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回到桂林，我打算寫一個以港戰為題材的喜劇。在3周的戰亂生活中，的確也積蓄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從漩渦里跑出來，站在遠一點的地方一望，又覺得這都反而是悲劇的材料了。

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闊別10年的T， 他從北平協和醫院逃出來，打算到大后方去從事醫療工作，——他是一個醫生。

到了重慶， 由友人Y的介紹，認識了W， 一直到被“接收”為止，他在香港瑪麗醫院工作，——他也是一個醫生。

從北平，從上海，從香港，也許可以從更多更多的地方，許多善良的、真純地相信著醫術之超然性的醫師們，都被日本法西斯強盜從科學之宮驅逐到戰亂的現實中來了。他們被迫著離開實驗室， 離開顯微鏡，而把他們的視線移向到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我想，這一類悲劇，該不只限于醫學界吧，正像過去有過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一樣， 自然科學界同樣的也會有許多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家的。

聽了T和W的敘述， 一個意念在我心里萌長起來， 利用夏天在北溫泉的空暇，我開始讀了一些醫書。最后，現代細菌學泰斗而同時又是一個出色的詩人的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將我魅惑住了， 我貪饞地讀完了這本書，又到各處圖書館去找到了一些他發表在前年《大西洋》雜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傳：《比詩還要真實》(More Truth Then Poetry)，我決定了把一個善良的細菌學者作為我們悲劇里的英雄， 同時，把我的企圖集注在《老鼠·虱子和歷史》這本書上的結語：

“傷寒還沒有死，也許， 它還要續存幾個世紀， 只要人類的愚蠢和野蠻能給它有活動的機會。”

野蠻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識的讀者可以想到： 貧窮， 牢獄和戰爭。——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義有著不可分的關聯。對于傳染病，現代醫學是有法子可以預防和治療，——最少也可以阻止其發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恰恰阻止了醫學技術的活動，而助長了疫病的傳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Zinsser早已證明了戰爭、虱子與疫病之間的關系了， 西班牙戰爭之后勃發在佛朗哥集中營里的傷寒和其他的疫病，這也是誰都知道的事了， 我不忍想像希特拉鐵蹄下的黑暗歐洲的衛生狀況，我更不忍想像日寇蹂躪下的淪陷區里的同胞生活!

可是，這還是“隨伴”著戰爭而來的災害呢，法西斯還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亂、傷寒、黑死病的細菌彈嗎?死于自發的和人為的疫病之外，“戰爭”本身不還每天每天殺傷著千萬年青有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嗎?我禁不住借了一個劇中人的口，講出了我自己要講的話來：

“傷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過死傷幾萬乃至幾十萬人罷了， 可是法西斯細菌在去年一年內， 不已經在蘇聯殺傷了千萬人嗎?……

“法西斯主義不消滅，世界上一切衛生、預防、醫療的科學， 都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 才能生根滋長。”

對于醫事科學我是十足的外行， 所寫的在專家眼中也許幼稚可笑，但，我確信著我所做的結論：“法西斯與科學不兩立。”我希望這拙劣的習作，對真誠地獻身予以人類幸福為目的的醫學學徒們，能夠提供一些人生道路上的參考。

1942.10.17上演之日。

(《法西斯細菌》， 開明書店1946年1月初版)

賞析 夏衍為其劇本《法西斯細菌》先后作過3個跋，題目分別為“老鼠·虱子和歷史”、“胭脂·油畫與習作”、“公式·符咒與‘批評”’。劇本跋之二“胭脂·油畫與習作”，是夏衍用繪畫來作比喻，謙說自己“還是在畫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紙的階段”，稱此劇本充其量也是成為作品之前的習作而已。劇本跋之三“公式·符咒與‘批評”’是對來自社會上的對《法西斯細菌》的責難給予的反擊。提出“法西斯應該死滅，人應該清醒，老調子應該休息了吧”。劇本跋之一的“老鼠·虱子”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也難與“歷史”相提并論，而作者恰把它們排列在了一起。題目很有特點，令人深思。

通讀全文，可以發現夏衍是把現代細菌學泰斗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歷史》作為自己劇本的跋名的。因為這部書感發的正是夏衍所想，“傷寒還沒有死，也許，它還要續存幾個世紀，只要人類的愚蠢和野蠻能給它有活動的機會。”傳播傷寒的是老鼠和虱子，而人類的愚蠢和野蠻，作者告訴我們是貧窮、牢獄和戰爭。貧窮、牢獄和戰爭給予了老鼠、虱子以存活的條件，這都和法西斯有著不可分的關聯。戰爭改變著歷史，戰爭繁殖了傷寒疫病，老鼠和虱子傳播著傷寒疾病，它們共同殘害著人類。此跋的題目寓意深刻，噴發著怒火，令人顫栗。

《法西斯細菌》是夏衍1942年的作品，描寫了1930年“九·一八”前夕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共12個年頭的故事。這期間正是法西斯主義戕害人類制造世界性的瘋狂罪行而引起世界人民正義反抗斗爭的年代。此篇跋即作于該劇上演之日的1942年。

在這篇跋中夏衍不僅談到了他創作《法西斯細菌》劇本的素材來源和寫劇本的動機，更表達了他創作的主旨，提攜出了劇本的精魂， 昭示讀者以總旨——法西斯與科學不兩立。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陷入苦悶和茫然，他們思想混亂，一些人把政治看做是人世間最麻煩的事，涉足政治無異是自尋煩惱，必然妨礙自己的事業。有人不懂得政治的實質，不明白當時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只從觀感印象上認定政治是污穢的東西，于是不屑沾染，一意保持自己的“潔癖”。有人又以為政治活動不過是作演講、寫文章等虛浮行為，還不如埋首于學術研究更為切實有益。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認為自己的行為可以脫離政治而孤立存在，希望過著逃避抗戰、不問政治的孤立主義生活。而現實生活擊碎了他們的夢。跋中寫道： “從北平，從上海，從香港，也許可以從更多更多的地方，許多善良的、真純地相信著醫術之超然性的醫師們，都被日本法西斯強盜從科學之宮驅逐到戰亂的現實中來了。他們被迫離開實驗室，離開顯微鏡，而把他們的視線移向到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夏衍在此段敘述中雖然語言自然、樸素，但法西斯的瘋狂殘暴已躍然紙上。接著夏衍懷著真摯的愛憎感情，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于傳染病，現代醫學是有法子可以預防和治療，——最少也可以阻止其發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恰恰阻止了醫學技術的活動，而助長了疫病的傳染……”筆鋒犀利，強調了寄生在人腦膜的表皮上面的法西斯細菌比傷寒病菌更為兇猛，成為世界上最厲害的一種細菌。

跋中反問句的恰當運用為表達作者思想增色不少。“法西斯還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亂、傷寒、黑死病的細菌彈嗎?”“死于自發的和人為的疫病之外，‘戰爭’本身不還每天每天殺傷著千萬年青有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嗎?”“傷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天不過死傷幾萬乃至幾十萬人罷了，可是法西斯細菌在去年一年內，不已經在蘇聯殺傷了千萬人嗎?”等等，這些反問句，不僅使文章有實在的思想內容，也有利于作者得出正確的結論，即“法西斯與科學不兩立”。通過這種形式產生的結論，有深度、有力量，于反問中埋有許多潛臺詞，叩擊著讀者的心靈，啟發著讀者的思考，使讀者與作者產生共同感受，形成共鳴。

通讀此跋，得到最鮮明的感受就是：見解深刻、議論精辟、言之有物、耐人品味。本文的主題是逐步點染加深的，很有層次，加上犀利的筆鋒，反映出的思想深刻，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