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曾鞏《送江任序》原文|注釋|賞析

曾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為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沖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籝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后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后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后世可守之法也。

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傅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 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 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后，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茍且決事哉?

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谷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 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余矣! 蓋縣之治，則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于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向而慮者矣!

于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序。

中國古代官制恪守千百年之成法，堅持地方官員“易地為吏”的政策。以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論，這無疑是項唯一可行而又利大于弊的制度。趙宋王朝鑒于唐代藩鎮割據、釀成“安史之亂”的教訓，對地方官吏結黨營私，徇情枉法，乃至遠偏一隅，自行其道種種危及朝廷統治的行為打擊尤其堅決。所以防止官吏利用久居一地的便利條件自成其勢，而調遣頻繁，任期日短便成為朝廷用吏的手段之一。就中央集權統治而言，這種“易地為吏”，任職期滿便頻頻“換防”的方法，自然便于維護朝廷的集權統治。但是對地方吏治的安定，政治措施的連續，直到任職官員的個人生活與工作，勢必人為地生出許多弊端和困難。曾鞏以自己多年在外地做官，顛沛州府縣邑的坎坷經歷，深感“易地為吏”之弊端與“就地為吏”之便利。所以作者以友人江任能近鄉為吏為幸事，寫下了這篇著名的《送江任序》。文中曾鞏竭力推重“就地為吏”，鼓勵江任充分利用熟習當地風俗民情之便，廣施仁政，造福人民。曾鞏的見解純從個人仕途的體驗出發，不免偏頗，但目的仍在糾補時政。而以贈序體散文論之，則因其氣勢充沛，敘事議論巧用對比，“一路突兀寫來”，句式靈活多變，筆墨蕭閑而多情韻，顯示了曾鞏文風之本色。

江任，《宋史》 無傳。據考，為宋真宗景德年問 (1004-1007) 進士，頗有詩名，官至秘書閣校理，泰州知府。此序文的撰著年代今已無考。但從行文內容推斷，曾、江的交往應是文壇兩輩人之間的以文會友。江任由知臨川轉赴知任洪州 (今南昌市) 豐城縣，或已是其晚年的又一次調遣了。唯其臨川、豐城兩縣“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谷之壟相入”，毗鄰相伴，雖“易地為吏”卻是“孰近于此”。在曾鞏看來，這次“易地”，如同“就地”。于政于民于江氏都是利大于弊的。作者正有感于此，欣然贈序一篇，文中的喜悅自得之情幾近勝過江氏。

然而，作者起筆卻落墨于“均之為吏”的“易地”之弊。所謂“中州之人”為官于“異域之處”;相距“萬里之人”反任職“中州”。“易地”若此，其種種弊端亦隨之而來。序文以開門見山的手法，將宋代地方官吏苦于“相易而往”，疲于頻繁調遣的情況率先點明。作者以兩個“或”字，鋪陳起一組人員地域的排比，形成強烈鮮明的對照。而“均之為吏”作為總領全篇的慨嘆，確實“入手氣派，大近柳州”(林琴南語)，給人以高屋建瓴之感。

