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年前我答應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出版《隨想錄》的合訂本，當時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書， 自己并沒有信心。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上， 感到進退兩難。我知道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無這種本領。經常有一個聲音催促我： “寫吧!”我不斷地安慰自己： “試試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氣，能指揮筆，我就“試試看”， 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于寫完了最后一篇“隨想”。我擔心見不了天日的第五卷《無題集》也在嘰嘰喳喳的噪音伴送中， 穿過荊棘叢生的泥濘小路，進入燈燭輝煌的“文明”書市和讀者見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今后呢，五卷書會走它們自己的路，我無能為力了。這大概是我所說的“適當的時候”吧。那么我答應為合訂本寫的“新記”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萬語， 不知從何說起。150篇長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 自己說是“無力的叫喊”， 其實大都是不曾愈合的傷口出來的膿血。我擠出它們不是為了消磨時間，我想減輕自己的痛苦。寫第一篇“隨想”，我拿著筆并不覺得沉重。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作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 因為我感到劇痛。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我不敢往深處刺。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10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干凈，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樣的膿血。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不用我擔心，我沒有做好的事情， 別的人會出來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會有人走到我的前頭， 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寫完五卷書我不過開了一個頭。我沉默，但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沒有人愿意忘記20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們解剖自己，只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于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

二

怎么我又講起大道理來了! 當初為香港《大公報》寫稿的時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隨想錄》是從兩篇談《望鄉》(日本影片)的文章開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來訪的日本演員栗原小卷， 對她說，我看了她和田中絹代主演的《望鄉》， 一連寫了兩篇辯護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園》副刊上開辟了 《隨想錄》專欄，8年中發表了150篇“隨想”。我還說，要是沒有看到《望鄉》，我可能不會寫出五卷《隨想錄》。其實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50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60年代我寫不出它們。只有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后， 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里住了10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 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 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面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只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 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 引起一些奇談怪論， 中央電視臺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朋友潘際坰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 他來信向我組稿， 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辟一個《隨想錄》專欄。際坰高興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 只覺得理直氣壯， 一吐為快， 并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8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30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 從夢初醒到清醒， 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 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 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里打轉，那就是所謂10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 高呼“萬歲!”可是通過8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后來我才逐漸明白， 住了10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 不讓子孫后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只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并不覺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作武器進行戰斗。

我從來不是戰士，而且就在《隨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10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里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終于給撥開了， 即使是睡眼蒙眬，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于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 然后又是：要多說真話! 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為了凈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骯臟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 不使它們污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凈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 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 在我身上， 也在別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8年中，“隨想”終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說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獲，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我已經看見了面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三

我說過“隨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但五卷書卻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為它們的命運做任何安排。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么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它們多么微弱， 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嘆息。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嘰嘰喳喳傳到我的耳里。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 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復思考，我想不通， 既然說是“百家爭鳴”， 為什么連老病人的有氣無力的嘆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懷著好意勸我盡早擱筆安心養病。我沒有表態。“隨想”繼續發表， 內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 關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傳愈多。仿佛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 只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著網怎樣給收緊。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我就這樣給逼著用老人無力的叫喊， 用病人間斷的嘆息，然后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為什么會有人那么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只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7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7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 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 “文法上不通順”， 又缺乏“文學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 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 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47處“四人幫”， 原來都是為了 “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 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為什么內地版的《真話集》中多一篇《鷹的歌》?我寫它只是要自己記住、要別人知道《大公園》上發表的《隨想錄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動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關的句子。紀念魯迅先生逝世45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難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誰翻案?! 為什么也犯了忌諱?!

太可怕了! 10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 我還不能保衛自己敘說慘痛經歷的權利。10年中間為了宣傳騙局、推銷謊言， 動員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 難道今天只要輕輕地一揮手，就可以將10年“浩劫”一筆勾銷?! “浩劫”絕不是文字游戲! 將近80年前，在四川廣元縣衙門二堂“大老爺”審案的景象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邊仿佛還有人高呼：“小民罪該萬死， 天王萬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幾年。我以為我還在做噩夢。為了戰勝夢魘，我寫下《鷹的歌》，說明真話是勾銷不了的。刪改也不會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我就像高爾基所描繪的鷹那樣帶著傷“滾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們的攻擊和流言飛語的中傷， 一方面又是長時期的疾病纏身，我越來越擔心會完不成我的寫作計劃。我又害怕《大公園》主編頂不住那種無形的壓力。為什么寫到五卷為止?我估計我的體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個時候，而且我必須記下的那些事情， 150篇“隨想”中也容納得了。

