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曾鞏《醒心亭記》原文|注釋|賞析
曾鞏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
凡公與州之賓客者游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云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眾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 其可謂善取樂于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
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于上,吾民給足而無憾于下,天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 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跡,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后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歷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曾鞏的《醒心亭記》撰于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八月,是應其宗師歐陽修的托咐而成。由此“記”文的內容與趣旨似可斷定,它理應與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和《豐樂亭記》為渾然一體,無疑堪稱一組絕妙的姐妹篇章。不過后人常指“醉翁”、“豐樂”二記為傳世名著,至今膾炙人口,反倒將曾子固的《醒心亭記》冷落了。雖然三記的品評上下或可分出高低;但無論從題材記述的完整,題旨深化的境界,還是從藝術鑒賞的角度,只讀“醉翁”、“豐樂”而不讀《醒心亭記》,恰如管中窺豹,終不能見其完整全身,也就無法體味二記的欣然天成,匠心獨運。反之亦然。且“醒心”一記后出,其立意謀篇,結構布局,文勢起合,乃至文法句法,都必定受前面二記的轄制與影響,如果說歐陽修作《醉翁亭記》和《豐樂亭記》,筆墨文思還無意于“渾然一體”;那么曾子固寫《醒心亭記》時,就不得不用心地斟酌三記的和諧與詳略了。毫無疑問,這種“無意”和“用心”并不能阻止歐、曾各自風格的體現,卻正是“醉翁”、“豐樂”二記久傳不衰,《醒心亭記》獨有其妙之所在。
“環滁皆山也”。歐陽修以五字凝煉,總領起三記的地貌地理,概括出姊妹篇章的落墨有據。而滁州“西南諸峰,林壑尤美”,(《醉翁亭記》)山勢回抱,水泉甘冽。這才有宋僧智仙者先建“醉翁亭”(名晚出自歐陽氏“記”文),臨于瑯琊山麓之釀泉;歐陽修繼筑“豐樂亭”,辟立在大豐山北麓之幽谷泉側;又增構“醒心亭”,僅距“直豐樂之東幾百步”之遙。后二亭雖晚起,卻翼然憑添絕好風景,令人賞心悅目,流連忘返。更兼歐陽修公以太守“醉”、“樂”、“醒心”之余興,以文壇大家之手筆,欣欣然作“醉翁”、“豐樂”二亭記。一時“遠近爭傳,疲于摹打”(《滁州志》),而佳話與趣軼亦隨佳作齊名。不過滁州三亭雖各為山水增色,唯僅有二記以傳布其妙,終不免為憾事。所以歐陽修書寄曾子固,邀請他撰《醒心亭記》一篇,以記述增筑攬勝之舉,以促成“渾然一體”、之愿,以饗世人“多求其本”之心。曾氏遂應允。于是受囑為文,或難或易亦盡在其中了。
作者切文題而落筆,首節文字簡潔明了。先述醒心亭的具體位置:“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繼而指出筑亭的時間“歐陽公作州之二年”(1046);又詳明與“豐樂亭”的聯系:“直豐樂之東幾百步”。指物記事,交代準確,且敘述平實自然。其中“得山之高”四字單提,實已點出“醒心亭”的與眾不同處。為下文設埋伏筆。唯末句“使鞏記之”順勢收頓一節文字,顯得極其自然貼切。“使”字由上文而來,主體仍是歐陽修。行文間盈溢著作者對歐曾師生之情的“且喜且幸”。看似作者無心,而文勢蓄聚已見端倪。
