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

日暮江頭聞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

自從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盡時。

這是《踏歌詞四首》的最后一首，詩人在第三首里，已把踏歌狂歡推向高潮，無法再寫，也無須再寫，于是結合自己的感受，為整個組詩寫出尾聲。

首句先定時間、空間，繼寫自己在這樣特殊的時間、空間里聞歌。次句緊承首句，“南人行樂”，指歌者，即指當地青年男女踏歌《竹枝》;“北人悲”，指聽歌者，即指自己聽人家踏歌《竹枝》的內心體驗;而“日暮”、“江頭”，則統攝雙方。每日“江頭”，都有“日暮”之時，這里所說的“日暮”究竟是特指某一日的“日暮”呢?還是泛指連續多日的“日暮”呢?三、四兩句作了回答。這一點，對于領會全詩的深層意蘊是非常重要的。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卒，順宗即位。二月，任命韋執宜、王叔文等從事政治革新。四月，劉禹錫被重用，在革新運動中表現出特殊的才能，王叔文稱贊他有“宰相器”。八月，順宗“內禪”，太子李純即皇帝位，這是憲宗，改年號為永貞(按史書慣例，一年內有幾個年號的，著錄時取后者，故王叔文等革新運動稱“永貞革新”)，革新派人士遭到殘酷迫害。九月，劉禹錫被貶為連州刺史，十月，在赴貶所途中，加貶為朗州司馬。十一月抵朗州貶所，正是嚴冬降雪之時。此詩三、四兩句，“自從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盡時”，乃是對一、二兩句“日暮江上聞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劃出的時間范圍，而無窮詩意與無限詩情，即蘊含其中，動人心魄。作者在長安中進士，作京官，參與“永貞革新”，政治上很得意，因而詩中自稱“北人”，他這位“北人”突然遭到打擊，從繁華的京城貶到荒涼的“南”方朗州，就已經很“悲”。而每當“日暮”，對于窮途失意的人來說，又是最容易觸發“悲”愁的時刻，“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之類的詩句，正說明了這一點。更何況，“悲”與“樂”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里出現的必然結果是：“悲”、“樂”相形，樂者愈樂而悲者愈悲。每當“日暮”作者加倍“悲”的時刻，那些“南人”——朗州的青年男女們，就開始“行樂”了，“踏歌”狂歡了。而那種踏歌狂歡，一開始就簡直沒個完，不到天亮不罷休。就這樣，作者于冬雪之時來到朗州直到第二年春盡，每天從“日暮”到“月落烏啼”，都是在聞“竹枝”中度過的。“南人”只顧“行樂”，那曉得他這位“北人”的悲愁呢?

這首詩從藝術構思方面看，時間、空間的安排最值得注意。“南”與“北”，這是大空間。“江頭”，這是小空間，包含在“南”的范圍之內。從“雪里”到“三春花盡”，這是大時間。“日暮”，則包含于大時間之內，指長達四個月之久的每日“日暮”。這段時間，是與包含“江頭”在內的“南”這一空間范圍統一的。在這一時、空進行的事件是“南人行樂”與“北人”聞歌而“悲”。關于“南人行樂”，作者用前面三首詩作了生動地描繪;而關于“北人”聞歌而“悲”，卻點到即止，這就不能不激發讀者的想象：“北人”為什么“南”來呢?他在“北”方的時候，境況如何呢?他“南”來之后，為什么不與“南人”同“樂”，反而聞歌添愁、見“樂”增“悲”呢?短短四句詩，由于空間、時間的巧妙安排，“南”與“北”對比，“悲”與“樂”相形，給讀者以豐富的暗示，從而擴展了詩歌內涵，強化了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