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以腳報國》原文與賞析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報》的《自由談》里，又看見了署名“寄萍”的《楊縵華女士游歐雜感》，其中的一段，我覺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

“……有一天我們到比利時一個鄉村里去。許多女人爭著來看我的腳。我伸起腳來給伊們看。才平服伊們好奇的疑竇。一位女人說。‘我們也向來不曾見過中國人。但從小就聽說中國人是有尾巴的(即辮發)。都要討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腳。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如今才明白這話不確實。請原諒我們的錯念。’還有一人自以為熟悉東亞情形的。帶著譏笑的態度說。‘中國的軍閥如何專橫。到處鬧的是兵匪。人民過著地獄的生活。’這種似是而非的話。說了一大堆。我說‘此種傳說。全無根據。’同行的某君。也報以很滑稽的話。‘我看你們那里會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等我們革命成功之后。簡直要把顯微鏡來照你們比利時呢。’ 就此一笑而散。”

我們的楊女士雖然用她的尊腳征服了比利時女人，為國增光，但也有兩點“錯念”。其一，是我們中國人的確有過尾巴(即辮發)的，纏過小腳的，討過姨太太的，雖現在也在討。其二，是楊女士的腳不能代表一切中國女人的腳，正如留學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國的女性一般。留學生大多數是家里有錢，或由政府派遣，為的是將來給家族或國家增光，貧窮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語。所以，雖在現在，其實是纏著小腳，“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女人還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著多談，只要看同一的 《申報》上，記載著多少“呼吁和平”的文電，多少募集急賑的廣告，多少兵變和綁票的記事，留學外國的少爺小姐們雖然相隔太遠，可以說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顯微鏡，難道就不能想到用望遠鏡嗎?況且又何必用望遠鏡呢，同一的 《楊縵華女士游歐雜感》里就又說：

“……據說使領館的窮困。不自今日始。不過近幾年來。有每況愈下之勢。譬如逢到我國國慶或是重大紀念日。照例須招等外賓。舉行盛典。意思是慶祝國運方興。兼之聯絡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領館必備盛宴。款待上賓。到了去年。為館費支絀。改行茶會。以目前的形勢推測。將后恐怕連茶會都開不成呢。在國際上最講究體面的。要算日本國。他們政府行政費的預算。寧可特別節省。惟獨于駐外使領館的經費。十分充足。單就這一點來比較。我們已相形見拙了。”

使館和領事館是代表本國，如楊女士所說，要“慶祝國運方興” 的，而竟有 “每況愈下之勢”，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人民的過著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國比利時的女人們究竟是單純的，終于請求了原諒，假使她們真“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癥，那可真是沒有面子了。

假如這樣，又怎么辦呢?我想，也還是“就此一笑而散” 罷。

【析】對于國民性的弱點，魯迅是一向“深惡而痛絕之” 的。在 《阿Q正傳》 中，魯迅先生曾通過阿Q這一藝術形象，給予過集中深刻的描繪和剖析，而在《隨感錄·三十八》中，魯迅亦曾進行過猛烈的攻擊。文章曾把這種弱點，稱為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并列舉出有代表性的五種態度示眾，并指出其巨大的危害性。以后，即使是三十年代的魯迅先生，對于人們在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同類的“病狀”，仍然忍不住執筆為文，加以抨擊，這篇 《以腳報國》，就是這樣的一篇文章。留歐學生楊縵華的“以腳報國”所體現出來不愿正視國內現實而客觀上為黑暗中國現實粉飾的行為，已不完全同于阿Q，與《隨感錄·三十八》中所列舉的國民性弱點的五種表現也不完全相同，但其精神實質卻是完全相通的。楊女士在聽到外國“帶著譏笑的態度說‘中國的軍閥如何專橫。到處鬧的是兵匪。人民過著地獄的生活’ 時，回答說： ‘此種傳說。全無根據’”。表明楊女士都是在“心造的幻影”中自欺欺人，而同行某君所說“我看你們那里會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 的話，無疑使人聯想到那種 “愛國的自大”。

對于這種自欺欺人的態度，魯迅的嘲諷和批判是尖銳的。與以前對國民性弱點的批判所不同的是，魯迅還進一步指出，這些“留學生大多數是家里有錢，或由政府派遣，為的是將來給國家或家族增光，貧窮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語。”這就是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去觀察和分析這些現象。造成了楊女士及同行者對中國社會普遍的愚昧、黑暗現狀的視而不見，并不僅僅是他們的無知，而是階級地位不同而產生的隔膜。

對于這種現象，魯迅在進行嘲諷和批判時，采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用楊女士自己的話來揭出其虛妄。開頭引的一段文字，是說楊女士及同行者的自欺欺人，而最后引的一段關于“使領館的窮困”的現狀，正好是矛盾相攻，再加作者擊中要害的簡略的評點，使讀者在將兩段文字對讀下，楊女士及其同行者自欺欺人的言論，即現窘相，其說不攻自破了。

舉出事實，以確鑿事實來證明楊女士等人的言論是“自欺欺人”，也是批駁他們言行的手段。魯迅在列舉楊女士對比利時女人所談的話后，說楊女士“也有兩點錯念”，即“是我們中國人的確有過尾巴(即辮發)的，纏過小腳的，討過姨太太的，并現在也在討”;“楊女士的腳不能代表一切中國女人的腳”，在當時中國，纏過小腳的女人仍是很普遍的。而“至于困苦，那是用不著多談，只要看同一的 《申報》 上記載著多少 ‘呼吁和平’的文電，多少募集急賑的廠告，多少兵變和綁票的記事”，即可十分明白，中國的軍閥是如何的專橫。“到處鬧的是兵匪。人民過著地獄的生活”均是實實在在的存在。至于更為具體的事例，作者沒有詳列，不是因為沒有，而是因為這種種情形實在太普遍，隨處隨時可見，實無列舉的必要。

魯迅對于這種“自欺欺人”行為的態度是極為鄙棄的，這種態度也在行文中明顯體現出來。以事實戳穿楊女士的言論是自欺欺人。那么究竟是誰“很滑稽”已不言而喻，而后說：“然而小國比利時的女人們究竟是單純的，終于請求了原諒，假使她們真‘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癥，那可真是沒有面子了。”這話，既是譏諷，也是寓批判、嘲弄于敘述中的皮里陽秋。文章的題目“以腳報國”及文章中常以抑郁的語調提到的 “我們的楊女士雖然用她的尊腳征服了比利時女人，為國增光”，也明顯地寄寓嘲諷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