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散文·葉適·史記

述作其難事乎! 孔子之時，前世之圖籍具在，諸侯史官世遵其職，其記載之際博矣，仲尼無不盡觀而備考之。故《書》 起唐、虞，《詩》 止于周，《春秋》 著于衰周之后，史體雜出而其義各有屬，堯、舜以來，變故悉矣。其在于上世者，遠(yuǎn)而難明，故放棄而不錄，錄其可明，又止于如此，然則可謂簡矣。使仲尼之意猶有所未盡而必見于他書，則法當(dāng)益詳; 惟其以為不待他書，而古今之世變已盡見于此矣。然則法簡而義周，后世可不深思其故哉!

夫堯、舜相繼二百余年，而 《書》 之所紀(jì)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大法垂于無窮者，既已盡見于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且以世求年，以年求時，以時求月，其問事之常否，人之賢不肖，政之遷革，是何所不有，安得而盡錄之? 夫其隨世而化，則不著見于后世何傷! 蓋其治亂興衰，圣賢更迭，與夫桀、紂之大惡，不可使之不傳; 而纖細(xì)煩瑣，徒以殫天下之竹帛而玩習(xí)后世之口耳者，圣人固宜其有所不錄也。噫! 太史遷不能知圣人之意，而紛然記之為奇以夸天下者，何耶? 遷出秦人之后，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然猶傅會群書，采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圣人盡見上世之書籍，衒其博而不能窮，將如之何耶?

戰(zhàn)國之人，尚詐無義，賊天地君臣之大經(jīng)，茍以奉一時之欲;而楚、漢之興，其事跡又皆已淺近茍且而不足信。使圣人處此，固絕而不書，雖書之且不使盡見。何者? 天下之事，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滅。若夫豪商、大賈、奸人、刺客之流，優(yōu)笑之賤，日者之微，莫不奮筆墨之巧以示其能，使后世之士溺于見聞而不能化，蕩于末流而不能反，又況殘民害政之術(shù)盡出于其中哉! 嗟夫! 其意深矣，遠(yuǎn)矣。此述作之所以為難，非圣人不得盡其義者也。

戰(zhàn)國之時，著書甚眾，更秦皆不復(fù)行。茍使六經(jīng)之學(xué)得不泯絕于世，則諸子異說亦可以已矣。自遷發(fā)其端，而劉向始盡求而敘之，異端之學(xué)遂以大肆于后，與圣人之道相亂。嗚呼! 天下之人所以紛紛焉至今不能成德就義而求至于圣賢者，豈非遷之罪耶! 讀其詞之辨麗奇?zhèn)ィv橫談?wù)f，慷慨節(jié)俠，攘臂于征伐之間者，皆蠱壞豪杰之大半矣。

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麗奇?zhèn)ィ纣惼鎮(zhèn)ケ爻鲇谛〉喇惗耍粍t遷之得失，盡見于此矣。其敘秦始皇、漢武帝巡狩、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政以開貨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后世即其術(shù)而用之，與夫戰(zhàn)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資取以為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 后世病史之難，以為不幸無遷、固之才，是類出遷、固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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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選錄于《葉適集·水心別集》卷六之《進(jìn)卷》。

《水心別集》收文厘為十六卷，其中第五至第七卷，均為葉適對有關(guān)經(jīng)史子集專著的評議之作，共十五篇，包括：《詩》、《易》、《書》、《春秋》、《周禮》五部“經(jīng)書”，又《左傳》、《戰(zhàn)國策》、《史記》、《三國志》、《五代史》五部史書，還有《老子》、《管子》、《莊子》和《太玄》，以及《孔子家語》五部子集。對這些著作，葉適均作了評述，本書選錄的《史記》，就是其中之一。它對漢人《史記》及其作者進(jìn)行了毫無遮攔地評述，至于其立論之正確與否，尚待讀者對其評說再行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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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五節(jié)文字，正是五段內(nèi)容——

第一段(1節(jié))：修史是件難事，孔子修訂“五經(jīng)”;