我的病情漸漸地惡化，我用靠藥物延續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夢魘做斗爭更感到困難。在病房里我也寫作， 只要手能動， 只要紙上現出一筆一劃，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過去， 書桌上的手稿也逐漸增多。既然有那個專欄， 隔一段時間我總得寄去一疊原稿。

我常說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時間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喪失勇氣，花了8年的工夫我終于完成了五卷書的計劃。

沒有被打倒， 沒有給罵死， 我的書還在讀者中間流傳。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讀者將做出公正的判斷。我只說它不是一部普通的書， 它會讓人永遠記住那10年中間的許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評我“狂妄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前面說過第一卷書剛剛出版，就讓香港大學生罵得狗血噴頭。我得承認， 當時我悶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錯誤。我不愿在這里講五卷書在內地的遭遇，為了讓《隨想錄》接近讀者，我的確花費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擱筆， 因為我一直得到讀者熱情的鼓勵，我的朋友也不是個個“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給我送來同情和支持。我永遠忘不了他們來信中那些像火、像燈一樣的句子。大多數人的命運牽引著我的心。相信他們， 盡我的職責， 我不會讓人奪走我的筆。

為什么不能寫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鍋里滾了10年， 為什么不讓寫那個煎骨熬心的大災難?有人告訴我一件事，據說有個西德青年不相信納粹在波蘭建立過滅絕種族的殺人工廠， 他以為那不過是一些人的“幻想”。會有這樣的事! 不過40年的時間，人們就忘記了納粹分子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過奧斯威辛的納粹罪行博物館。毀滅營的遺址還保留在那里，毒氣室和焚尸爐觸目驚心地出現在我面前。可是已經有人否定它們的存在了。

那么回過頭來看“文革”， 我們到哪里去尋找它的遺跡?才過去20年，就有人把這史無前例的“浩劫”看做遙遠的夢，要大家盡早忘記干凈。我們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連這樣的“幻想”也沒有，腦子里有的只是作業和分數，到現在她仍然是我們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8個小時。惟有我不讓人忘記過去慘痛的教訓，談10年的噩夢反反復復談個不停，幾乎成了一個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寫好第150篇“隨想”就聲明“擱筆”，這合訂本的“新記”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有滿腹的話， 不能信手寫去，思前想后我考慮很多。60年的寫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戀什么。和當初一樣我并不為個人的前途擔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獻出來， 雖然只有這么一點點，我總算“說話算數”，盡了職責。

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可以說，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吧。

1987年6月19日

(《隨想錄》，三聯書店，1987年版。

《巴金全集》第16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1年版。)

賞析 德意志民族在反思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慘絕人寰的暴行時， 留下了“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控訴。它具有兩重含義：一是美化那段歷史是可恥的，不真實地記錄與評判那段歷史，是史學與文學永難遮蓋的恥辱;二是文學與史學的缺席與空白，是更加不能原諒的罪惡，它與邪惡本身可謂是一對孿生姊妹，是對后代的更大犯罪。

“那么回過頭來看‘文革’，我們到哪里去尋找它的遺跡?才過去20年，就有人把這史無前例的‘浩劫’看做遙遠的夢，要大家盡早忘記干凈。”但是，總有人沒有忘記，也不想讓一個民族忘記。他在手與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8年中，拖著衰老與病殘之體，用150篇“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在善于遺忘的人們面前矗立起一座巍然的“文革博物館”。這就是巴金與他五卷本的《隨想錄》。

《隨想錄》是一部“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的“講真話的大書”，是“全民族共懺悔的光輝巨著”，是中國現當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它的意義在于以豐厚的創作實踐呼喚出了散文的真誠。應當說，散文是最講真情實感的一個門類。中國古典散文，一直就有著“直抒胸臆”的美好傳統;中國的現代小品文，也一向有著“獨抒性靈”的大家風范。17年受“左”的文藝觀念影響，散文家的“性靈”湮滅了，喑啞的喉嚨再也唱不出真情實感之歌;文革之后，散文的“性靈”說又被一些人片面地理解為題材選擇的一地雞毛、抒情寫意的淺吟低唱，從而以制造軟香甜膩的大眾快餐為目的。此時， 巴金卻以“當遺囑寫”的真誠態度在創作《隨想錄》，他處處都不隱瞞真實的“自我”，從不以言不由衷的謊言與大話、空話來欺世盜名，真正做到了“把心交給讀者”。在《解剖自己》、《懷念滿濤同志》、《三論講真話》、《寫真話》、《說真話之四》等文章中，他對自己靈魂的解剖所表現出的坦誠，是解放以來的散文中少有的。巴金以非凡的膽識抒寫“性靈”， 以獨特的遠見卓識剖析造成“文革”這場“人禍”的無數“平行四邊形之力”，以高蹈的人格力量指證每個個人對文革災難不能逃避的責任，將中國散文重新帶入一個真誠的，敢于講真話的年代。

