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南行前集》敘》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云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郁，而見于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于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

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南行前集》敘，一名《江行唱和集》敘，是蘇軾青年時期首次發表的關于詩文創作的概括性見解。“南行”或“江行”，指從四川到江陵這條水上路線。嘉祐四年(1059)，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從家鄉四川眉山再次赴京，“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就沿途聞見，創作詩文一百篇，即斯序所道：“蓋家君之作，與弟之文皆在……謂之《南行集》。”此集收錄蘇軾詩作四十首，由于嘉祐四年出蜀前的《詠怪石》、《送宋君用游輦下》兩詩，被疑為偽作，因此，《南行集》中的作品當是蘇軾現存集子中最早的一批作品。

從《12南行前集>敘》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只有24歲的東坡深刻而又成熟的文學思想。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這是本篇的中心論點。文學作品寓理于情，抽象的理通過具體的、充沛的感情表達出來。如果缺乏一股一發而不能遏止的激情，作品便不可能產生強有力的藝術效果。工，指工巧，引申為出色，這一動人之處，實在是不以作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屈原因憂愁怨思至深乃作《離騷》; 司馬遷“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在身心遭受極度痛苦的折磨中而完成輝煌的巨著《史記》。王充《論衡·超奇》有云：“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精誠由中”便是“不能不為之為工”的前提，思深而語壯，情切則辭達，蘇軾是深知為情造文的堂奧的。不特前人的成功之作與符合藝術規律的見解給予蘇軾巨大的影響，而且家君蘇洵對他的教育、啟發，使東坡先生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進一步的總結。《嘉祐集》卷十四《仲兄字文甫說》寫道：“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 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此天下之至文也。”又說：“昔者君子之處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 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可以看出蘇洵的“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與蘇軾的“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的血緣關系。“不得已而功成”，“不得已而言出”正是“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的出處。然而蘇洵只是說明了不能為作文而作文的道理，“天下之至文”只是“無意乎相求，不期相遭”的靈感所來。而蘇軾的話則更為明確，“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在這里既強調了為文要有興會靈感，作者宜避免搜索枯腸、向壁虛造，要到胸中富有積蓄、不吐不快時，才可秉筆; 又指出好文章直接來自現實生活，激情和靈感須從“耳目之所接”的審美感興中自然地升華出來。只要外界事物“有觸于中”，就是“不能不為之為工”，就是“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 只要有真情實感，就不是為文而文。蘇軾把文學當作因觀實生活而引發的思想感情的表達。與理學家、政治家的文學載道明理說劃清了界線，這便導致在藝術風格上對自然、平易文風的追求。

“山川之有云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郁勃而見于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這里蘇軾以山川的云霧，草木的花果為例，說明它們在內部充滿生機，所以在外部也有相應的反映;想要沒有這種反映，是不可能的。比喻作家由客觀現實而產生的強烈感受，應該“有所不能自已”地自然流露出來。蘇軾一生的文章，確確實實地做到了這一點。他筆力縱橫，揮灑自如，輕快流麗，舒卷隨心，極少斧鑿的痕跡，他稱贊謝民師的作品“大略如行云流水”，其實正符合他本人自然平易的文風特點。問題的關鍵在于，寫文章如果脫離生活，生硬造作，那么，即使有一點文字底子、寫作技術，也必然寫不出富有真情實感的好文章。作家只有“充滿郁勃”于內，才有可能“如行云流水”于外，蘇軾把追求行文的自然和有激而抒、有感而發的“不能不為之為工”結合起來論述，既強調了真情實感的源泉，又強調了真情實感的結果，這就是四十多年后，他在《答謝民師書》中所總結的“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崇尚自然的文藝思想，最早發軔于老莊。在詩歌領域較為明確提出來的是鐘嶸。鐘嶸主張“直尋”，主張“自然英旨”，主張“真美”。但是，作為一種普遍的審美理想，在創作中廣泛地為詩人們所共同追求，則是盛唐時期的事情。李白激賞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岑參謳歌的“清水一片光照人”的自然美，都為盛唐時期大量的文學作品的實際所證實。遺憾的是鐘嶸沒有創作成就，李白等人又不是理論家。到了北宋，理學家以文為載道之器，窒息作家的性靈。程頤就說：“圣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這就把一般的抒情言志之作定為害道之文的論據。就連早于蘇軾的文壇盟主歐陽修也重道輕文，認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蘇軾則繼承了自老莊以來崇尚自然的美學傳統，強調文學是抒發生活感受的，它來源于客觀現實所引發的激情和靈感。它是從胸臆中不能自已而出的渾然天成的東西，“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值得注意的是，《12南行前集>敘》是蘇軾創作生涯剛剛開始時撰就的。自此，東坡先生便以作家兼文論家的身份出現在北宋文壇上。而他揭橥的文學“不能不為之為工”的理論旗幟，指導著他一生的創作實踐。這一符合藝術規律的見解，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文章學的角度講，《〈南行前集〉敘》也是一篇優秀的論說文。文章緊扣“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的主題，層層論證。先以充滿勃郁的山川草木形象地說明之;次以家君論文作為旁證;再以侍行適楚的所見所聞，從正面揭示“不能不為之為工”的道理;最后以“得于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回扣主旨。論述極有邏輯層次，文字簡約、自然，而思理全出，堪稱古代序文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