第二段(2節(jié))：史事紛繁難以盡錄，太史遷卻大“衒其博”;

第三段(3節(jié))：不足信之事不錄，“非圣人不得盡其義”;

第四段(4節(jié))：太史遷首發(fā)其端，異端之說“大肆于后”;

第五段(5節(jié))：子長“本以示譏耳”，“后世即以其術(shù)用之”

第一段：修史是件難事，孔子修訂“五經(jīng)”

述作其難事乎! 孔子之時，前世之圖籍具在，諸侯史官世遵其職，其記載之際博矣，仲尼無不盡觀而備考之。故《書》 起唐、虞，《詩》 止于周，《春秋》 著于衰周之后，史體雜出而其義各有屬，堯、舜以來，變故悉矣。其在于上世者，遠(yuǎn)而難明，故放棄而不錄，錄其可明，又止于如此，然則可謂簡矣。使仲尼之意猶有所未盡而必見于他書，則法當(dāng)益詳; 惟其以為不待他書，而古今之世變已盡見于此矣。然則法簡而義周，后世可不深思其故哉!

一、詮詞釋句：

述作——述，闡述前人成說;作，創(chuàng)作。語出《論語·述而》：“述而不作”。后用來泛指著作。

《書》起唐、虞——此“書”，指《書經(jīng)》、《尚書》。它是我國上古史文件之匯編。相傳孔子編選成書(后世多有異議)，儒家列為經(jīng)典之一。它為我國記言文之祖。記事自唐堯、虞舜、三代至春秋秦穆公之時。

《詩》止于周——《詩》，即《詩經(jīng)》，為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錄了自西周初年至東周中葉——春秋陳靈公止，約歷五百余年間的詩歌作品。

《春秋》著于衰周之后——這是指編年體春秋史書，是孔子依據(jù)魯國史官所編《春秋》修訂而成的。它為儒家“五經(jīng)”之一。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終于魯哀公十四年(前481)，計二百四十二年。“衰周”，即東周，是周王朝分崩離析的春秋末期。

史體雜出之句——這是說，《書》、《詩》、《春秋》等，雖然體裁不同，反映的內(nèi)容各有所屬，但它們作為述史之書，則是相同的。葉適在另一處曾說過：“詳如可言莫如周(代)，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水心別集·進(jìn)卷之五》)

法簡而義周——這是指記載上古史事之書，(如《書》、《詩》、《春秋》等)，文辭雖然簡括，但其內(nèi)涵之義理卻很周詳。法，此指記述之規(guī)則與方法。

二、略述大意：

撰作史書確是一件煩難之事啊!在孔子那時，前世的圖籍俱在，各諸侯國的史官們世代遵守自己的職業(yè)本分，所記載的史事甚為廣博。仲尼孔子編訂“五經(jīng)”時，無不盡覽有關(guān)書籍，并據(jù)以考訂了自己編修的各書。《書經(jīng)》記事，上起唐、虞三代，下至春秋秦穆公;《詩經(jīng)》則錄詩止于東周陳靈公;《春秋經(jīng)》則撰于東周——春秋末期。它們雖然體裁不同，反映的內(nèi)容各有所屬，但作為述史之書，則是相同的。自堯、舜以來數(shù)千年的歷史變遷，統(tǒng)統(tǒng)都已反映了出來。對于上古時代史實遠(yuǎn)而難明的，只得棄而不錄，只能記敘有根據(jù)的可明之事。因此，這些上古圖書，記事就比較簡括了。這樣，使得孔子原有的編輯意圖未能完全實現(xiàn)，務(wù)須參閱其他書籍，其記述的文辭當(dāng)更加詳盡。不過，即使不待他書，而古今歷代世事變遷的大體面貌，在這里，也已經(jīng)可以看出。

第二段：史事紛繁難以盡錄，太史遷卻大“衒其博”;

夫堯、舜相繼二百余年，而《書》之所紀(jì)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大法垂于無窮者，既已盡見于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且以世求年，以年求時，以時求月，其問事之常否，人之賢不肖，政之遷革，是何所不有，安得而盡錄之? 夫其隨世而化，則不著見于后世何傷! 蓋其治亂興衰，圣賢更迭，與夫桀、紂之大惡，不可使之不傳; 而纖細(xì)煩瑣，徒以殫天下之竹帛而玩習(xí)后世之口耳者，圣人固宜其有所不錄也。噫! 太史遷不能知圣人之意，而紛然記之為奇以夸天下者，何耶? 遷出秦人之后，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然猶傅會群書，采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圣人盡見上世之書籍，衒其博而不能窮，將如之何耶?

