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歌·開科詩》原文與賞析

天開文運舉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里安排新雀頂，腹中打點舊文章，昔年雖恥餐周粟，今日翻思吃國糧。豈是一朝頓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

周武王伐殷紂王時，賢士伯夷、叔齊曾勸諫他不可以下犯上;周王朝建立后，二人不愿歸附新朝，在首陽山絕食而亡。相傳他們曾一度采摘薇菜、蕨菜維持生活，還作有《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后人將伯夷、叔齊看作堅持氣節的典范，寧死也忠于舊朝。

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也遇到這一氣節問題。堅持不出仕為新朝做事者，被看作志士;反之，則被目為失節。但明朝大勢已去，清朝的統治漸漸穩固，隱居不仕，生活困苦，許多士人漸漸耐受不住，清政府又實行招撫政策，優待士人，于是隱士紛紛出山，參加清朝的科舉和特科考試。一些堅守氣節的人士，鄙夷出仕者的失節，作詩予以嘲諷。本處所錄，是清初流傳最廣的一首，因其文辭較雅，特以其聊示代表而已。詩意大略是說，新朝大舉開科，招降納叛，隱居山林的“志士”(即 “夷齊”)紛紛走出隱居之處(即“下首陽”)，他們不僅按清朝規定新剃了頭(即“安排新雀頂”)，而且打算用曾擬為舊朝效力的舊學問來為新朝服務。可嘆可笑那些鼓吹氣節的志士，何以紛紛改變了自己的主張?大概是山里的野菜快吃光了，只好來吃新朝的俸祿了罷。

收錄此詩的獨逸退士著《笑笑錄》記云： “康熙十七年，詔征博學鴻儒。十八年，試博學鴻儒一百四十三人于體仁閣，嗣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 《明史》，朱彝尊等均在內。此詩所從刺也 。”其實，本詩不必坐實定指開博學鴻儒科之事。早在順治年間，本詩的雛形便已問世了。姚廷遴 《歷年紀》云： “順治五年戊子，……自清朝來，就考者少，而入學者甚易。是年歲考，奉旨與考者作準，不與考者不作準矣。故上海秀才若老若幼，若貴若賤，俱抱佛腳赴考。時有作詩嘲之者云云。此詩雖俚，而切中時事，可以觀民風。”《歷年記》所錄詩與《笑笑錄》所錄字句稍有不同，不妨抄錄于下備參考：

一隊夷齊下首陽，六年觀望已凄涼。當時惟恥食周粟，今日何妨補韃糧。頭上商量新結束，胸中打點舊文章。自知薇蕨終難咽，悔殺當初罵武王。

相信這首詩較早出現，這不僅因記載之文說它講的是順治五年之事，更因詩中有 “韃糧”之語，對新朝不那么恭敬。

裘毓麟 《清代軼聞》云： “國變后諸生多抗節不受試者。后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者，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詩嘲之云云。”(按：引文中 “宗”字系引者臆補，以使文意通暢)其所引者，比較接近《笑笑錄》所錄詩，特別是改動了 《歷年記》所錄詩二、三兩聯的順序，值得注意：

圣朝特旨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吃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吃精光。

詩中有兩個“吃”字，于格律不夠深細，但將“韃糧”改為“國糧”，故可能是在《歷年記》所錄詩基礎上的修訂之作，而《笑笑錄》所錄詩當在其后。

推排起來，這首七言律詩很可能是在兩首七絕詩基礎上的改作。王應奎《柳南隨筆》記曰：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后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云云。及進院，以桌凳限于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云云。聞者無不捧腹。”

兩首七絕，其一云：

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凄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

其二云：

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凄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

試將第一首七絕與 《歷年記》所錄七律比，不正是其首聯與尾聯嗎?

實在說，士人與試謀職，歸附新朝，不必深責。人只要不想死，總要謀求維生之道。“幾年觀望好凄涼”，道出了斷絕正常升遷之路的讀書人，日子過得實在艱難。何況，除個人吃飯問題外，還有家屬的安危。士人非神仙，不能不考慮這些實際問題。正如毛澤東所說，知識分子如皮上之毛，總要依附一定的統治者才行。舊朝滅亡多年，再不吃新朝的飯，有什么辦法呢?人們不說林則徐是變節者，卻對一樣歸順清朝的明朝遺民士子過多苛責，恐怕不那么公平。朱熹曾說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但人若死去了，節不節的還有什么意義?氣節問題，在雙方相爭時才有意義，如大局已定，實不應強求。

不過，這里不必細辯氣節問題，只要讀出對失節者譏評的妙處——暴露其前后言行不一，大體了解其所指內容和時代內涵，便已經足夠了。至于所謂失節者該不該受指責嘲諷，是另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