據考,曾鞏作《醒心亭記》時,已二十九歲,雖然他“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曾鞏墓志》) 且“未冠,名聞四方”(《曾鞏行狀》)。但此刻仍就讀于京城開封之太學。不過歐陽修已負謗遭陷,由京城任知掌制誥,貶謫為任知滁州。遂于慶歷五年 (1045) 十月抵郡。歐陽公有感于自已政治生涯中的二次被貶 (第一次是在他三十歲時因諍諫痛責高若訥,即著名的《與高司諫書》,落職峽州夷陵令),一度郁悶頻生。他常借公務之暇,率眾出游。寄懷于滁州的山秀、林深、水清之間。他辟筑二亭,連撰二記,抒情寫志于“醉翁之酒”,“與民共樂”之內。及至“仰而望山,俯而聽泉”,醒心明目,“久而忘歸”,遂有三亭缺一“記”,雖直抒胸臆而意猶未竟之感嘆。可見“使鞏記之”四字,既含有歐陽公欲求曾文,以補郊游宴樂圖之缺篇; 又顯示出作者決意傾心盡力。以促成三記的合璧聯珠。而歐曾間以文會友的君子之交,師生之誼已顯然。
雖如此,曾鞏撰《醒心亭記》未落筆時已有數處為難。命題作文,宗師親審,曾子難免惶恐愈加,分外用心。此為一; 有“醉翁”、“豐樂”二記在先,況文壇大家手筆盛名,何能試比? 此其二; 從感懷“醉翁之意不在酒”,到唱嘆“天下之平久矣”,文章蘊藉幾盡。此其三。凡此三難處使曾子固不得不另辟蹊徑。全篇舍棄了對“醒心亭”所處環境與背景材料的闡述,以避免與“醉翁”、“豐樂” (尤其是后者) 二記相重復。作者對所記景物作精心剪裁,著力于“醒心”二字的或字面故實,或命名內涵的揭示。指出了三亭之中“醒心亭”的獨特功用。所謂“豐樂以飲”。“醒心而望”,對歐陽公率眾出游來說,“醒心亭”乃終游勝景。“飲少輒醉”也好,“豐年之樂”也罷,歐陽太守游興所至,“或醉且勞”,唯“醒心”能釋解。所以作者連用二個“必即”,“必即豐樂”,“必即醒心”。首先突出“醒心亭”在郊游宴樂之中的地位。“凡……則”句式的直意即在點出“醒心亭”為游宴者所必到之處。
“醉翁”、豐樂”二記都點明兩亭命名的趣旨。前者以“蒼顏白發”、“自號曰醉翁”,亭名亦憑“太守自謂”; 后者因深藏豐山幽谷,兼得“安此豐年之樂”,“遂書以名其亭焉”。曾鞏亦翻出新意,由“醒心而望”四字,連迭數層。由小及大,由近及遠。“望”眼前亭景四鄰,“望”遠處林壑諸峰。一個“望”字將滁州之美盡攬收眼簾:“群山相環”、“云煙相滋”、“曠野無窮”、“草樹眾而泉石嘉”。望中亦很有層次: 山、云、曠野為遠景飄逸; 草樹泉石為近者映輝。直至人人“目新所睹”、“耳新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于是“醒心”亭名的內涵寓意或可辯識。然“或醉且勞”原應歸返。然而一即“醒心而望”,則“更欲久而忘歸”。可見“醒心亭”自有勝過二亭之處。唯其勝處亦由“望”字來,人游宴者之心腑神竅,無怪乎“目新”、“耳新”、“心灑然”。此時反觀首節的“得山之高”,伏筆可謂精巧。唯其登高遠眺,才能有“望”。也才能“望”出遠近雄奇清幽,也才能“望”出太守胸中的心地曠達、“醉、樂、醒心”。作者此處的想象極豐富,“望”字以下,語辭質樸而生動,而一意連出數層,行文卻毫無板澀平淡之感。繼而作者又翻“醒心”二字的故實出典。韓愈有和友人劉伯芻“三堂”風景詩次韻二十一首,其中《北湖》詩云:“聞說游湖棹,尋常到此回。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所以曾鞏文中稱“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句,可證歐陽公命名有據有實。
文中首節的“使鞏記之”四字,自然是曾鞏由歐陽修的來信中得出。雖信之原句不得而知,但“醒心而望”之意或已點撥。考歐陽修《與韓忠獻五書》中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即滁州)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構小亭于泉側。”實際上講得是幽谷泉與豐樂亭的由來。至于“醒心亭”的增筑,拋開“醒心”二字的故實與“望”意,似與歐陽修的本心相關。所以,曾鞏稱歐陽修“善取樂于山泉之間”,又善“名之以見其實”,無疑是領會了“使”字的含意。
