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

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

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

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

行路難，歸去來！

這首詩起句，突兀而來，如“飛將軍自重霄入”。“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先說大道寬廣猶如青天，然后用 “獨不得出”緊相承接，一下子就進入“行路難”的詩境了。雖然僅僅兩句詩，但是，一個“輸肝剖膽”卻 “有志不獲聘” 的英才形象便呼之欲出了。

對“我獨不得出”的原因，“羞逐”以下六句詩作了形象化的揭示。

唐代有斗雞之風，“上之好之，民風尤甚”。陳鴻 《東城老父傳》 云：“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斗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諸王世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斗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舉。’ ”可見，當時斗雞風甚為熾熱，而其總導演就是唐玄宗。詩中寫道，長安街頭浮浪子弟，整天無所事事，斗雞走狗，以梨、栗為輸贏的賭物。對這些長安小兒來說，斗雞走狗不僅僅是博戲，而且是平步青云的階梯。詩人羞于追逐他們，步其后塵。“羞逐”二字，飽含著對“長安社中兒”以斗雞來博取君王歡心，進而飛黃騰達的極端輕蔑。李白 《古風》(其二十四) 曰：“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活畫出斗雞者恃寵驕恣、飛揚跋扈的意態，而詩人的憤慨和鄙夷流注于字里行間。兩詩寫到斗雞者時表達的感情傾向是一致的。有論者說：《行路難》第二首“是寫世道雖大，我還感到局促，不能出去，還不如長安的社中兒來得自由。”把斗雞者說成是詩人羨慕、贊美的對象，既違背了唐代社會生活的實際，又扭曲了李白高傲偉岸的品格。這種品格決定了詩人不可能去追求“社中兒”的“自由”，“不能貍膏金距學斗雞，坐令鼻息吹虹霓”(《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同樣，這也決定了詩人同權貴交往不可能稱心如意。“彈劍”句，用馮驩(一作馮諼)故事。齊人馮諼貧乏不能自存，寄食孟嘗君門下。“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 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于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 ‘孟嘗君客我。’后有頃，復彈其劍鐵，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諼不復歌。”(《戰國策》卷十一)“彈劍作歌”，即馮諼彈其劍鋏(劍把)，歌曰：“長鋏歸來乎！”“奏苦聲”，指馮諼為“貧乏不能自存”——食無魚、出無車、無以為家而發出的愁苦之聲。這個典故的深層意蘊是說，詩人在長安待詔翰林時沒有遇到禮賢下士的 “孟嘗君”，隱含著對唐玄宗亦有不滿之意。馮諼“不是無能人”，他三番彈鋏，“亦寒酸，亦豪邁”，令人想見“豪士一時淪落，胸中塊磊，勃不自禁。”(吳調侯、吳楚材《古文觀止》卷四)彼時彼地的李白與馮豪士的境遇大體相似。孟嘗君雖然并“非有意加厚馮諼”，但他畢竟在“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的情況下，“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比上客反加厚”(亦見前《古文觀止》)。因此，馮諼不但不復歌，而且竭忠盡智，使孟嘗君三窟已就，無纖介之禍。而詩人李白入翰林，不過是以文詞秀異待詔供奉而已，“但假其名，而無所職”(馬端臨《文獻通考》)，“奮其智能愿為輔弼”的宏偉之志成了泡影，他“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秋夜獨坐懷故山》)，無異于宮廷里的清客倡優。詩人所以借馮諼彈鋏而歌之典，吐露心中的怨恨、愁苦，即源于此。

“曳裾王門不稱情”，語出《漢書·鄒陽傳》：鄒陽上書吳王，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曳裾，拖著衣襟。曳裾王門，寫奔走王侯權貴之門的樣態。稱情，即稱心，陶淵明 《感士不遇賦》：“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于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陶淵明認為，無論隱或仕，都沒有什么不合本分的，都可以傲然自足，稱心如意。而李白把“曳裾王門”說成是“不稱情”的事情，這里邊隱含著一段奔走權貴而以失敗告終的辛酸史。李白在去蜀遠游到應詔入京這一時期，曾廣為結交，從事干謁，以期“揚眉吐氣，激昂青云”。這從《上安州裴長史書》 和《與韓荊州書》等文可知其大概。關于裴、韓，時人謂：“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詩人毛遂自薦，向他們陳述自己“心雄萬丈”的“四方之志”，并表示“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的忠誠。可是“君侯”們沒有給李白以實際幫助，也談不到賞識引拔。他們雖然稱道詩人“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照洞徹，句句動人”(《上安州裴長史書》)卻對李白的以管晏自許，“安社稷” 的抱負視若等閑。又加之傲岸不羈的性格，有時醉后“失禮”，幾乎受到刑責；有時遭到 “謗言攢毀”，至于 “啟處不遑，戰跼無地”(《上安州李長史書》)。正如洪邁《容齋四筆》所說： 李白 “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于螻蟻，可勝嘆哉！”要之，李白的 “曳裾王門不稱情”，是一種出于結交紛紛卻無伯樂的深沉感慨，有怨望之意，也有郁悶之苦。

