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臨安，

職守京口，

北騎若來，

不降則走。

——清·陳衍《元詩紀事》卷四十五

洪起畏原是南宋京口守將。南宋末年，內憂外患，蒙古貴族帶兵南下，企圖一舉滅宋。當元軍入侵之初，這個外強中干的洪起畏在他職守的京口本境貼榜夸口道： “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可是，當“北騎”真正到來時，他并非“有死不走”，而是“舉郡以降”，將自己職守的地方拱手交給入侵者。義憤的群眾便把洪原話的最后一句作了更改，以對這個貪生怕死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昏官加以諷刺和抨擊。

對昏官貪官的憎惡在該民歌中有十分鮮明的表示，它反映了人民對真善美的追求及對假丑惡的厭惡，體現了大眾的道德評價和道德理想。從這首嘲諷茍安偷生的貪官昏官的歌謠中，還不難看出與民歌作者的道德評價和道德理想相應的感情表達方式。他們不虛飾自己的愛憎喜惡，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由于生活對于他們是殘酷的，他們只能是以“我口唱我心”的方式對現實做出直接的評價，為此必然少卻許多文飾。正如鐘敬文先生所道，民歌“那形式上的主要特征，是質樸、是明快、是簡練。它沒有奢侈的裝飾，沒有故意的朦朧，沒有那種厭人的拖泥帶水，或可笑的忸忸怩怩，而這些現象是在不少文人的詩作里頗難免掉的。”民歌的這些特點使它別有一種純樸剛健的美。如這首《嘲洪起畏》，將某人的原話略作改動而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顯然頗能收到諷刺挖苦的效果，使得該民歌于剛健純樸之外又包含著鋒芒或銳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