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舊轉變期中的一個文化工作,社會改革者如魯迅先生,我們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如眾所知,就他30年的文筆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強有力的佐證。但是, 關于這方面,僅只從作者自身是不夠的, 因之有渴求同時代有關系者的闡發。
許季茀先生是魯迅先生的同鄉, 同學。而又從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時見面,長期同就職于教育部, 同執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的知己好友。在這種彌足珍貴的情誼之下,我敢于請求許先生寫回憶, 諒來不是冒昧的。
他們兩位是知交,個性卻大不相同。閑嘗體察,他們在侃侃暢談的時候,也會見解略異。首先必是魯迅先生繃起面孔沈默著。但過不多時,彼此又水乳交融, 毫無隔閡地談起來了。不但和許先生如此,有時遇見別的老友齊壽山邵銘之先生等也會有此情狀的。奇怪的是齊、邵先生等也和許先生一樣,稍稍沈默之后又歡快地交談了。魯迅先生時常堅信地說: “季茀他們對于我的行動,盡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本瓦@樣,他們的友誼互相堅守信賴。就這樣,魯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認為生平有幾個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時也會聽見魯迅先生批評許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偽善者的假裝所蒙蔽:他相信這人是好的,結果卻會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對他。因此時常為許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魯迅先生的話。因為在女師大風潮發生的時候,堅持擁護楊蔭榆暗暗反對許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權術威脅那些畢業與快畢業的女中學生,不得不擁護楊蔭榆,使轉眼之間,從女中轉入女師大的同學態度為之丕變;使整個學生團體立刻分裂為二。
然而許先生的忠厚卻贏得魯迅先生的友情。不,他們互相的忠厚,真誠地遇見了。許先生一生朋友中,畢竟還有魯迅先生其人在內,因此又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操心是過于仁慈了。只要把握著這份友情,其余何足道呢?他們像友愛的親兄弟般相處,同仇敵愾,一見于對章士釗的暴謬,再見于廣東中山大學的辭職,無患得患失之心,惟大義懔然是見,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磽薄之秋,到此頑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蕩了的青年, 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于初師畢業了此一生的我, 原希望入大學, 而被經濟限制了, 轉而投入女師大, 因此幸運地得在許先生當校長時濫充一學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約定,凡北大有學術講演,女師大學生可以盡量參加, 而所有教師,也多自北大延聘, 因此把女師大學生的程度無形提高了。這都是由于許先生苦心孤詣的布置。然而擋不住一些擁護女人長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學校一年之后許先生辭職了。隨著北大派的教員也陸續解聘。繼之而來的是不孚眾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錦繡滿身, 以文憑為增飾聲價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然而在千辛萬苦,半工半讀的自覺青年卻覺得是無比的打擊。因之風潮一發生,就堅不可拔。而許先生那時也自覺系鈴解鈴, 非己莫屬, 不忍袖手旁觀,毅然在師生共同維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臨時學校里擔任職務,直至學校恢復, 才始讓賢而退。說到這里,我記起許先生說:“魯迅對人, 多喜歡給予綽號?!贝_是不錯。我的脾氣,平常是不大奔走師長之門的。但為了學校的事情,需要豫備些官樣文章如寫呈文之類,我們是不大內行的,有時就迫得跑到魯迅先生府上去請教。一進門,耳邊常聽說“害馬來了?!彼念櫽譀]有旁人,有時許先生卻在坐微笑,真弄得莫名其妙。后來聽的次數多起來,才猜出是在給我起的綽號。原來楊蔭榆把6個學生自治會的職員開除了,理由大約說是:“以免害群”,于是我們便成了害群之馬。直到現在,還在社會做“害馬”。
回憶是不輕的沈痛。幸而許先生能在沈痛中淘凈出一些真材實料, 為我輩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見,值得珍貴,而也給熱心研究這一時代一個文化巨人的一點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罷,也彌足珍視的了。除了許先生,我們還能找到第2個人肯如此寫出嗎?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許先生來信一定要囑我寫篇序。他是我的校長, 是嚴師, 我不敢,也不配寫序的。卻又不能重違師命, 為讀后記。
1947年9月9日
(《亡友魯迅印象記》, 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年版)
賞析 1936年10月19日,中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在他的上海寓所溘然謝世。這無疑是中國文壇的巨大損失,同時也給他的生前好友們留下了深深的痛切的回憶。
許壽裳作為魯迅的同鄉、同學、知交,魯迅的逝世給了他感情上以沉重的打擊。懷著對好友的無限懷念,他連續出版了幾部與魯迅有關的著作,如《我所認識的魯迅》、《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亡友魯迅印象記》等。
《亡友魯迅印象記》 1947年10月由(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在這部書里,許壽裳以真實豐富的材料,回憶了魯迅的學習、工作、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情況,勾勒出一代偉人魯迅的成長歷程,對研究魯迅的生平創作和思想發展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這篇文章就是許廣平應許壽裳之邀,為《亡友魯迅印象記》寫的一篇讀后記(跋)。
由于許廣平和許壽裳與魯迅的特殊關系,使得這篇讀后記自始至終都洋溢在一種“彌足珍貴的情誼”之中。
許廣平“沈痛”地回憶了魯迅和許壽裳的深厚友誼,這絕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而是“親兄弟般”的情誼。在生活中,他們相互關心、理解、寬容,在對待敵人時,又能“同仇敵愾”、“大義凜然”。許壽裳在回憶女師大風潮時曾這樣說:“對于這次風潮,先是取旁觀態度,絕不愿意與聞的,待到章士釗無端把魯迅免職,我不能熟視無睹了。”于是他發表宣言,也辭職了。這恐怕就是許廣平在文中所提到的“一見于對章士釗的暴謬”吧。至于“再見于廣東中山大學的辭職”,許廣平在《回憶魯迅在廣州的時候》中說: “許壽裳,那位可尊敬的文科教授,在政治上始終與魯迅合作,……這回認為魯迅所作所為也是合乎中國人民的要求的,看到魯迅辭職,他也一起辭去,表示抗議?!蔽覀兛梢韵胂瘢谀菢右粋€國難嚴峻的環境中,始終能恪守于對朋友的信賴與支持,那是多么可貴的一種品質啊!我國古代有“管鮑之好”、“刎頸之交”、“桃園結義”的典故,那么魯迅和許壽裳的情誼難道不可以與之媲美嗎?
許壽裳對許多人來說,并不熟悉或知之甚少,然而我們卻可以從這篇讀后記中讀出一個真實可感的許壽裳的形象來。文中的許壽裳性格忠厚,脾氣溫和,對朋友堅守信賴、理解和支持,對魯迅的行為,雖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他做得對,對敵人則無所畏懼,大義凜然,無患得患失之心,但又容易被偽善者蒙蔽。作為女師大校長,允許學生參加北大的學術講演,聘請北大教師,堅持兼容的辦學方針,在女師大風潮中,不脫避責任,不計個人得失,支持學生的正義行為。這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在敘述與魯迅先生的關系中完成的,因而也更襯托了二位先生人格的偉大和他們之間友誼的非同尋常。他們處世、交友之道是值得我們后人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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