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民歌·(正宮)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原文與賞析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作賊，混愚賢。哀哉可憐!

歷代封建王朝都妄自尊大，喜歡在自己的國號前加上一個“大”字。民歌借此反其意而用之，不僅在 “元” 的前面冠以 “大”字，還加上了 “堂堂”，極盡嘲諷之意。正是這個“堂堂大元”，邪惡當道，奸臣弄權。此歌筆鋒直指上層統治集團，進一步加強了對 “堂堂大元”揭露抨擊的力度。

元朝上層統治者，專權蠹政，貪得無厭。全國搜刮來的錢財尚不夠他們無限度地揮霍，于是就濫造紙幣，使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小令中的 “變鈔”就是指此。更準確一點，是指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十一月實行的變鈔。開河，是開疏黃河，治理黃河。由于黃河決口，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統治者強征民夫十五萬人，派賈魯主持治河，并以重兵監視。對 “開河變鈔”二事，當時的民謠 《嘲諸司》已有揭露： “丞相做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紅巾即紅巾軍。劉福通等在河北永年(今永定縣)起義時，僅三千人，頭裹紅巾為號，稱紅巾軍，后失敗。至正十一年五月，劉福通在家鄉潁州(今安徽省阜陽縣)重新組織起義軍。元統治者極為害怕人民造反，一向禁止漢人(包括北中國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高麗人等)和南人(南中國的漢人)私藏武器，嚴禁人民集會。賈魯開河雖有重兵監視，卻為民工們提供了聚會的機會。劉福通等人預先在黃陵崗埋下一個石人，上面刻著： “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挖河民工一看，立即奔走相告，積聚多年的滿腔怒火終于噴發而出，不到半年時間，紅巾軍就發展到十余萬人，其勢如暴風驟雨不可阻擋，一直打到了元代國都大都附近，動搖了元統治階級的統治基礎。“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就是對這一段歷史史實的真實寫照。

“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一大句，前兩小句與后一小句構成因果關系。元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把全國人民分成四等：頭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漢人;四等是南人。蒙古人可以恣意橫行，“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而漢人、南人行動都不得自由，一切都得在統治者監督下進行。元代法律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打死漢人、南人，只斷懲出征;而漢人、南人打死蒙古人、色目人則判死刑。賦稅多如牛毛，高利貸剝削尤為殘酷。被人稱為“羊羔兒息”的高利貸，一年之內則本息相等，一錠本錢十年竟得一千零二十四錠。“官法濫”的同時，更兼以 “刑法重”。《輟耕錄·檢田吏》中說： “官吏八月受災狀，我恐征糧吃官棒。”《竇娥冤》中說： “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臺溫處樹旗謠》中說：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官法濫”、“刑法重”如兩座沉重的大山壓在人民的頭上，大規模地爆發起義，也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了。

“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句式與前一大句同。“人吃人”是當時真實情況的寫照，“鈔買鈔”則與前句 “變鈔”相應。舊鈔貶值后，元代統治者又發行新鈔，強迫老百姓用舊鈔去兌換新鈔，以至貨幣失去信譽，成了廢紙，民間只用貨物交易。再加上河道失修，黃河屢屢決堤，造成了連年災荒，于是就出現了元末常見的人吃人的慘狀。“人吃人”為千古最慘事，“鈔買鈔”為千古最奇事，此慘此奇，誰人曾見?然而，在 “堂堂大元”卻屢見不鮮!

“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更深刻地揭露了元代黑暗的社會現實。《竇娥冤·滾繡球》道： “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 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可見，元代原本就是一個不分好歹，錯勘賢愚，混淆清濁，顛倒善惡的社會。

官是 “合法”的賊，賊是不合法的 “官”，他們的本質實際上是完全一致的。民歌《江西福建怨謠》道： “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有哪個盜賊一次可以搶走萬兩黃金?奉使就能。這樣的官其實比賊更殘忍貪婪，更肆無忌憚，因為他有皇帝的丹詔和 “大元”的苛律為護身符，并且洗劫一空之后，你還要感謝 “恩至”呢。難怪 《嘲廉訪司官》(又名 《解賊迎官詩》)也把賊和官放在一起： “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這些，都是對 “賊做官，官做賊”的最好注解。

“哀哉可憐”一結句與首句 “堂堂大元”遙遙呼應，由起首的反語諷刺而轉為對元朝罪惡統治的徹底否定，表現了人民對“堂堂大元”的深惡痛絕。

這是一曲人民憤怒反抗元代反動統治的戰歌。它不僅刻畫了當時“人吃人，鈔買鈔”的社會黑暗現象，概括了 “賊做官，官做賊”的封建統治者的罪惡本質，并尖銳地指出了 “奸佞專權”、“開河變鈔”、“官法濫”、“刑法重”是促成人民造反的直接原因。詩歌也唱出了人民迫切渴望元代統治者早日覆沒的心愿。公元1351年以劉福通為首的紅巾軍發動了起義，大半個中國立即卷入了農民戰爭之中。紅巾軍雖然終遭失敗，卻從根本上動搖了元帝國統治基礎。直到公元1368年，佃農出身的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結束了元代近百年的罪惡統治，“堂堂大元”終于 “嗚呼哀哉” 了。

這首《醉太平小令》藝術上也極有特色。它以明快犀利的語言，鞭撻了元代反動統治的罪惡，入木三分，諷刺辛辣。結構上也極為嚴謹。“奸佞專權”一小句在承繼了“堂堂大元”的入骨嘲諷的同時，更是統領、生發了下文種種。開河的賈魯是奸佞，幾度變鈔的是奸佞。正因為“奸佞專權”，才“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 正因為： “奸佞專權”，才“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正因為“奸佞專權”，才導致了“人吃人，鈔買鈔”的極為凄慘、離奇之事。而以上種種，又無不眾流歸海束于“奸佞專權”。其實，當時最大的奸佞，是最高的統治者——元帝。開河變鈔也只是引起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索，而火藥則是早已開始積蓄并已積蓄得滿滿的了。

在元代異族統治者和漢族大地主的雙重統治下，元代人民終年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因此，反映現實生活的元代民謠也就多有金剛怒目的篇什，這在多以言情為基調的民歌中無疑是一種異響。而這首《醉太平小令》無論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無愧于元代民歌中的上品，是這異響中激昂入云的亮脆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