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柳宗元《駁復(fù)仇議》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于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并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 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后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蓋圣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tǒng)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吁號不聞; 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沖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zhí)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 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zhí)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仇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 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jīng)背圣，不亦甚哉!

《周禮》：“調(diào)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 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又安得親親相仇也? 《春秋公羊傳》 曰：“父不受誅，子復(fù)仇可也。父受誅，子復(fù)仇，此推刃之道，復(fù)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 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仇者哉? 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柳宗元的《駁復(fù)仇議》是一篇奏議體散文。在古代文體中，奏議體淵源流長，門類繁多，而其內(nèi)容龐雜。舉凡朝臣對人君的上書、廷議、對答，或請求、或謝恩; 或陳述、或辯駁; 或按劾政事人事，或析分識見異同，無不自成一套固定的程式和辭令。奏議體的形式則由初時的多用口語，到后來的形諸文字。其文體門類的名稱，更隨著漢朝制訂禮儀，由分“上書”為四品： 章、表、奏、議，逐漸衍化出“疏”、“書”、“封事”、“札子”、“彈事”、“對策”、“箋”、“狀”等多種。由于君臣等級森嚴，此類上行文體又各有其行文的具體要求，或“徹以閑雅”(《文賦》)、或“辭令有斐”(《文心雕龍》)，指稱無不明確嚴格。

就“議”而論，劉勰更指出“周爰咨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同上)。因此所謂“議”體文就是評議朝政，審度對策，考察事體的宜或不宜。凡撰“議”文者，應(yīng)直陳己見，貴在簡潔明朗。而“駁議”則由“議”體派生，旨在表示不同的見解。對某事的庭議不一，遂有“駁”，即反駁。批駁他人論點，闡述自己的識見，可見“駁議”無疑是種駁論文字。陳懋仁《文章緣起注》有“漢興，始立駁議，雜議不純，故謂之駁”的注釋。而蔡邕的《獨斷》則早已指明所謂“駁議”者，“若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憨議異”。陳，蔡二文或可詮證“駁議”文的由來與概貌。可見批駁的目標、靶矢明確無誤，闡發(fā)已見的簡潔明了、直達胸臆，正是此類文章最鮮明的特征。

就文題而論，此處的“復(fù)仇”二字，乃指為報父兄之仇而持刀殺行刑之吏的案件。古代經(jīng)典中對這類“個人復(fù)仇”的案例多有記載。《孟子·滕文公下》稱“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nèi)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fù)仇也’。”似證“復(fù)仇”一詞由其初始即與宗族親屬相關(guān)聯(lián)。至于有唐一代，此類個人復(fù)仇案件更時有發(fā)生。因其與國家法律和封建禮教或背離、或相符，以至朝政有司在處理時寬嚴不定，暴露出歷代對個人復(fù)仇是否合“法”合“禮”的認識始終不能統(tǒng)一。致使唐朝庭議每有爭執(zhí)，各持己見。柳宗元的這篇《駁復(fù)仇議》便是專對前人陳子昂《復(fù)仇議狀》的觀點直發(fā)駁難。作者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對陳氏“建議”予以全面的剖析駁斥;揭示所謂“誅之而旌”觀點的荒謬不堪;提出了對個人復(fù)仇一類案件應(yīng)“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依照實際情況妥善處理的正確態(tài)度。柳文有感于徐元慶(陳文中案例之案犯)能夠“服孝就義”，行文間肯定了徐氏的尊法明禮，見解不免偏頗。但柳宗元此文評文章、析人事、論朝政、辯禮法無不含蓄藏鋒、“雄深雅健”，充分體現(xiàn)了柳文凌厲峭折，“內(nèi)”、“外”兼善的特點。不愧為“駁議”文體的名篇。

全文可讀作七節(jié)四段。一、七兩節(jié)循議體文的程式，自成首尾，文勢文意亦彼此照應(yīng)。首節(jié)文字總領(lǐng)全篇，而以“諫臣陳子昂建議”一句，說明“駁議”的由來。作者筆法簡練，開門見山。行文中先交待“議”案的三處要點。一是“復(fù)仇”者乃“同州下邽人徐元慶”，案情為手刃“縣吏趙師韞”以報其父爽仇，只用一句話便言明三個人物;二指案犯徐元慶不避追捕，反而“束身歸罪”，突出了案件的棘手;三揭示陳子昂“建議”恰在“誅之而旌其閭”，“編之于令，永為國典”，推出對方的論點及危害之大，樹起了文章駁議的標靶。柳宗元行筆落墨有致，層次清楚，“伏見天后”四字，既符合作者的身份與口吻，又將“駁議”的具體事物推定以前朝的史實，使文字言而有據(jù)，令人信服。同時，更巧妙地為“臣竊獨過之”的駁難之辭避涉諷諭當今之嫌。但作者的筆鋒已直指陳氏“建議”及其“編令”、“為典”。行文中亦委婉而又堅決地表明了柳宗元對此案的態(tài)度。從結(jié)構(gòu)與文勢看“臣竊獨過之”一句，具有承上啟下，折轉(zhuǎn)自然之功效。明顯地給人以辭不盡意，不得不發(fā)的暗示。