一、詮詞釋句：

《書》之所紀(jì)者十一篇二句——《尚書》的篇數(shù)，據(jù)《漢書·藝文志》載，原有一百篇，秦焚書后，漢初據(jù)秦博士口授得二十九篇(實為二十八篇)，用當(dāng)時通用的隸體書寫，稱今文《尚書》。至于古文《尚書》，用古文書寫，比今文多出十六篇。但經(jīng)后世的大力考證，公認(rèn)古文《尚書》為東晉人偽造，故不足為據(jù)。文中所說“十二篇”，不知何據(jù)。“今其在者二篇”，也未詳何指。

堯舜之大法——大法，原指重要法則。此謂堯舜時治政、牧民的法理規(guī)制等治國之道。

以世求年等三句——是謂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時時刻刻，時序之不斷推移，世事之隨時變化。

何所與安得與蓋——何所，即無所。安得，怎么能得。蓋，發(fā)語詞。

紛然與傅會——紛然，眾多貌，或雜亂的樣子。傅會，同“附會”。此有傅辭會理之義，指文章的經(jīng)營締造。劉勰曾說：“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tǒng)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見《文心雕龍·附會》)

衒其博而不能窮——衒(xuàn炫)，炫耀。此句是說炫耀他的無盡廣博的知識與學(xué)問。

二、略述大意：

唐堯與虞舜在位相繼二百余年，而《尚書》所紀(jì)錄的有十一篇，如今存在的只有二篇而已。堯舜時的治國大法，垂范于后代無窮之世，已盡見于二篇之中，不必再求過分詳實了。況且，世世代代，年年月月，世事隨時變化，其間發(fā)生的事變是當(dāng)與不當(dāng)，人物之賢與不肖，政事變遷與改革，是無所不有的，怎么能夠完完全全地紀(jì)錄它呢?那些隨著世情而變化之事，即使沒有再現(xiàn)于后代，又有何妨!至于世間的治亂興衰、圣賢更迭，以及桀、紂那種大惡大奸，卻不可不傳啊! 可是，一味追求煩瑣細(xì)雜，只會竭盡天下的紙張筆墨去“忽悠”后世人們的蠢事，圣人是不干的，本來就要求有選擇地采錄的。唉! 太史公司馬遷，未能洞悉圣人之意，竟自紛紛然地胡亂編撰奇文，以博取天下人謬夸，這是為什么呢? 司馬遷生于秦季之后，各諸侯國的史籍均已付之一炬，不能見到了。可是，他仍然聚集群書，搜奇錄異，傅辭會理，苦心經(jīng)營地編制了一部巨史。即使讓司馬遷有如古代圣賢那樣盡見上古圖籍，炫耀他的無限廣博的知識與學(xué)問，那又如何呢?

第三段：不足信之事不錄，“非圣人不得盡其義”

戰(zhàn)國之人，尚詐無義，賊天地君臣之大經(jīng)，茍以奉一時之欲; 而楚、漢之興，其事跡又皆已淺近茍且而不足信。使圣人處此，固絕而不書，雖書之且不使盡見。何者? 天下之事，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滅。若夫豪商、大賈、奸人、刺客之流，優(yōu)笑之賤，日者之微，莫不奮筆墨之巧以示其能，使后世之士溺于見聞而不能化，蕩于末流而不能反，又況殘民害政之術(shù)盡出于其中哉! 嗟夫! 其意深矣，遠(yuǎn)矣。此述作之所以為難，非圣人不得盡其義者也。

