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蔡一惇，必定沙門;

籍沒家產，禁錮子孫。

大惇小惇，入地無門;

大蔡小蔡，還他命債。

——清·杜文瀾輯《古謠諺》卷二十一

這首歌謠涉及了北宋歷史上的另一重大歷史事件，即“黨人碑”事件。這是蔡京一伙的又一罪惡勾當。《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時蔡京又自書奸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所謂“奸黨”，實指司馬光、韓忠彥等政治上的反對派。蔡京不擇手段地對這些人進行殘酷的打擊，后來發展到把連同他們有矛盾的人也統統定為奸黨。同書又云： “戊午，詔： ‘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廟堂’。”從此，元祐、元符年間臣僚，皆刻石著籍，并禁錮其子孫，表示永不錄用。但對那些甘愿充當他們打手，善于阿諛逢迎的官員，則不遺余力地加以提拔。蔡京的勢力因此“根株連結，牢不可破”。面對這種現狀，天下憤恨，人民不安。《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以上所述，就是這首歌謠產生的背景。

開端兩句，不涉及二蔡(即蔡京、蔡卞兄弟)及章惇等的具體罪惡，但“必定沙門”四字，則概括了他們的累累罪行，也表明了民歌作者及廣大人民的極端憤慨。沙門：原指佛教徒的出家修行。這里指沙門島，泛稱因犯罪而被刺配去的邊遠地區。三、四兩句，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含意在內，因蔡京等人曾用刻石著籍，禁錮子孫永不錄用的辦法，來對付元祐黨人，使數百家、數百人遭難。民歌作者指出應反其道而行之，此類辦法正適于對付蔡京一伙。五、六句以下，都是開端二句意思的進一步擴展。《大宋宣和遺事》卷上載：“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為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侫，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罪。”但實際蔡、章之罪，天下臣民不僅深知，而且惡之。 “入地無門”(一作“無地安身”)、 “還他命債”等歌謠內容，都是廣大人民仇恨情緒的自然流露。

這首民歌全為四言體，繼承了《詩經》四言的優良傳統。同時以“賦”的白描筆法，直言其事其情。歌中見人即見事，情中存有理，整首作品在樸實、深刻中表現了十分自然的真實感，既可打動人心，又可瑯瑯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