到冶秋先生用汪洋筆名寫的后記，這里有他血的活記錄， 雖然曾經編者在1937年4月第二次另寫后記的時候主張抽去，但為了珍視這一種經過，此刻還是保存它。

等魯迅先生逝世之后，許多人士的哀悼，是無法統計的，而在遙遠的北方，就收到冶秋先生的吊唁，愿意幫助我編全集， 并且堅決主張快快出版“序跋集”， 而且即以此集的版稅作為海嬰購置讀物之助，1937年4月2日冶秋先生來信， 也說： “此書之版權版稅， 前已說過，作為我對海嬰弟的一點極微弱的幫助，所以關于出版處的交涉，望先生費神辦理，總以能抽得版稅，給嬰弟買幾本課外看的書為宜。”這種好意，我是知道感謝， 更知道冶秋先生的苦心愛護一個弱小孤兒。他的生活清苦，至今恐怕沒有改善多少，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冶秋先生卻是舍己救人，這種精神，這番美意， 受之有愧， 謹當銘記不忘。

那是1937年的時候了，聯華書局費慎祥先生， 曾有意于印行，并承他給抄到《〈蘇俄文藝論戰〉前記》，《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等篇，并且再由編者寫了一個后記。卻因有些序文還沒有收齊和別的事情而擱下了， 一直到去年。

由于冶秋先生屢次的努力，最后得到一個書店允諾予出版，正在接洽的時候， 那個書店適處于風雨飄搖的景況之下，要他為這書撥出一筆款項來印行，事實上是絕不會做到的。徒然勞動了許多位熱心的朋友， 終于又把它擱置起來。

今年8月偶然和文化生活出版社陸圣泉先生提起有這一部集子待出版，他很高興地立刻把抄稿帶了去，過了幾天， 他告訴我愿意替這書出版。這次大約可能印成而又可感謝的。因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各位負責者，他們的組織機構，很相似于昔日的北平未名社， 都是由幾位熱心文化工作者在經營，有時常不免于帶些書呆子氣味， 不肯賣高價來剝削讀者， 和難免吃些眼前虧， 然而還是一樣笑嘻嘻地埋頭苦干， 沒有一些市儈習氣的沾染， 在書業上是不行的， 而在讀者的信譽上，卻始終保持著水準以上。因此我也很樂于把這好消息報告給冶秋先生。湊巧的是他也在替這集子找地方出版， 而且得到仰光張君的允諾， 并囑我直接和他接洽。這是值得歡喜的， 幾年來艱苦的遭遇，這回總算有了交代了。

然而還沒有再得到張君的來信的時候， 冶秋先生也同意交給文化生活社出書， 為著印刷等接洽的便利， 和不孳孳于謀利而能更顧到印刷裝訂方面的比較完美起見，對于文化生活社，我們是寄予很深切的期望的。

這時候得到冶秋先生第三次寫的后記。冶秋先生抄的序跋是從1921年起，共約90余篇， 其余陸續找到的， 不下40篇。這百數十篇的序跋后記，經歷了好幾個人的抄寫、設計， 而又經過好幾次的波折， 可見一書之成， 亦頗不易。

在1936年4月5日夜， 魯迅先生復冶秋先生的信里曾說“有許多篇， 只有我有底子，如外國文寫的，及給人寫了而那書終未出版的之類”。即集中《〈中國小說史略〉 日譯本序》等，及《白莽作〈孩兒塔〉序》各篇。

這里有重違魯迅先生原意的。在同年5月4日夜給冶秋先生的信里說過，“《展覽會小引》等，也不要”。而我以為其中《〈陶元慶氏四洋繪畫展覽會〉 目錄序》，《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和《看了司徒喬君的畫》，對美術的觀察，對一個美術家的成就，都有透辟獨到處。同一理由，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和《〈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和《〈木刻紀程〉小引》，都是再三考慮， 不忍割愛，編者也主張收入集內，想讀者也有同感的。尤其《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雖然已經被收在《魯迅全集》里面，但是為了這一篇小引而觸怒了學校當局，竟然“急電”勒令不得出售畫冊，任令它霉爛變成廢物， 可見一個校長的赫赫可畏，也反映出魯迅先生的文字影響之大。而這廢物卻居然經過曹白先生的手使得我有把玩這畫尺的機會，這是魯迅先生所不知也不及料的。于此更有收在序跋集里， 給這個校長先生留一次臉腮的必要。