“淮陰”二句，寫待詔供奉時被輕視戲弄、忌恨誹謗的情狀。淮陰屠中少年侮辱韓信，令韓信出其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史記·淮陰侯列傳》)。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天子欲拔擢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 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詩人這里明用韓信、賈誼之典，暗中卻將自己備受摧抑的感受婉轉出之。李白入宮后，被“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李陽冰《草堂集序》)，不以“經濟之才”受重，而以御用文人被驅使。如：“開元(當是天寶之誤) 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曰 ‘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若宿醒未解，因授筆賦之。”(李濬《松窗雜錄》)“李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筆，一揮十章立就，文不加點。” (李肇 《國史補》)凡此種種，“以水沃之”的李白與宮中樂工、優伶相去無幾。一個本欲“謀帝王之術”的人，竟干此等營生，其何以堪？“讒惑明主心，恩疏佞臣計”(《答高山人》)，“君王雖愛娥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玉壺吟)，詩人遭謗之事，雖然限于史料缺乏，難以確指進讒之人 (或說張垍，或說高力士、楊太真)，但 “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陽冰《草堂集序》)當是不可置疑的事實。所以，“笑韓信”“忌賈生”兩句詩，是以詩人被輕視、遭讒毀、受迫害的不幸經歷為藍本的，即借古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磊。到這里，“我獨不得出” 的答案已和盤托出： 從詩人主觀方面說，是由于他負才傲岸，不肯與斗雞者為伍；從社會客觀方面看，是由于世無伯樂，妒賢忌能，英雄失路，只有 “悲歌自憐”一途。

“君不見”四句，筆鋒陡轉，沉郁之音化為激昂之情。戰國時，燕昭王欲招納天下賢士，請郭隗為之推薦，郭隗說： 如欲招致四方賢士，不如從重用我開始。天下賢士見到王重用我，賢于我的人就會不遠千里地來歸附了。于是，燕昭王尊郭隗為師，并修筑宮室使其居住。又筑高臺，置以黃金，延聘天下賢士。后來，有名的賢士紛紛而至，“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史記·燕召公世家》)當鄒衍到燕時，“燕昭王擁篲先驅”。《索引》：“篲，帚也。為之掃地也，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其長者，所以為敬也。”折節，屈折肢節，屈己下士之態。因昭王如此重用，毫無嫌猜(猜疑)，賢士們感恩戴德，竭忠盡智，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樂毅被拜為上將軍，為燕國攻齊國的七十余城，即是典型的一例。“燕家”“擁篲”兩句寫昭王禮賢，“劇辛樂毅”云云寫英才報效。唯有思賢若渴之君，方有輸肝剖膽之士，這就是李白心中理想的君臣關系。

而現實不等于歷史(“昔時”)，唐玄宗，并非燕昭王。雖然唐玄宗曾有過勵精圖治之時，然而后期卻走了下坡路，厭倦政事，“深居燕適，沉蠱衽席”(《新唐書·李林甫傳》)。詩人對 “昔時”燕昭王的謳歌，實際上是對當今唐玄宗的一種不點名的批評。燕昭王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人已去，臺尚在，卻無人灑掃。當年黃金臺是求賢、禮賢的象征，而今黃金臺不過是歷史的陳跡而已，再也沒有出于招賢而筑臺的燕昭王了！ 詩人感慨萬千，激憤不已，卻以詰問句式出之，引人遐思。《古風》(其十五) 的兩句詩：“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似可作為 “誰人更掃黃金臺” 的“畫外音”。

現實的路如此難行，詩人情不自禁地噴發出 “歸去來” 的憤激之語。不過，這不是陶淵明式的“歸去來”(棄官歸田)，而是馮諼式的 “歸去來”(欲離開孟嘗君，尋找另一個“君”)。前者是走一條真正隱逸之路，而后者卻是為尋求“輸肝剖膽效英才”的新機緣、新出路。因為詩人對最高統治者雖有些許失望之感，卻并非至于絕望之地。李白就是李白，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不等于陶淵明！ 傳統的解釋，認為李白發出“歸去來”的呼聲，是“決志于去”(《唐宋詩醇》)、“放浪江湖”(《唐詩三百首詳解》)，未可信從。

這首詩的顯著特點，是它以 “行路難” 為抒情線索，巧妙地將眾多古人的故事編織到詩的網絡中。絕無迭床架屋之弊，卻有推陳出新之效。用馮諼、韓信、賈誼之典，抒寫何以“我獨不得出” 的根由，以重視郭隗，擁篲折節、劇辛感恩諸事，突現昭王禮賢強國的英明，襯托當今無人更掃黃金臺的昏憤，從而逼出 “歸去來”的結句。簡直可以說，如果沒有絡繹奔會的典故系列，也就沒有這首《行路難》(其二)詩的感情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