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劉柴桑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

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

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

荒途無歸人，時時見廢墟；

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

谷風轉凄薄，春醪解饑劬；

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劉柴桑是曾作過柴桑縣令的劉程之，字仲思，因其不仕，自號遺民。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公元402年)，桓玄起兵，次年篡位，劉入廬山西林隱居，12年而卒。時人稱周續之、劉遺民、陶淵明為“潯陽三隱”。詩人與劉，廬阜往還，唱酬贈答，今存《和劉柴桑》、《酬劉柴桑》二首。此詩約作于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詩人與劉隱居志趣相近，故而和之，以抒懷抱。

開篇四句，自敘心跡。劉的隱居是在元興二年冬(公元403年)，而詩人于義熙元年十一月(公元405年)歸隱田園， 其間晚于劉二年。無論從詩人本心來看，還是就時間先后而言， “見招”顯然是指詩人歸隱已遲而“久”，斷無再招劉隱居之理。既然詩人早已為“山澤”所召喚，為什么還要躊躇徘徊呢?只是為了親友之故，才不忍做離群索居的事。況且是“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詠貧士》)，為生活計，也只能歸隱田園，不能索居深山大澤。何況詩人的情操是“心遠地自偏”，又何必非要離群索居不可呢? “良辰”二句，承上啟下。美好時機觸發了詩人高潔的心志，拿起手杖就回西廬，對于仕途不屑一顧。這是承上四句作結，以言歸隱。啟下八句，寫出田園生活的兩個重要內容：一是自謀生計，二是飲酒自娛。前四句寫自謀生計，先以“荒途無人”、 “時見廢墟”的戰后田園情景作鋪墊，突出田廬修建完畢。新田也開始了第三年的治理(“畬”yu)。表露離開爾虞我詐的官場后，漸趨寧靜的心態。后四句寫詩人于東風(“谷風”)甫至時飲酒自娛，先點出飲春酒以驅除早春清寒和身體苦乏(“饑劬”);再以“弱女”二句作比，映出雖無佳釀可享，但以濁醪療饑御寒也可聊勝于無，從而展示自適自娛的性格。末尾六句發議論以共勉。 “棲棲”二句，言世事令人不安，歸隱后則詩人與世事兩相疏遠。正表現出世事之難在于密的周匝之苦和高士之癖在于疏的怡然之樂，這是于清苦歸隱生活中對“但使愿無違”的歡愉心境的概括。 “耕織”二句以衣食自足為足而別無奢求承上句“疏”之深義，度到“去去”二句的曠達：百年之后， “身名同翳如”，一切都泯滅了，焉能顧及其他身外之物。寄托了“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的順應自然以超脫的思想。

或言，遺民有女無男，并以為憾。詩人固以達者之言解之。甚而認為如以“弱女”喻酒是“險薄輕儇筆意”。前者是以為此詩直寫劉遺民隱居事，而忽略了詩人的本心和隱居的先后。后者則以道學之心衡量詩人曠達率真的情性，不識自然之理的真諦。其實以“弱女”喻酒之醨薄，正寫出饑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的不可或缺。雖不及膏粱裹腹，綿帛蔽體，但也良勝于無。曲盡貧士嗜酒的常態。而且也是詩人食魚不必河魴之意，與“耕織”二句情理呼應。末尾六句往復三折，既上結下收，又前呼后應，使議論之理達到無可辯駁的堅實程度。至使全詩結構嚴謹，跌宕有致，而又不失其自然樸實的基本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