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難得。

乃茲煩見示，滿目一凄惻。

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

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

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

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

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

未知張、王后，誰并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

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這是杜甫題詠張旭草書的名篇，作于大歷元年，夔州。殿中楊監，即殿中監楊某。關于什么叫“草書圖”，歷來解釋不一。有人認為有點像王羲之《筆陣圖》，此說似不當。清施鴻保《讀杜詩說》認為，古代書與畫均可稱圖，草書圖當是草書障子亦即草書卷軸，此說可供參考。

本詩可分如下幾層來鑒賞：

第一句至第四句為第一層，是全詩的總提。詩人開篇落筆，就情深意濃。他寫道：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難得。”斯人，指張旭，他是杜甫舊友。草圣，原指偉大草書家，這里指草書。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曾滿懷贊美之情，塑造了“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的生龍活虎的形象。而今，這位草書家已經去世，他那“揮毫落紙如云煙”的書跡也秘而不傳，難以得見了，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遺憾!然而今天卻有幸得見楊監出示的張旭草書，于是必然會通過視覺勾起一片凄惻之情。

第五至第十句為第二層，描述張旭草書之妙以及詩人自己的審美感受。

詩人面對草書珍品，伴隨著滿目凄惻之情而進入了形象思維的天地。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寫道：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杜甫正是如此。他悄焉動容，視通萬里，感到絹綃之上，眉睫之前，悲風忽起，古色盎然。詩人的思理之妙，還在于借助通感移覺，把視覺和聽覺溝通了起來，于是，耳際如聞珠玉之聲。 “鏘鏘鳴玉動”，鏘鏘，是象聲詞。這句是說，觀賞草書的線條旋律，似感到佩玉晃動撞擊，如銀鈴般清脆悅耳，如音樂般和諧奏鳴。在眼前，又通過聯想出現了生動的畫面： “落落群松直。”落落，稀疏的樣子。直，骨力挺拔。這句是說，書法有如疏落的幾株長松那樣，蒼勁而挺拔。 “連山蟠其間”，這又是換一個審美視角，詩人看到線條的節奏起伏，如山岡連綿，蟠曲多姿，其勢蜿蜒不荊 “溟漲與筆力”，詩人形容張旭的筆力驚絕，猶如溟渤漲水，浩浩奔放，不可端倪……杜甫的這段描寫，把作品和感受結合起來，寫得有聲有色，有靜有動，萬象紛呈，境界闊大。楊倫《杜詩鏡銓》引李子德語云： “摹寫處具見大力，直是造化在手。”這一評論是十分中肯的。

第十一至十六句為第三層，贊美張旭書學的精深。張旭草書為什么能取得如此動人的效果?這當然與他長期來刻苦學書有關。于是詩人借歷史事實來引發和議論。

“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這是用漢代草書家張芝的故事。南朝宋羊欣的《采古來能書人名》曾有如下記載： “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后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人謂之草圣。”古代的所謂“練”，是把絲麻或布帛煮得柔軟潔白。張芝家里的衣帛，在練之前，都經過揮寫，遍布墨跡，這一方面固然是一種“充分利用”，另一方面，更可見張芝的認真勤奮，不拘小節，無處不可學書，而且心目中無在非書。至于“臨池”一事，更是書法史上的美談。他在池邊學書，由于常在池中洗筆硯，以至于池水都被墨汁染黑了。這充分說明了張芝學書所下的苦功，可見“精勁絕倫”的書法和“草圣”的桂冠得來不易。從此，“臨池”也就歷史地成為學書的形象化的代稱，甚至古代某些書論著作也冠以“臨池”或“墨池”的美名，如唐盧攜《臨池訣》，宋朱長文《墨池編》、明楊慎《墨池瑣錄》、清朱和羹《臨池心解》、周星蓮《臨池管見》等。由于張芝和張旭同姓，又均被譽為“草圣”，所以杜甫借張芝來比擬張旭。確實，張旭的草書也不是信手亂抹的，他也曾孜孜不倦地學書，李頎所謂“皓首窮草隸”，而其草書的功力也來自楷書。張旭的《郎官石記》，就被董逌《廣川書跋》評為“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脈結密，毫發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因此，在勤苦習書方面，張旭也完全是可以和張芝相提并論的。