也有重違編者原意的，就是冶秋先生把《題彷徨》的詩抄下做該書的序，認為性質與序跋同， 亦加入為好。但我則以為《吶喊》也有題詩，都沒有收作序，所以略去了。還有每篇序跋之后都附有原著、譯者名姓，發行者， 書價， 出版年月等，意思為便于查考， 是很好的。不過有許多一時查考不到， 而且頗占篇幅，所以略去了。這都是應請冶秋先生原諒的。

有幾篇序的經過，也值得提起一下， “謝承后漢書”， 一直找不到輯錄的本子， 而在零碎手抄稿里，卻找到這篇序。當時希望找到抄稿后一同付印，所以《魯迅全集》里還沒有收入，現在是先發表在這集子里了。為了同情一個朋友的生活， 幫助他能夠出些書，這是魯迅先生樂意盡力。《〈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后記》，《〈蕭伯納在上海〉序》等，都是為了瞿秋白先生避難來到我們寓里的時候，設法印行的。許多信口雌黃的無聊人物，總愛說做嚴肅工作的人是多么闊氣， 盧布是多么豐富。而我們所看到的瞿先生，卻時常盤算自己的生活艱窘，甚至非扶病工作不能敷衍度日似的，這難道不在我們眼前揭開了一個撒謊的謎嗎?有時魯迅先生并不愿意寫某一篇序， 而不得不寫的，如《當代文人尺牘鈔》，就是卻不過編者再三的邀請， 魯迅先生終于給寫了。這可見得他的對人處事， 并不過分堅持己見。另有證明就是《〈淑姿的信〉序》，那不認識的作者的悲愁抑郁以終，魯迅先生是寄予無限同情。而對于那男主角卻頗表示不滿。但又卻不過朋友介紹的邀請，沒奈何才以駢體文寄以微詞，所以序中指出淑姿的天真，對現實而隕顛， 以為美滿人生， 可構輝煌之好夢。而不知“銜深哀于不答”， 以至于死。于是“遽釋諸紛”，把芳心付之壤土。乃譏諷芳心的不為對方所珍重的意思。而“中國韶年”， 卻是指的受信者的樂生的負情。雖則給他整理成書，無非由生人“付之活字”罷了。這悲悼既不自珍惜，于是“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無著”。印了書給人讀便算了事。閑嘗有暇，偶或低吟此序， 魯迅先生總帶些悲涼凄愴之態，甚或以手表情，誠有慨乎其辭的。

還有一篇《〈守常全集〉題記》，那是應曹聚仁先生的邀請，準備在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這書而作的。據說為了證明先生不滿于魯迅的題記， 于是不但這篇文字落了空，連上海群眾圖書公司也終于沒有出版這書。誰說魯迅先生是文壇的權威呢?就連小小的一篇題記也會遭受到莫名其妙的打擊。

魯迅先生凡有寫序， 都不是空泛敷衍，必定從頭到尾， 細讀一過，然后執筆。所以讀了他的序，對于原書已經十得八九，真夠得上忠實二字，無怪冶秋先生在第一篇后記里就指出： “這本書就是展示一位苦工的業績的圖樣。在每一本書的序跋里，就很可以看見他的鐵腕在精心的開發著土石”。例如他給賀非先生譯《靜靜的頓河》寫后記之前，每天夜里將譯本從頭到尾一句句地校改， 到寫完后記后， 實在因為工作太繁累趕忙而沒有休息之故， 曾經生了一場并不算輕的病，這損失，對于他自己，是沒有人知道的。這就是寂寞不求聞譽的奠基者的態度。

對于魯迅先生的著作，我是不配給寫序言的。這次實因卻不過編者冶秋先生的盛意，而許多經過， 又非加以說明一下不可，沒有法子， 只得就我所知的直述如上。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七夜，景宋。

(本文根據《魯迅研究月刊》排印， 1998年第8期。)