真誠，既是巴金高尚的人格，也是他這篇《新記》活的靈魂。全文分4個層次。第一層次主要是寫巴金在《隨想錄》全部作品完成之后既感欣慰，更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所起”的復雜感受。表現出巴金“我以我血寫文革”，給后來的反思者掃清前進道路上的荊棘的堅定信念。第二層次是寫巴金以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清理自己寫《隨想錄》 8年以來的不同寫作動機，從當初寫作只是為了酬答友情和“卸下精神負擔”，到后來以“隨想”來作武器，巴金將自己的心路軌跡一覽無余地展示給讀者，處處顯示出作者誠摯坦然的真性情。第三層次主要是寫《隨想錄》發表后， 巴金及其作品所遭受的誹謗、攻擊與謾罵。對這些中傷，沒有被打倒、沒有給罵死的巴金矢志不移，他以活一天就寫一天的巨大勇氣與毅力與此相抗爭，聲稱哪怕像高爾基所描繪的鷹帶著傷“滾下海去”，也在所不惜。這是作者莊嚴的宣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第四層次， 巴金對為什么不能寫文革進行反復詰問，字里行間洋溢著他超越了個人是非恩怨，時時站在歷史與未來的高度思考民族生存之所的良苦動機。其爍目的人格力量，可與日月相輝映。可以說，耄耋之年的巴金早已閱盡人間繁華與歷史風云變幻。他慨嘆：“我知道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進肚里化掉，我并無這種本領。”他承認：解剖自己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我不敢往深處刺。”他理解朋友們讓他“盡早擱筆安心養病”的好意，知曉如寫些敦厚隨和的“老到的文體”，不僅對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絲毫無損，更不會累及其健康。但是，巴金仍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斷定：“沒有人愿意忘記20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們解剖自己，只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于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文章沒有言不及義的夸飾、沒有渲染、沒有自我吹噓，也沒有對《隨想錄》做過多評價，而是將作家在寫《隨想錄》時的所遇、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寫作的心路歷程、身體的病痛狀態，以及所為目的一一道來，用赤誠坦露的心懷來鞭笞世間任何形式的虛偽，展示其對文革歷史的痛苦反思。興之所至，情之所馳，隨意為文，處處顯示出有真意、去粉飾、抒真情、無做作、寫真相、無賣弄的卓越風采。

真誠，醞釀了巴金對生活對歷史豐富深沉的情感，也形成了巴金寫作熱情洋溢、感情奔放的突出特點。巴金自己也說：“有人說熱情是一把火，我便說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我貯藏了那么多的熱情，我害怕有一個大爆發。”《新記》就是作者熱情的一次大爆發，一次由憤怒之火點燃的情感風暴凝聚的佳作。從五卷本《隨想錄》的完成，到第一篇隨談《談望鄉》的寫作經過;從在香港《大公報》開專欄，到寫“并不覺得筆沉重”的《總序》;從“不同政見”的人攻擊，到香港“7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從“為什么有人那么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的詰問到“為什么不能寫那個煎骨熬心的大災難”的控訴， 巴金不言則已，言則必直，鋒芒畢露;不下筆便罷，一下筆則心有所熱愛、心有所深惡;必宣泄不已，須盡興而后快。文章的情感大起大落、無所羈絆，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形成一股洋溢著無窮生命力的河流，向著一切不平的地方汩汩奔流，任憑什么力量也無法把它阻遏住。熾熱的情感宣泄，赤熾的愛憎直白，構成了《新記》雄偉恣肆、酣暢淋漓的文風。這情感的大潮，又裹挾了作者厚重的思考，促成了其篇章結構的不拘形式，起承轉合、章法句勢的自然天成，行文始終呈現出樸實、練達、生動、透辟、酣暢的語言美。當讀者被這滔滔不絕的情感大潮所吸引時，不難感受巴金先生用整個生命寫于此中的大字：“我們的昨天不要成為你們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