以下作者歷數凡“易地為吏”者，必將遇到轉徙途中的艱難困苦;臨行之前的忙碌，行進時的顛沛;抵達后的種種困惑;以至新來乍到、人地兩疏，一時竟無法盡職盡責;直到“及其久”，又因任職期滿“可引而去”。如此反復，惡性循環，使“易地為吏”者常不能傾心盡力、勤政為民。曾鞏一生坎坷，家事國事纏身，嘗盡顛沛奔涉之苦。所以落筆時似有將滿腹辛酸與難言的激憤立時倒盡，一吐為快之感。此文語辭簡潔，準確，句式齊整、有力。作者先指出“易地為吏”行程乃至千里萬里，范圍由中州而異域，由東西南北而“海外之人”。“相易而往”四字，包含著多少“易地為吏”者的匆匆行色、半生辛勞。繼而，作者用一連串形象生動的描寫，詳盡地指明“易地為吏”途中的艱險。所謂“山行水涉，沙莽之地”，既有“風霜、冰雪、瘴霧”之“所侵加”;又有“蛟龍、虺蜴、虎豹”之“所抵觸”;更兼“隤崖落石”之“所覆壓”。這種種的“侵加”、“抵觸”和“覆壓”，無不時時刻刻危及著“易地為吏”者的人身安全。真可謂“易地為吏”的一紙朝命既出，卻使多少人“相易而往”，常陷于性命交關的境地。作者親身所歷，深明其害，苦不堪言。至于途中必備者，凡“籝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都需預作準備“而后動”;而日夜兼程，跋涉經年，“變更寒暑而后至”。可見“易地為吏”勞民傷財，弊端顯然。即使抵達易地任所，旅途勞頓還未消失，又立刻面臨著衣食住行的更改，水土氣候的變化，語言風情民俗的不同。許多意想不到的不了解，不適應，不習慣會接踵而來，常令人一時不知所措。所以曾鞏寫道“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以上列舉種種弊端，”一路突兀寫來，如崩崖墜石，賦色結響均佳”(《林琴南選評古文辭類纂》)。至此，文筆“略略作一停頓”，(同前)使行文的氣勢戛然起伏，給人以新來乍到千頭萬緒，“似萬萬無可著手”之感。這“變難遵”“情難得”二句在語勢上呈停頓之功，而其文意則既有總結，又有轉折的承啟自如之妙。

由兩“難”又引出下面敘中有議的一段文字，行筆滿懷慨嘆。所謂“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其中“愁”“嘆”“思”三字乃切膚之語，使人如窺視府衙宅策之內“易地為吏”者的困惑不解，以及難以言表的苦衷。可見“易地為吏”之弊，不僅是耳聞目睹的勞頓和艱難，更是對為吏者身心精神的無形摧殘。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弊端，其危害卻是最大。輾轉到此，而人心思歸，“易地為吏”的目的自然難以達到。于是作者痛下斷語，雖“及其久”、“習已安”、“蔽已解”，卻因“歲月有期”，將被迫“引去”另任，重又陷于新一輪“易地為吏”的弊端中。曾鞏就此深刻地指出凡為吏者：“不得專一精思”，又不得“修治具”、整頓條律制度，那么即使有心勤政為民，欲推廣“天子及下之仁”，傳立“后世可守之法”，也是難以實現的。作者寫“易地為吏”的弊端由“相易而往”起始，以“歲月有期”、“引而去矣”作結，儼然是一次“換防”的全過程。曾鞏以這種首尾呼應的方式，實出了“易地為吏”其弊遍于各個環節的特點，由此可證為害的深廣。作者運筆自然而有層次，以敘述有序，敘中有議，順次鋪展開這一吏官制度的諸多弊端。而行文的語辭感情色彩強烈，記敘事物又多簡潔生動，語出有據有情。給人以情濃辭切，親身經歷的信實之感。未以不足“為后世可守之法”，結清上列各層文意。由“易地為吏”的制度掘出“后世之法”的要旨，將吏之本身所受的艱難退至為后，使寄寓著的危及吏治朝政的利害突出于前。作者為文向以“明圣人之道”，“發難顯之情”為宗旨。此處的意出文筆之外，仍著眼于社稷大法。然而，在形式激昂，文勢直貫而下的行文中，依然顯示出曾氏“醇乎其醇”的儒者風度。

