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姜宸英文《奇零草序》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余得此于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概，為之序以藏之。

嗚呼! 天地晦冥，風霾晝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殞氣于窮荒絕島之間，猶能時出其光焰，以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雖其掩抑于一時，然要以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為余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余種，為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后，將解散部伍，歸隱于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邑邑不樂。而其歸隱于海南也，自制一椑，置寺中，實糧其中，俟糧且盡死。門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躑哀鳴。而間之至也，從后門入。雖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為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人心，而征于事業，發于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為不可?”歐陽修不為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元聽湖南為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為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為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公遺事，成傳略一卷，以備惇史之求，猶懼搜訪未遍，將日就放失也。悲夫!

(據清刻本《湛園未定稿》)

姜宸英(1628—1699)，清文學家。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溪人。少工舉子業，兼善詩古文辭，與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并目為三布衣。翰林院侍讀學士葉方藹總裁明史，薦之入館，充纂修官，分撰刑法志。宸英極言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之害，痛切淋漓，足為殷鑒。年七十，始舉進士，授編修。后因科場案牽進，死于獄中。生平讀書，以經為根本，于注疏務窮精蘊。自二十一史及百家諸子之說，靡弗披閱，績學勤苦，至老猶篤。故其文閎博雅健，有北宋人意，魏禧嘗謂侯方域肆而不醇，汪琬醇而不肆，惟宸英在醇肆之間，論者以為實錄。詩兀奡滂葩，宗杜甫而參之蘇軾，以盡其變。書法鐘王，尤入神品。遺著有《湛園集》、《葦間詩集等》。

本文是為明末清初抗清英雄張煌言的詩集《寄零草》作的序。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浙江寧波人。崇禎舉人。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陷南京，他與錢肅岳、張名振等倡議奉魯王朱以海監國。及清兵入浙東，軍敗，又隨魯王逃浙閩沿海，后入據舟山。永歷八年(1654年)，偕張名振北伐，入長江，抵燕子磯，江寧(今南京)大震。十三年，與鄭成功分兵二路北返，他率軍經安徽寧國、歙縣北上。旋因鄭兵敗，深入無援，返回浙東。后見不能成事，乃散兵隱居南田懸岙島(今浙江象山境)。未幾，為清兵所俘，遇害于杭州。這篇序文對《寄零草》的光輝價值予以熱烈贊揚，并大膽地肯定了張煌言的英雄業績。這在清朝初年，是很難得的。

文章開頭，簡單交代了作序的緣由。張煌言詩集《奇零草》，“余得此于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淡淡一筆，寫出了珍惜之意。“今失之久矣”，可惜這個抄本仍然未能逃脫禁毀的厄運，只好“聊憶其大概，為之序以藏之”。能憶其大概，則足見對張煌言詩作珍愛之深;一個“藏”字又包含有無限寶愛之情。

序的本文是用夾議夾敘手法分三個層次寫的。第一層是感慨雜議論。首先極言明朝覆亡之慘痛。“天地晦冥、風霾晝塞、山河失序”，卷起塵土的大風吹黑了白晝，天地昏暗了，舊山河的一切都亂套了。但可喜的是“沉星殞氣于窮荒絕島之間”并沒有完全熄滅。這里以“沉星殞氣”比喻張煌言的詩作，是寓有深意的。作者心目中的張詩，本是燦爛奪目的星星，有浩然博大的正氣，而竟遭到統治者的無理禁毀，一時成為隱沒的星，殞失的氣。可是英雄業績與他用生命寫的詩是長存的，“猶能時出其光焰，以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于是，作者斬釘截鐵地斷言：“雖其掩抑于一時，然要以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作者還借客之口敘述“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余種，為邏卒取去”，希冀“或有流落人間者”，表達了作者的深情和愿望。第二層是記敘抗清英雄張煌言的可歌可泣的事跡。一件是征旅不順。“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邑邑不樂。”一件是歸隱海南落迦山。“自制一椑，置寺中，實糧其中，俟糧且盡死。”“椑”，是棺木，英雄雖然兵敗，但決無降敵求生之意。“門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躑哀鳴。而間之至也，從后門入。”一件是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為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這里寫英雄受到廣大人民的愛戴和仰慕，英雄又以書寫文天祥的《正氣歌》來激勵人民。但士大夫階層中有些人卻畏首畏尾，缺少愛國熱情，“頗畏藏其書，以為不祥”。這與前面的“爭求翰墨”一貶一褒形成鮮明對比。從這里發出一大段議論，序文的第三層就全是議論。作者認為凡是“根于人心”、“征于事業”、“發于文章”的，“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接著歷舉了四件史實，論證了上述論點。一、“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為不可?’”二、“歐陽修不為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三、“元聽湖南為宋忠臣李芾建祠。”四、“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史實信手拈來，論據充足，無可辯駁。作者還進一步申述了自己的主張：“為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為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這段議論和主張是說給某些士大夫聽的，也是說給史官聽的。當然也是說給最高統治者聽的。“無諱之朝”在當時是不可能的，這只是作者的主觀愿望而已。他的這篇序，就是“根于心”“征于事業”的文章，他的“勝國語言，不足避忌”的主張同樣是“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的。

文章結尾，作者不以寫序為止，“余欲稍掇拾公遺事，成傳略一卷，以備悖史之求，猶懼搜訪未遍，將日就放失也。”最后以“悲夫”結束全文，與起首的“嗚呼”相應。贊嘆、悲悼之情溢于言表，又無異是一篇絕好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