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上梅直講書》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鸮》，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行，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夫子猶然而笑曰：“回!使爾多才，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后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余年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茍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茍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愿與聞焉!

宋仁宗嘉祐元年 (1057)，蘇軾、蘇轍兄弟赴京參加禮部考試。這次考試的主考官是身為翰林學士的歐陽修，參評官是梅堯臣。據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記載：“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夏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考試之后，蘇軾寫了這封信給梅堯臣，向其表達了自己對歐陽修、梅堯臣的崇敬和感激。梅直講即梅堯臣，字圣俞，北宋著名詩人，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成員，直講為學官名，即國子直講。始于唐代，主要協助博士、助教講授經術。

文章首先由古人說起。“軾每讀《詩》至《鴟鸮》，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鴟鸮》為《詩經·豳風》中的篇名，是我國最早的禽鳥詩。詩中以一只哀怨辛勞的雌鳥在艱苦處境中，辛勤勞瘁地營筑巢室時發出的哀鳴，“鴟鸮，既取我子，無毀我家，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控訴了統治者對勞苦民眾的剝削、壓迫，詩有興托而《尚書·金滕》、《毛詩傳疏》卻認為此詩是周公平定東方叛亂之后，由于周成王誤解他，寫給成王向其表白心跡的詩。蘇軾顯然是贊同后一種觀點。《君奭》是《尚書》中的篇名，武王死后，周公、召公共同執政，稱為“共和”。當時流言說周公有野心篡位，召公也將信將疑。于是周公寫了《君奭》、向召公表白，愿與召公互戒互勉，共同輔佐成王。因此蘇軾每讀至此，“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后來從《史記》中又讀到了孔子受厄的事。孔子被陳，蔡的大夫圍困于郊外，斷糧斷炊，卻依然安然講學，“弦歌之聲不絕”。孔子問弟子顏淵、子路：“不是犀牛，不是猛虎，卻奔波于曠野，是我奉行的道不對嗎? 為什么落得這種地步?”顏淵回答道：“您的道是至大無比的，所以天下容納不下，但是這又有何妨呢?這樣才能夠體現出您的君子本色。”孔子為之釋然。雖然孔子師徒當時汲汲傳道的行為，為天下所不容，但他的弟子們卻安然處之，知足自樂。蘇軾對此感觸頗深： 象召公這樣的賢者，象管叔、蔡叔這樣的同胞手足、骨肉至親，卻不能夠理解周公的用心，反而懷疑他企圖篡位。周公徒有富貴，但是卻沒有知已，這種富貴有什么用呢?孔夫子當時雖然困頓貧賤，然而卻有眾多弟子的理解，“天下之賢才”都與之共享其樂。蘇軾認為“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這一段作者引經據典，援引兩處古例，說明徒有富貴，而無人理解，不如處境貧賤而遇知已，表現了封建文人重名節，輕富貴，通達脫俗的精神境界。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當他聞知歐陽修的大名，聽說他品行高尚，學識淵博，有如孟子、韓愈之徒。也聽說了梅圣俞的大名，知道他是歐陽文忠公的同道摯友，等到后來長大成人，能夠看他們的文章詩詞，才從他們的文詞中看出他們的為人超脫世俗，隨遇而安，自得其樂。有心前往拜見，但是自忖自己學習詩、詞、賦剛剛入門，才疏識淺，沒有資格進見他們。因此到京師一年多，未敢前往拜見這些當世大賢。這里蘇軾向梅堯臣傾述了自己對歐、梅二人仰慕已久，而又沒有前去拜見的原因。爾后，蘇軾又講到最近的這次考舉，“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蘇軾、蘇轍兄弟進京入試，時逢歐陽修知貢舉，實行科舉改革，推行樸實平易古文，打擊那種求深務奇的浮艷文風。蘇軾兄弟的文章以兩漢文辭為宗師，文章質樸無華，語言平易自然，因此受到歐陽修，梅堯臣的好評。梅堯臣將之推薦給歐陽修，歐陽公閱畢大喜，連聲稱道：“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讓他出頭地也!可喜!可喜。”并斷言蘇軾最終會超過他：“更之十年，無人道著我也。”(《與梅圣俞書》)唐宋舉士，時興溫卷之風。唐朝舉子入京，“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后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趙彥衛《云麓漫鈔》)到宋代沿襲唐風，則蘇軾卻“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同囑)”，一舉成名，除了自己的才學之外，與歐陽公，梅公這樣的“伯樂”的提攜發現是分不開的。自己仰慕已久的前輩賢者，一下子變成了自己的恩師，蘇軾此時的感激與興奮之情，可想而知。他進而說道：“人不可以茍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茍且求得富貴，白白沉淪于貧賤，這些都不足取，只有成為歐陽公、梅公這樣兩位大賢的學生弟子，才是值得慶幸的。與這樣的幸運相比，即使僥幸做了一個小官，“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不如做大賢人的弟子樂。知足者常樂的道理，是古代的賢人、名士追求的思想境界。文章收束歸源，又收回到梅堯臣身上：“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梅堯臣公為北宋著名詩人，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與歐陽修、蘇舜欽齊名，被稱為宋詩的“開山祖師”(劉克莊《后村詩話》)，然而他雖“名滿天下”，在仕途上卻一直不順，不過做了國子直講這個五品小官，但是梅堯臣卻毫不介意，“容色溫然而不怒”，泰然處之，他的文章也寫得“寬厚敦樸”，沒有流露出絲毫怨言，蘇軾認為這表明梅公真正領悟了人生的哲理，因此愿意向他請教這個問題。

