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養才》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庭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于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于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舍其弓以揖讓于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 才難強而道易勉也。

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以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眾人所勉強者耳。何則? 奇杰之士，常好自負，疏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歡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于向，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 夫其不肯規矩以事禮法，而必自縱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

古之義奇杰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于外。故不待于恣而后為樂。今則不然，奇杰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禮而自快耶? 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 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雜治之事，而后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于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杰，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庭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杰之士，復有困于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杰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為奇杰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杰之所為，必挺然出于眾人之上。茍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杰，而真奇杰者出矣。

蘇洵的《養才》是篇觀點新穎的論文。其文論述養才取士的問題，與傳統觀念大異其趣。在封建時代，儒家取士的標準是德才兼備，才德不可兼而有之時，往往是取德棄才。蘇洵在文章里鮮明的提出愛才、重才，這與傳統觀念是大相徑庭的。漢末的政治家、文學家曹操曾說其人只要確有才能，即使不孝也可任用。因此后世議論不休，這幾乎成了曹操的一條罪狀。身處宋代的蘇洵，他是飽學之士，不可能不知道曹操在用人問題上所受到的非議，然而，他仍然撰寫《養才》一文，力圖從理論上說明養士重才的問題，不能不說他是有些膽識的。

文章首先提出一個觀點：“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勉強是指只要努力便可達到的境界。“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仁義信廉四字，概括了一般人所說的德。煦煦，行小惠的樣子。孑孑，孤立的樣子。片言即半言，也就是半句話。以行小惠當仁，潔身自好為義，不食半句話當信，不要小利益當廉，古代的所謂仁 義、信、廉并不只是這些東西。但是，天下人也不說這些人就是不仁、不義、不信、不廉。這類所謂的德是不用什么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另一類人的情況則不同：他在朝庭，百官便規矩;他在邊疆，四夷就畏服;在事務繁雜、緊張的環境里，他不忙亂;處在緊急公文來往不斷的地方，他不迷茫; 做吏就能做好吏，當將就能做好將，象這樣的人，不是天生的智慧，長就的性情嗎? 這是不能光憑努力就能達到的。蘇洵并列地擺出這兩類人的現象，隨后分析道： 道與德是可以經過努力而獲得進益; 才智呢? 卻不是用力氣可以拔高的。接著，他用假設的辦法來證明這個觀點。有兩個人，一個會揖讓，一個會騎射。一般人都認為會揖讓的人懂禮貌，是賢者。但是，善揖讓的不一定會騎射。而會騎射的人只要扔了弓也揖讓起來，未必就不合禮儀的規范。這說明增進才能很難，而掌握禮貌就容易多了。蘇洵這種假設的論證方法很象孟子的文風。孟子在游說諸侯時，就常常用自撰的故事去說明抽象的道理。蘇洵的好論辯固然是孟子之風格，其論說的手法也巧妙地借鑒孟軻，此處便是極好的例證。

蘇洵父子強調“言必中當世之過”。蘇洵反復告戒蘇軾兄弟，要“有意而言。”據蘇軾回憶，其父蘇洵與京師卿大夫游后歸家，對蘇軾說：“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于是他要求文章“鑿鑿乎如五谷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這篇《養才》也是如此，他闡明了德可以努力達到，才卻不一定通過努力可以拔高，然后，立即聯系當時的現實：“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以上”。并且還振振有詞，說：“我貴賢賤能。”結果呢? 蘇洵指出： 不但讓才者遭遺棄，而且，他們推崇的德也不能感化人。最后的結果是德才俱失。蘇洵分析道，那些人為什么如此呢? 即對有才的人缺乏全面的看法。那些有才能的人往往不被世俗的眼睛認識。因為“奇杰之士，常好自負。疏雋傲誕，不事繩檢。“甚至還違反法律，觸犯刑禁，叫號歡呼 發泄一時的快樂，而不顧禍患。有的酗酒使氣，輕世傲物，情緒發泄完畢飄然遠去，不拘泥于禮法。這樣，他們便容易為人誤解。但是，這些奇杰之士，一旦幡然醒悟，留意禮儀，便是彬彬君子了。有才的人不拘禮法，必然放縱自己，做些違背禮法的事，這是上等人的過錯。其錯誤也是一般庸人所不及的。

“言必中當世之過”，也即“救時”、“濟世”。蘇洵并不只是抽象地、原則地“微言高論”一番，也不僅僅是把別人埋怨痛罵一頓。而是要不僅指出“當世之過”在何處，還要通過“反復論難”，具體分析，找出切實可行的糾正過錯的辦法。于是，蘇洵從古代去找方法，他提出：“古之養奇杰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這是蘇洵開出的藥方。象其他文章一樣，蘇洵又以古今對比的方法，指出在當時的社會，奇杰之士“無尺寸之柄，一命之爵”，其奉祿也只“斗升”之微，這樣，奇杰之士便難免越法逾禮而自找快樂。如此，怎么能用法去約束他們呢? 法管不住，又用刑，那么奇杰之士便遠走高飛了。一旦國家動亂，邊患發生，再用優詔去請，用高官厚祿去籠絡，奇杰之士的心早冷了，又怎肯為國出力呢?蘇洵這么論述在于強調平時要養士，急時才能堪用。

這里出現一個問題，即太平無事為什么要養士呢?蘇洵又用歷史事實來證明：周公當政的時候，天下大治，四夷臣服，在朝的士大夫也稱職。那時，雖有奇杰之士，也沒地方安排了。而且，禮法風俗都很細密，朝野無不循規蹈矩。如此說來，就不必養士了嗎?不然，周公制定的“八議”中，還有一條是“議能者”，對比當前的現實，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同周公掌權的時代相比，而且大量奇杰之士官卑職小，生活窮因，那么還反而“不議能者”，這是可寬恕的嗎?蘇洵疾呼應該“哀其才而貰其過”，哀，憐惜也，貰，赦免也。這句是說要愛惜其才能而赦免其罪行，這里出現一個問題，即奇杰之士犯了罪能得到赦免，那么，天下人都會以“奇杰之士”自命，以求赦免過失，這樣豈不會出現“潰法亂教”的局面嗎?蘇洵承認“是則然矣”，即可能有這種現象。但這并不可怕，因為真正奇杰之士必然與一般人不同，可以讓他們用已取得的成功去贖取罪過，對于那些還沒有建立功勞的，就派他們去辦難辦的事，并要求做出成績。這樣，一般人就不會去冒充“奇杰之士”了。只有大家不敢以“奇杰”自命，那時，真正的奇杰者便脫穎而出了。

可見，蘇洵“養才”的觀點是同儒家傳統的觀點不盡相同，有其獨特之處，這是此文的突出特點。在寫作上，仍是采用反復論辯的方法，所以將道理講得明白透徹。這些又正是蘇洵的“言必中當世之過”的寫作主張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