“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張旭一生的書藝追求，是以俊拔為主導風格的。這樣，不論楷書還是草書，無不雄強軒昂，骨力非凡，而不會流于軟浮纖弱，字臥紙上。唐太宗《王羲之傳論》就批評一種書法： “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其實，這正是忽視“俊拔為之主”的結果。張旭的可貴還在于，他并不停留在一個水平上，決不滿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不斷探索，銳意創新。他晚年的審美理想和藝術構思又有轉變，力求升華到更高的境層。這種暮年變法，幾乎是歷史上很多偉大藝術家獲得成功的共同之路。杜甫的“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兩句，不但對張旭來說是一語中的，探龍得珠，而且還有其普遍意義，可把它當作書訣或藝訣來讀。

“未知張、王后，誰并百代則。”杜甫標出歷史上足以規范后世、堪稱典型的書法家來比擬張旭。在中國書法史上，南朝宋虞和的《論書表》最早推出東漢張芝，三國魏鐘繇，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書藝典范。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又據此以文學語言贊頌道： “張芝驚奇，鐘繇特絕。逸少(王羲之)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詩人杜甫則又從中拈出張芝和王羲之來，作為楷模，并設問道：不知張、王之后，誰能繼之而并立為百代的書藝典則?不答之問，其實已暗含了答案——張旭。這是詩人對張旭精深的書學的崇高評價。今天，歷史已完全證實了杜甫的評價。

第十七至二十二句為第四層，以楊監的善于鑒賞作結。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嗚呼，嘆詞。東吳精，指張旭。李頎在《贈張旭》中曾把張旭稱為“太湖精”，杜甫則進一步將“東吳精”作為張旭的別號，意為張旭是吳人，他秉受了東吳的精氣，故而才能非凡，出類拔萃。逸氣，指張旭草書的逸氣。清識，清高的識見，指楊監的鑒賞眼光。后一句是說，草書的逸氣足以感動楊監的清識。正因為如此，楊監才細心地拂拭“篋笥”——珍藏書畫的箱子，取出草書卷軸，經常舒卷把玩;他被草書的那種氣勢筆力之美所吸引，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楊監不愧為張旭草書的知音，而這是和他富于藝術鑒賞的“清識”分不開的。

和杜甫一樣，楊監和張旭也是舊友。他在鑒賞草書的同時，又想起往昔張旭揮毫落筆之時。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后句是用了劉伶的典故。劉伶是西晉文學家， “竹林七賢”之一。他生活放誕，蔑視禮法，性尤嗜酒，作有《酒德頌》。張旭和劉伶頗有相似之處，他也“豁達無所營”， “生計如浮萍”， “不知醉與醒”(李頎《贈張旭》)，而且“脫帽露頂王公前”……正因為劉伶的言行個性引起了張旭的共鳴，所以張旭還以驚絕的筆力書寫過劉伶的《酒德頌》。杜詩的高明之處還在于：既以劉伶與張旭相比，又用“不獨”二字把詩思推進了一層，使人進而想到，張旭不但有暢懷豪飲的浪漫酒德，而且他那生命的價值還體現于“三杯草圣傳”， “落紙如云煙”，可為百代范式的草書藝術，當然，他的詩也寫得極好，如《桃花溪》、 《山行留客》都是唐詩寶庫中的精品。杜詩的“不獨”一句，既是比喻法、用典法，又是排除法、留空法，排除了劉伶式的“酒德”，就留下了張旭其他的方方面面，包括他那傳奇般的往昔，這樣，就有可能讓讀者主動地去想象、挖掘、補充、再創造……杜甫這首詩的結尾，可說是清音有余，其味無窮了，而杜甫、楊監懷念斯人之情，也溢于篇末，和篇首相呼應，使全詩宛如常山之蛇，擊尾則首應，擊首則尾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