蘇軾與梅堯臣相差35歲，梅是其父蘇洵的朋友，兩個人常有書信交往。蘇洵于嘉祐元年率二子赴京師進謁歐陽修等，后返回四川，歐陽修將其文章推薦給朝廷。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蘇洵赴闕應試，蘇洵寫信給梅圣俞，表示自己不能赴京。蘇洵曾作有《老翁井銘》和《老翁井》詩，盛贊家鄉有老人泉、老翁井。詩中說到：“井中老翁誤年華，白翠石沙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跡，井面團圓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 無事紛紛驚牧豎，改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梅圣俞接到蘇洵拒絕赴京應試的書信后，作《題老人泉寄蘇明允》詩，勸蘇洵進京，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 蘇子居其澗，飲水樂未央。淵中必有魚，與子同徜徉;淵中茍無魚，子特玩滄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嘆，出為盛時祥; 方今天子圣，無滯彼泉旁。”蘇軾在其《書梅圣俞》詩中亦說：“先君與圣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圣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蘇洵聽從了梅圣俞的勸告，準備人京赴試，因病未果，可見梅公對蘇洵的影響之大。作為后生晚輩，在對恩師表達自己的推崇和感激之時，“初遇知已”時的歡欣喜悅之情也難以抑制，這些都在文章中很好地體現了出來。

文章第一段引經據典，論述古人，看似與主題無關，實則是為后文作鋪墊，周公胸懷治邦濟世之才，誠心輔佐成王，都不為世人理解，與其共事的召公對他存有戒心，連親兄弟都懷疑他。而孔夫子師徒雖厄于陳、蔡，卻知足自樂。在這一貧一富，一不遇之悲，一知己之樂的強烈對比之中，作者“周公之富貴”，“不如夫子之貧賤”的結論，自然而然地得了出來。文章用典貼切，對比鮮明，文理明快暢達，議論雄辯有力。作為一封道謝信，本文感情充沛，態度誠懇，文章飽含對前輩恩師的感激之情，又充滿后生學子渴望追隨前輩，學習圣人之道的精神，行文揮灑自如，毫不雕飾。語言平易自然、明白曉暢，頗能顯現出蘇軾坦誠、開朗的個性，以及蘇文如行云流水的風格，是書信體散文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