一、詮詞釋句：

賊與茍——賊，傷害，毀壞。茍，聊且。

大經(jīng)——有二說，一是以不變之常規(guī)為“大經(jīng)”;二是唐宋將經(jīng)書分為大、中、小三級。唐代“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jīng)，《詩》、《周禮》、《禮儀》為中經(jīng)，《易》、《尚書》、《春秋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jīng)”(見《新唐書》)。此似應(yīng)以第一說為是。

楚漢之興等二句——茍且，只顧眼前不管將來，得過且過，沒有遠(yuǎn)謀，也指草率從事。這是說，楚漢興起，其事跡往往茍且草率，不可置信，因而不宜錄入信史。

優(yōu)笑之賤與日者之微——優(yōu)笑，即倡俳(chāng pái昌排)，亦即倡優(yōu)。指古代以樂舞戲謔為業(yè)的藝人。他們常為人們視為卑賤之流，不登大雅之堂。日者，即占候卜筮之人。因以墨占候卜筮時日，故名。他們的社會地位低微。

溺與蕩——溺，沉湎，無節(jié)制地。蕩，放浪，游蕩。

二、略述大意：

戰(zhàn)國時代的人們，崇尚偽詐，缺乏仁義之教，他們毀壞天地君臣之不變常規(guī)，聊以奉自己一時之權(quán)欲與私利。楚漢之興起，其事跡又都是一些只顧眼前不管將來、缺乏遠(yuǎn)謀的東西，也不宜置信，不可錄入信史。即使圣人處于此境，固然不會書錄，即使書錄，也不至盡見。為什么呢?因為天下之事，只有圣賢者書寫了它，才不可磨滅。如若那些豪商、大賈、奸人或者刺客之流，或者卑微的獻(xiàn)藝賣唱者和占候卜筮之徒，諸般人等，無不奮筆墨之巧來顯示自己的才能，讓后世人們沉湎于俚俗之聞見而不化，放浪于低卑末流而不知返。更嚴(yán)重的是那些殘民害政之術(shù)，盡出其中，它的危害性真是既深且遠(yuǎn)啊!所以說，撰作史書(何止于此)之難就難在這里，非圣人不能盡其義!

第四段：太史遷首發(fā)其端，異端之說“大肆于后”

戰(zhàn)國之時，著書甚眾，更秦皆不復(fù)行。茍使六經(jīng)之學(xué)得不泯絕于世，則諸子異說亦可以已矣。自遷發(fā)其端，而劉向始盡求而敘之，異端之學(xué)遂以大肆于后，與圣人之道相亂。嗚呼! 天下之人所以紛紛焉至今不能成德就義而求至于圣賢者，豈非遷之罪耶! 讀其詞之辨麗奇?zhèn)ィv橫談?wù)f，慷慨節(jié)俠，攘臂于征伐之間者，皆蠱壞豪杰之大半矣。。

一、詮詞釋句：

劉向始盡求而敘之——劉向(約前77——前6)西漢皇族楚元王四世孫，治《春秋谷梁傳》，曾任諫大夫、宗正等職，用陰陽變異附會時政，成帝時任光祿大夫，屢劾外戚專權(quán)。一生曾經(jīng)校閱群書，撰成《別錄》，另有《洪范五行傳》、《新序》、《說苑》、《列女傳》等存世。

異端之學(xué)——凡與正道之說相違逆者，稱為“異端”。此似指儒家學(xué)說以外之言論或異聞異說。

辨麗奇?zhèn)?/strong>——辨析言辭靡麗，奇異偉岸。

縱橫談?wù)f——用縱橫家的言論恣意談?wù)f論事。也可解為“凌云健筆意縱橫”之意(杜甫詩句)。

慷慨節(jié)俠——慷慨，意氣激昂，無所吝嗇。節(jié)俠，是指以氣節(jié)助弱挫強之俠義之士。

攘臂與蠱壞——攘臂即奮臂而起。《莊子·人世間》有云：“則支離攘臂于其間。”蠱壞，蠱(gǔ古)，原指人腹中之寄生蟲(《說文》)，此解為迷亂。蠱壞，語本《周易》，對“蠱”之褚氏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lián)p壞。”

