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斯文《諫逐客書》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 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必秦國之所生然后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后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后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赍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據影宋黃善夫刻《史記》本)

李斯是楚國上蔡人，青年時代擔當郡里的上吏。曾經跟韓非一道向荀卿學習做帝王的法術。后來到秦國去做官，先當長史，后來升為“左丞相”，秦始皇拜為“客卿”。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當然也在被逐之列。在被逐的路途上李斯寫了《諫逐客書》，結果是“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可見李斯的《諫逐客書》的社會、歷史價值遠遠不止于改變“逐客”，更加為秦王朝的統一天下奠定了策略基礎。《諫逐客書》不只是一篇好文章，而且是一個好策略。

文章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單刀直入，開門見山，明確提出一個判斷，一種意見，真所謂史家筆削。這是繼承《左傳》、《國策》以來的樸素典雅的寫法。是“吏議”而不說“君斷”，有意把“失誤”的責任推到“吏議”上，避開了一層鋒芒。

第二部分寫秦王國從繆公(即“穆公”)以來任用“客卿”從而走向興旺發達的發展史。一是遠在春秋時期秦繆公從各處召用了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支五個人，結果“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到了戰國時期，數雄相爭，情況更加復雜，立國非易，創業更難。秦孝公用商鞅變法新立政制，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奠定了強盛的基礎。惠王采用張儀的計策，擴展了大片土地，打散了六國抗秦的合縱，影響一直延續到秦始皇時代昭王任用范睢流放宣太后異父弟穰侯和舅父華陽君，廢掉了擅權的宣太后，壯大了政府，杜絕了私門，又進一步開拓國土才有了今天的帝業。繆公、孝公、惠王、昭王在位時間都很長，都能富國強兵，開疆辟土，都能正確地任用客卿，這就是無可辯駁的任用客卿的立國、興國、統一天下的發展史。有了這樣的發展史，秦王朝當然應該溫故知新、繼承并發揚優秀傳統了。“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于秦哉?”為了進一步加力，作者又從反面把這兩個判斷結合起來敘述一下，使秦王深信不疑。這一部分是文章精髓所在，核心所在，是作者為帝王之術的歷史觀、政治觀、人事觀的集中表現之一。退一步說，即使沒有后面的文章，也足以使秦王改弦易轍了。

第三部分寫秦王用物并不“逐客”，并指出這不是“跨海內制諸侯之術”。“逐客”是對的，悅國外之寶就不對;反之，悅國外之寶是對的，“逐客”就不對，兩者必居其一。眼前的現實是怎樣呢?作者充分運用邏輯推理來論證是非。首先提出秦王悅國外之寶“何也”，“何也”看來像是不明所以急待解說，其實是借以引發批評“逐客”之非。“何也”，微微一宕，輕輕一問，既頓住上句又引發下文，章法上妙趣橫生。原因雖然好像不明白，但事理之必然很清楚，那便是：如果是“必秦國之所生然后可”，那么“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鄭、衛之女”等就不應當使用;如果真是“飾后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那么“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就“不進于前”、“隨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趙女不就立于側。再從另一方面亦即秦國自身的音樂看，“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如果真是也是“必出于秦然后可”，那么，就不能“適觀”，也就應為秦王所不能接受。但是，秦王實際是“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顯然認為“必秦國之所生然后可”是行不通，不能達到“快意”與“適觀”的目的。作者巧妙地迂回一番，設事推理，設事喻理，其目的是為了抨擊“逐客”，于此巧妙地托出“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而且進一步提高到“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作者以第二部分作為正面論述，也作為前提，推斷第三部分的荒謬、矛盾及其政治上的嚴重后果。本文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李斯并非一概反對“逐客”，而是反對“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像韓國派來的借幫助修理渠道而另有所謀、別有所懷的，當然應當“逐”，而且也必須“逐”。理解本文渾然認為李斯是反對一切非族客，就屬誤解，就不明白李斯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了。

第四部分寫“五帝三王所以無敵”跟今天“逐客”的明顯不同，并指出“逐客”的嚴重危害。“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這是根據，這是社會公理，也是從政者的歷史經驗。《史記·索引》：“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李斯加以改造寫成“秦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又以此作為比喻和根據引出“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又以“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作為根據引出“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總之是因果緊扣事理分明，論證問題具有強大的箝制力。以上從正面說，接著再回到現實面前亦即秦王逐客是“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損害了自己幫助了敵人，結果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其實質只能是“藉寇兵而赍盜糧”。這里是從秦王著想，而不只是從自己的榮辱得失著想，因此語重千鈞，擲地有聲。從“夫物不產于秦”到“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又把“寶物”跟“逐客”聯系起來照應上文說明事理相悖，損己而利敵，進而說明國家必將危亡，以使秦王權衡輕重收回成命。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本文從秦國“跨海內，制諸侯”的總體戰略出發，高瞻遠矚縱論天下大事，尤其是援引秦國開基創業的鐵的事實來正面樹立一個使秦王不得不深信無疑的典范，來使秦王不得不繼承先輩的優良傳統，真所謂道理重大，內容深刻。這是一大優點。其次，揭示秦王對物的態度迥異于對人，點出標準不一，并明告秦王重在聲、色、耳、目，輕在興政治國草率從事將遭致國家危亡的結局。這里基本的論證形式是：A對則B誤，B對則A誤。既然認為B對，那么A就必然誤，而且后果不堪設想。這是第二個大優點。

從文章風格看，本文有感而言，富于感情，洋洋灑灑，縱橫馳騁，有如蘇秦、張儀的游說之辭，這是戰國文風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