二節文字單論“就地為吏”的便利。所謂“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曾鞏從個人的經歷體驗中，比勘對照“易地為吏”的諸多弊端。作者細心地羅列出“就地為吏”的種種長處、益處與便利。雖然大多是曾鞏的希冀與愿望，但作者寫來卻如數家珍，得心應手。作者向來主張就地、就近為官，“不在西封在東境”。首先即可免除奔旅艱難困頓之勞。所謂“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使為吏者消去了精殫力疲的第一弊端。凡是“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既不能侵吏之軀體，又不能攪亂其思慮，官吏的調遣變動并不成為身心的耗損，“就地”與“易地”的利弊也就很明顯了。所以作者用贊嘆的筆調宣揚這種制度的優越，到任之后“百體所養”，如“不出乎其家”;“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至于“山川之形，土田市井”，乃至民情風俗、語言習慣，由于為官不出鄉里，自然非常熟習。尤其是當地的“利害、得失、善惡”的發展規律都能了如指掌。對于這些，為官吏者不是兒時即有“所聞”，便是親眼目睹，親身游歷; 至少也能從鄉里的先輩長者處得到指點。為官吏者對任職諸項事宣能諳熟到這種程度，還發愁有什么事辦不好呢? 作者的個人經歷坎坷，體驗非常細深，所以筆下所指能從大到小，從物到人，從行動到體味。一一敘出井然有序，由表及里，給人以細膩入微之感。對應于“易地為吏”的處處艱難，“就地為吏”的便利真是時時可見。作者構筑這種對比時，仍將宗旨落在兩種吏治施行的效益與結果上。所以曾鞏說當官能做到“專慮致勤，營職事”，“宣上恩”“修百姓之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就地”“就近”的制度。為官吏者處理公務，審決刑賞與計劃，能“斷于胸中”，從容不迫，也是得之于“就地”“就近”的便利。因此，作者反問一句“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茍且決事哉?”果然是理直氣壯，有根有據。曾鞏闡述各“用于其土”之便，同樣著力于敘中有議的章法，作者內蓄的蘊藉隨著便利一條一處的明示，使行文同上節的激憤截然相反，語辭間滿含著由衷的感嘆與喜悅，隱寓著對江任的近鄉為吏極表羨幕和慶賀之情。然而作者在二節的文字中也同上節一樣，只字不提江氏，使文題所指似乎游離其外。這種由遠及近的手法使文章脫離了一般贈序文的俗套，而題旨飛出行文之外，為全篇平添逸趣，亦增其可讀性。

末節的筆觸才回到這篇贈序文的題旨：為江任君由臨川轉赴豐城任職作臨別贈言。作者在上文極貶“易地為吏”之弊，贊賞“就地為吏”之利，此時此處卻不去作對號入座式的陳述，只一味指稱二地接壤，便利自得。所謂有牛羊、樹木、果蔬、五谷的“相交”“相入”，果然是“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曾鞏真誠地為江任慶幸，相信江氏在新任上必將有所作為。作者這時將筆墨集中于對江氏人品與才能的評價贊揚。文中以“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突出江氏的秉賦、清政與好學不倦的品格。作者斷定豐城有了江任去治邑，他只須稍作努力，定然事倍功半，其原因就在于“就地為吏”。以江氏的政績與能力，治理豐城實在是綽綽有余。送江氏上路總要講幾句吉祥祝福的話語，曾鞏不提希望，不寫鼓勵，反別出奇思，說豐城的“縣之治”則因江氏的到來，必定會使“民自得于大山深谷”，而州府也自此無左顧之虞。作者的用筆在于“不言縣之得人，而言州之無事”，(林琴南語)由此反襯出江氏得益于近鄉為吏，使州府均能無為而治。豐城雖“大山深谷”之地，以江任為其吏“孰近于此”論之，“江西之慕府，無南向而慮者”，必然是意料中的事。

曾鞏長于議論，每每窮盡事理。如此文雖是友人間的贈序短文，卻能立意新奇，脫盡舊習成法。作者欲揚欲抑，或褒或貶，態度鮮明。寫“易地為吏”之弊，“一路突兀”，文氣直貫而下;贊“就地為吏”之利，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全篇由文題生發，掘出新意，蘊藉似飛出紙外;結語又歸回題旨起始處，文字前后照應，使結構散而不亂，自成統一。所謂“筆墨蕭閑”的曾南豐之本色，在本文中則多以對比與敘論的巧妙融合，句式的駢散、長短的錯雜，以及不動聲色之中的一路鋪陳排比，使作者的思想與風格才得以最充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