二、略述大意：

戰(zhàn)國之時，人們著書者甚多，自從秦滅六國、統(tǒng)一天下之后，著書立說的人不再出現(xiàn)了。如果要使“六經(jīng)”之學(xué)得以不絕于世，那么，務(wù)須使諸子異說不再傳播。異端之說，漢武帝時司馬遷開了先河，西漢成帝時的劉向，達(dá)到了高峰，盡錄異說著書。于是，那些同正道學(xué)說相忤逆的異端邪說，就因此肆虐于后世，與圣人之道大相徑庭。啊喲! 天下之人，至今紛紛跟班異說，而不能追隨圣賢而“成德就義”，其罪過豈不該歸之于司馬遷嗎?讀著他的著作，其文辭靡麗奇異偉岸，還用縱橫家語調(diào)談人論事，那種慷慨激昂的扶弱挫強的義俠之氣，以及奮身征伐的勇士精神，都早已迷惑了天下大半豪杰了!

第五段：子長“本以示譏耳”，“后世即以其術(shù)用之”

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麗奇?zhèn)ィ纣惼鎮(zhèn)ケ爻鲇谛〉喇惗耍粍t遷之得失，盡見于此矣。其敘秦始皇、漢武帝巡狩、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政以開貨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后世即其術(shù)而用之，與夫戰(zhàn)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資取以為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 后世病史之難，以為不幸無遷、固之才，是類出遷、固下矣。

一、詮詞釋句：

大道與小道——大道，此指古代賢帝圣君所行之道。語出《禮記·禮運》：“大道之行”鄭注：“大道，謂五帝時也。”小道，有二說，一是指異端邪說。謂諸子百家。一是狹小之道義。《谷梁·隱公元年》：“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

以開貨利之門——用來開啟資貨財利之門。

本以示譏耳與即其術(shù)而用之——前者是說本來是想用它來表示譏諷罷了。后者是說，就采用他的手段、策略而實行之。

病史之難——擔(dān)憂修史之事的艱難。病，此謂擔(dān)憂、患苦。

二、略述大意：

深切中肯的言論和圣君所行之道，都不能抵擋妖言惑眾之辭，而妖言惑眾之語又必然出之于宣揚狹小道義的異端邪說，從這里就完全可以看清司馬遷著作的得失了。他那敘述秦始皇、漢武帝巡狩、封禪、窮奢極欲和那些盡力改變先王之政來開啟資貨財利之大門的史實，本來只想借此譏諷譏諷罷了。可是，后世的人們就采納了他的那些手段、策略予以實行了起來。其實，戰(zhàn)國、秦、楚之事，原都是天下人取來說明“不肖者”之事例的啊!然而，述作大義之史書，本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后世之人擔(dān)憂修史大事的艱難，無不認(rèn)為當(dāng)今沒有出現(xiàn)遷、固之良才為不幸。這些人才是真正落于司馬遷和班固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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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葉適對他所讀的經(jīng)史子集諸書的心得與評論。此篇題為《史記》的就是他對司馬遷巨著《史記》的評述與論說。我們不妨仔細(xì)看看，在這一千余字的文章中，究竟提出了那些問題?其文旨何在?

作者寫此文當(dāng)然有他的用意，也即必有明確的“文旨”的。這就是：借評書來議論歷史，以及對歷史人物的臧否。

文章篇幅雖然不大，但給人們提出的問題倒也不少，且有些還是“振聾發(fā)聵”的驚人之說。比如——

首先，《史記》、《漢書》是幾部什么樣的史書?其作者司馬遷和班固，又是何等樣的人?

其次，與班馬相類的劉向，又是什么人?他的作品作何評價?

其三、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學(xué)說，應(yīng)該如何看待?

再說，對孔子修訂的“五經(jīng)”(姑且用是說)，又應(yīng)該怎樣正確認(rèn)識?