曾鞏將筆墨濃聚于對“醒心”二字的揭示,力圖循歐陽修的“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之宗旨。所以他結撰全篇時很注意層次的折轉。“豐樂以飲”、“或醉且勞”、“醒心而望”,將郊游宴樂的過程分解為“樂、醉、醒心”三個階段。“飲樂”與“勞醉”不專費口舌,唯在“醒心”二字的小題大做。
“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作者更宕開新旨,以“吾能言公之樂”另起文章之趣境。歐陽公作二記,先以“醉翁太守”之筆抒發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學傳統;繼又以“宣上恩德,與民同樂”之唱嘆,作“天下之平久矣”的溢美。曾子固則巧出“吾能言之樂”。獨發機杼,更是語出驚人。作者上節已稱歐陽修“可謂善取樂于山泉之間”,此時又說“公之樂”,并非在“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前后似乎矛盾,所以二節末一句中“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凡十字,在曾氏諸多的文集版本里無存。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干脆講“宋本無此十字,有此便與后‘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二句違反。”后世校點選評時,亦每有舍去者。其實,何氏所論無非一家之言。舍之有理;存之亦然。由“取樂于山泉”到“所以寄意于此”,曾鞏的筆觸由淺入深,何嘗不能稱之謂題旨的深邃若揭;于人于事的醒心明目乃是三記所喝起的大旨大要。以此觀之,何來“二句違反”之憂?
曾鞏以又一組排比句式,道出“公之樂”的所在。“君優游”、“民給足”、“學者皆為材且良”、萬物“生者皆得宜”。由“能言”又翻作四層,君民的“無為”、“無憾”;學者與萬物“皆材”、“皆宜”。作者層層生發,充分調動起想象、推理的藝術手段。堅持小處落墨,大處著眼。使段落與文句的綰連自然而縝密,錯落有致。曾鞏利用“吾能”、“吾君”、“吾民”三個吾字,帶進作者的情感與判斷,讀來親切、曉暢又別有韻味,而語辭的豐富內涵,給人以啟迪。
本文末節文字乃《醒心亭記》的畫龍點睛之處。曾鞏將韓愈、歐陽修這樣的文壇大師與“醒心”二字相連。以“同游之賓客”能與歐陽修的同樂同飲,卻不知今日“公之難遇”。用反問句“其可不喜且幸歟?”作結全篇,且問且答; 問是虛,答是實。對眾人來講,“且喜且幸”將“飲樂”、“輒醉”、“醒心”的郊游宴樂圖賦之以新的涵意。對曾鞏個人來說,以太學晚生小輩而能受到大師提攜若此,其倚托盛名,使記文得以傳世,實為可喜可賀、值得慶幸。這末一節的行文感情濃烈。稱贊韓、歐二人的品德文德,用詞極精確。如以“難遇”、“慕”、“覽”、“思欲見”諸詞,句句掬起作者的真情實意,又脫盡枯燥無味的空洞贊揚。在結構上又照應了篇首的“使鞏記之”四字,果真是“醒心亭”要“記之”,宗師的文才品德與胸襟更要“記之”。全篇的題旨至此亦不言自明。
歐陽修貶知滁州,歐曾間的往來便始終不斷。著名的《上歐陽學士書》即作于歐上任之后,曾鞏甚至還作《奉和滁州九詠》以應歐陽宗師的青睞。其中的一首《幽谷晚飲》有“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屢過”,“一時聳傳觀,千載激柔懦”兩句,或可證曾子固當跟隨歐陽修在三亭宴游過,不然和韻詩中為何指稱準確、明晰、辭語與情摯都恰到好處?所以歐陽修書寄曾子,“使鞏記之”,真是找準了著作者。也不枉歐曾相知、相識的一番君子如水,師生情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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