賞析 許廣平先生為《魯迅先生序跋集》寫的序言，是一篇在現代文學史上頗有學術價值，感情又十分真摯的序言。應當引起我們的珍惜和重視。

在研究現代文學時，我們讀到了現代許多作家先后出版的個人序跋集， 可是很奇怪，卻見不到魯迅先生的序跋集。是魯迅先生自己和熱愛魯迅的作家以及讀者們都疏忽了嗎?不是的。原來，在1936年魯迅尚在世的時候，當時的進步文學青年王冶秋就曾想把魯迅的序跋編輯起來交付出版。魯迅曾給他寫信表示支持。隨后魯迅就病得很厲害了，但仍打算到秋天時動手做這件事，看王冶秋編輯起來的“序跋集”書稿。可是天竟不假以年，魯迅先生不幸病逝了。此事便拖延下來。王冶秋先生仍執著地努力，寫信給許廣平先生，聯系書的編選工作以及尋找出版社出版。到1941年，書編成了，又蒙文化生活社答應出版，于是應編者王冶秋的請求，許廣平先生寫了這一篇序言，為我國現代文學史留下一份頗為珍貴的史料。

這篇序言，有三方面的內容值得我們注意。

一是魯迅先生的序跋極為豐贍，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經過王冶秋的收集和補充當時已有134篇，時間從1903年《月界旅行》的辨言起，至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前幾天寫的《〈蘇聯作家七人集〉序言》止，共約25萬余言。其中還包括用外文寫的序言，以及寫了序言之后書未能出版的別人很難收集的序言。實在是十分寶貴的。讀這部序跋集，對于許多書可有概括的認識，同時對魯迅先生的博學精湛可加深一層認識。因此出版這部書是十分必要的，具有巨大的價值。

二是這部書的編成和排印、保存校樣，凝結了革命作家之間的深厚友誼。我們看到，王冶秋對魯迅的無限熱愛之情。他處在一家大小缺少生活來源， 自己又處于失業狀態，經濟十分窘迫的境況之中，還在孜孜不倦地收集魯迅的序跋，編輯這部書稿而且光是后記，王冶秋就寫了三次。他的精神是多么可貴。許廣平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他的敬業精神，向他表示感謝。書編成了，為了聯系出版，找了數家出版社。最后是文化生活社的陸蠡，一位熱心的朋友，答應出版，并排出了書樣。許廣平高興地寫道：“這是值得歡喜的，幾年來艱苦的遭遇，這回總算有了交代了。” “對于文化生活社，我們是寄予很深切的期望的。”哪里知道，后來的形勢又發生了不測的變化。當時正處于“孤島”時期的上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完全淪陷了。此書的責任編輯陸蠡被日軍逮捕，出版社陷于完全停頓狀態，陸蠡后來還被日寇殺害，已排成的書稿也拆了版。因此《魯迅先生序跋集》胎死腹中，始終也未能出版。直到1946年巴金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積存校樣中找到了“序跋集”僅存的一份校樣，他完好保存下來。1998年時，巴金委托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將這份珍貴的校樣交魯迅博物館妥為保存。于是我們才見到《魯迅先生序跋集》校樣的全貌，才見到許廣平先生當初寫的序言和王冶秋同志的兩篇后記。人們很難想像得到，就是這樣一部25萬字的序跋集，在當時的戰亂環境中，要出版竟然這樣艱難，前后經歷了5年時間不說，作了種種努力最終也未能印成。此書的編輯、排版、校樣的保存，竟凝結了那么多革命作家的共同勞動、友誼甚至鮮血。這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彌足珍貴的一頁歷史。

三是這篇序言記下了魯迅先生寫作序跋的思想和寫作序跋的一些情況。這些都是十分寶貴的。“魯迅先生凡有寫序，都不是空泛敷衍，必定從頭到尾，細讀一過，然后執筆。所以讀了他的序，對于原書已經十得八九，真夠得上忠實二字。”給賀非先生的譯作《靜靜的頓河》寫后記就是一例。在寫之前，魯迅每天夜里將譯文從頭到尾一句句地校改，到寫完后記后， 因為實在太忙累，還生了一場不算輕的病。許廣平對此嘆息道： “這損失，是沒有人知道的。”這篇序言還使我們了解到，魯迅寫《〈守常全集〉題記》、《〈淑姿的信〉序》等的一些情況，都給了我們很深的啟發。從中我們可以領悟到應該如何對待寫序跋，如何寫作序跋的正確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