諸如此類問題，可能還可舉出一些。就是上述這些，已經(jīng)夠多夠大了，筆者不打算一一作答，因為這里的每一命題，都可以寫一部書。在此，我只想說說這樣幾點。

第一、“五經(jīng)皆史說”。文中雖無這樣明確的措辭，但其意向是清楚的。作者說：

孔子之時，前世之圖籍具在，諸侯史官世遵其職，其記載之際博矣，仲尼無不盡觀而備考之。故《書》 起唐、虞，《詩》 止于周，《春秋》 著于衰周之后，史體雜出而其義各有所屬。

這就告訴人們：《書》、《詩》、《春秋》都是史籍，所不同的是“史體雜出”，其體裁有所差異罷了。文章還具體指出：《書經(jīng)》是收錄唐、虞三代，即春秋以前各代君臣言行的史書。說：“《書》起唐虞，……堯舜以來，變故悉矣。”“夫堯舜相繼二百余年，而《書》之所記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在另一篇評《易》文字中，葉適說：

《易》 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變革，流行變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數(shù)也。

又說：

文字以通心意，權(quán)度以一其偏私，舉皆歸之于《易》。

(《水心別集》卷五)

《禮經(jīng)》是記載周代各種規(guī)章制度的史書。他在其中的《周禮》的評議里說：

蓋《周禮》六卿之書，……其于建國、設(shè)官、井田、兵法、興利、防患、器械，工巧之術(shù)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補上世之未備而后世之為不可復(fù)者，其先后可見，其本末可言也。

(《水心別集》卷五)

按照葉適的看法，《詩經(jīng)》也是一部記錄周代的特殊史書。他說：“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故夫?qū)W者于周之治，有似考見其次第，雖遠(yuǎn)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詩》也。”

據(jù)有關(guān)考證，這個命題的提出，比清代史學(xué)家章學(xué)誠的“六經(jīng)皆史”的說法，早了五六百年。在葉適之前，只有隋末的王通、北宋的劉恕二人有過“經(jīng)即史”的說法。這個命題確有創(chuàng)見。但有兩點值得考慮：一是在圖書分類學(xué)上尚有缺憾。因為“五經(jīng)”并非全部是地道的史籍，如《詩經(jīng)》到底還是一部文學(xué)著作，不能作正史來看，不可與二十五史的正史等同，只能作為信史的參考或補充。二是，即使“五經(jīng)皆史”說法成立，也不能將它包攬一切。因為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fā)展，不同的時代，應(yīng)有自己不同的史書。這是說，既要肯定“五經(jīng)皆史”說法的獨創(chuàng)性，但又不能成為唯五經(jīng)獨尊。

第二、修史是件難事。在文首第一句話，葉適就說：“述作(修史)其難事乎!”接著擺出被視為“難”的理由，至少有三：一是時隔久遠(yuǎn)，史實渺茫，難以鉤沉;二是，秦火之后，各“諸侯之史皆已燔滅，”已不可見;三是，世事繁雜，無所不有，“安得而盡錄之”。因而，又有四是，史才難得，孔子那樣的圣人才配修史，何處尋覓?

在實際工作中，修史上的許多“煩難”，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在真正的“良史”面前，不是不可克服的，當(dāng)代不行，后代也許可能。事實正是如此，后世的科學(xué)發(fā)展，地下文物的出土，以及修史者本身的素養(yǎng)改善，都會妥善解決作者認(rèn)為的那些“難事”的。

第三、修史者務(wù)必是“圣人”。文章說：“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滅。”這“一人”是難?當(dāng)指作者心目中的“圣人”，如孔子那樣的“圣人”。所以，他認(rèn)為司馬遷、班固之流，是不配修史的，因為“太史遷不能知圣人之意，而紛然記之為奇以夸天下”。既然太史公那樣的士大夫不配修史，更何況“若夫豪商、大賈、奸人、刺客之流，優(yōu)笑之賤，日者之微”呢! 據(jù)說，如讓這類人參與修史，就會出現(xiàn)“殘民害政之術(shù)盡出于其中”，所帶來的后果是：“使后世之士溺于見聞而不能化，蕩于末流而不能反”，其嚴(yán)重性真是不堪設(shè)想!

誠然，要撰修一部良史，修史者是當(dāng)具備應(yīng)有的史才、史學(xué)、史識和史德的。這是一個高標(biāo)準(zhǔn)、高要求。但實際上不能要每個修史參與者，人人如此，當(dāng)然可以要求力爭達(dá)到這一點。其實，作者對司馬遷的評價是失之偏頗，也是有失公允的。太史公究竟是何樣的人?在后世已有公論，此不贅述。作出這種不公允的評價，原因不在對方而在作者自己，是由于他那種為時代和階級所局限的立場和認(rèn)識問題的方法，因而模糊了視線，蒙蔽了心竅，使得自己難以獲得事物的真相，于是，在文章上難免出現(xiàn)了偏頗。但是，葉適作為當(dāng)時的大儒，后世公認(rèn)的“具有良史之才”的思想家，這當(dāng)是個別現(xiàn)象，不可以偏概全。

第四、司馬遷的《史記》是異端邪說。文章中雖未見到如此明確的表述，但在字里行間不難看出這個“概括”。作者把《史記》看作“異端”，而司馬遷即成為“發(fā)其端”者，于是帶出西漢劉向，“盡錄而敘之，異端之學(xué)，遂以大肆于后，與圣人之道相亂。”

這些話示人三點：一是，不僅《史記》本身是“異端，”而且類似的均為異端，波及劉向的著作《別錄》、《新序》和《說苑》等;二是，這種“異端邪說”，不是零碎的，而是已成為一門系統(tǒng)的學(xué)問，即所謂“異端之學(xué)”;三是，這些著作擾亂了“圣人之道”。這里的“圣人之道”，不知具體何指?據(jù)筆者揣測，是否指《史記》紀(jì)傳式的體裁攪亂了《春秋》的那種編年體制?或許所指更廣一點。

平心而論，本文的作者卻從反面實證了司馬遷所創(chuàng)的史書撰著的“紀(jì)傳體”，不僅是一門學(xué)問，而且更已成為衛(wèi)道士們可畏的對手，非用大力詆毀不可了。這種帶侮蔑性的評論，早已為史塵所湮滅。君不見史學(xué)界的實踐，雄辯地表明，這個撰史體式具有無限生命力。不說葉適在世已見到的《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和新舊《唐書》以及新舊《五代史》等等史籍，均用此體，甚至，我國所有正史的著作，包括清史在內(nèi)的二十五史，基本上全部采用太史公創(chuàng)制的“紀(jì)傳體”的體裁。

第五、修史不錄妄說。作者在文中十分強調(diào)這一點，說“在于上世者，遠(yuǎn)而難明，故放棄而不錄，錄其可明，又止于如此。”這是有道理的，真，是史書的生命，宜應(yīng)如此。但決不可將“三代”以下的各世歷史，都看成“難明”的一片漆黑。更不能籠統(tǒng)地說“戰(zhàn)國之人，尚詐無義”，“楚漢之興，其事跡又皆已淺近茍且而不足信”。這種正如某戲文中所說的“洪洞縣無好人”的偏狹觀點，是難以用來認(rèn)識歷史真貌的。如果以此來談事論人，也不可能得出符合時代、符合真實的科學(xué)結(jié)論。

另外，順便在此說幾句題外的話。由于未見到編年系文的記載，未知葉適這篇文章究竟撰于何時?而從文中若干論述的稚嫩氣色，似乎出于入世未深的青少年之手，并不代表一位作為著名學(xué)派的集大成者的成熟思想。在今日看來，葉適這些偏頗言論，在當(dāng)時或許并不“出格”，甚至正是“時代的反響”;當(dāng)然，也可能有別的原因，比如或針對當(dāng)朝某些人，或為了驚世，引人注意，特列史遷為異端，以取得更大的影響。然而，文章既已公諸于眾，已在古今社會廣為流傳，那么，不妨讓大家看看，也來個“評說”的評說吧!

附圖四十七：

葉 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