二、三、四節(jié)文字組成了第二段的辯析宏論。作者先闡發(fā)“禮”、“刑”(即法)之微義，指出兩者之“大本”皆在“防亂”。而朝廷君臣治理天下，須臾不能離開“禮”與“刑”這二個重要手段。“其本則合，其用則異”，兩者乃互為補充，或不可缺。柳宗元針對陳子昂的“誅之而旌”，點明這種“建議”的自相矛盾，連“旌與誅莫得而并”的道理都不能把握，可見陳氏的或誅或旌皆超越了“禮”與“法”的尺度界限。雖誅而“茲謂濫”，雖旌而“茲謂僭”;不是“黷刑甚”，便是“壞禮甚”，對防亂求本只能無益而有害。作者在論證時由“禮”、“法”的“大本”、“防亂”為出發(fā)點，以“若曰”作假設(shè)推論; 凡“子者殺無赦”，“理者殺無赦”皆在“防亂”之內(nèi)，則陳氏的“建議”又合乎“禮”或“法”的哪一條?作者以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禮法并用張本，寫來胸有成竹。所以二節(jié)的末句揭示出若以陳氏的《復(fù)仇議狀》為是，“誅之而旌”，那么“黷刑”、“壞禮”的情形必然會茲盛，“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后代”，那后果將不堪設(shè)想。尋求正義的人將“不知所以向”，抵制邪惡的人也將“不知所以立”。以使人“立”、“向”不明的“誅之而旌”作“建議”，且欲“請編之于令，永為國典”，“可乎”還是不可乎，已是不言自明。

柳宗元素懷濟世用時之志，所謂“行乎其政”、“理天下”，以利安元元為務(wù)。他同韓愈一樣主張“文以明道”，堅持“文之用，辭令褒貶，導(dǎo)揚諷諭”(《楊評事文集后序》)。所以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在柳文中都能有及時而強烈的反應(yīng)。柳宗元作此文在貞元二十一年 (805)，以王叔文為首的改革派正執(zhí)政柄。作為核心人物的柳宗元擢升為禮部員外郎，能直接參與朝政謀議，且掌執(zhí)上行的書議章奏，專責采聽外事。因此，他有機會對庭議論辯直抒已見。在“永貞革新”的前后，留下了諸如《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和《斷刑論》等一批理論專著。《駁復(fù)仇議》正是作者著眼于社會現(xiàn)實，借前朝廷議至今不明，遂發(fā)其端，出奇思，指事立意闡釋“復(fù)仇”要旨獨具只眼，終駁議出一番新義來。

作者繼而辨析“禮法”，由總論而分述，作三層遞進。其文思追緬“圣人之制”，慨嘆刑禮相沿久遠，直傳至今之天子、有司、州牧、刑官、庶民; 而欲區(qū)別出“禮法”之功用，只能靠“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柳宗元指出古之“賞罰褒貶”，概以“窮理”、“本情”而“統(tǒng)于一”。行文引古證今，頗得理足氣壯之勢。三節(jié)四節(jié)文字就事論理，其構(gòu)筑思路開闊，論辯大膽而奇特。柳宗元又以假設(shè)句“若元慶之父”、“或元慶之父”二次推論剖析，文意與句法都宕漾著新鮮與活脫。作者先辯“何誅焉?”又辯“何旌焉?”“向使”也好，“若”、“或”也好，表面上是退一步、退二步，實際上運文條分縷析，將“復(fù)仇”一類案件的諸多因素都予以辯析詳明。文中將“復(fù)仇者”分為兩類人：或“即死無憾”，“守禮而行義”;或“不愆于法”而“死于法”，終皆有其所歸。作者筆含蘊藉，駁議荒謬，既揭示其外表，更析分其內(nèi)里。行文正以這種假設(shè)遞進的方式，評人評事、旁敲側(cè)擊，使陳子昂的“建議”被一步步剝出其荒誕不經(jīng)，不堪一駁的本質(zhì)。所以用“又何誅焉”、“又何旌焉”收束這一層文字，使“禮法”的求本防亂得到了正反兩方面的論證，文字簡潔有力，奇思迭出。其中“法其乎可仇?”乃發(fā)人所未發(fā)，表明了作者對“復(fù)仇”之舉終是壞法之行的譴責，果然顯示了柳宗元為文以細密取勝的特點。

古人對“復(fù)仇”一案的辯議不清，重要的原因在于對“禮義”的認識狹隘、片面。所以五、六二節(jié)作者又專門剖析“禮”與“親仇”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而“惑于禮”所達到的混亂，既有所謂“彼殺之，我乃殺之”的不議曲直，以身試法;亦有“親親相仇，其亂誰救?”的故作懸虛之辭。“且其議曰”一句又由陳子昂的“議狀”引出，柳宗元對世俗“惑于禮也甚矣”感慨萬千。于是信筆引經(jīng)據(jù)典，凡《禮記》、《周禮》、《春秋公羊傳》，筆墨潑處如同代圣人立言。其闡明是非;釋解“復(fù)仇”、“禮義”;辯析殺、孝、死、仇，以正人心、正邦典，寫來游刃自如。而文字論證精確，有根有據(jù)，頗多邏輯性，使駁議文更周詳有力。針對陳子昂的“建議”，柳宗元強調(diào)了案犯徐元慶能“服孝死義”，認為徐是個“達理而聞道者”。字里行間有傾向于表彰徐氏的隱意。但與陳子昂的“誅之而旌”卻是截然兩種見解。結(jié)束時亦不忘陳氏當初“編令”“為典”的請求，再次指明“其不可以為典，明矣。”頭尾呼應(yīng)，恰到好處。

柳宗元作《駁復(fù)仇議》意在辯析一事一理，旨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其識見雖不免偏頗，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某一側(cè)面。尤其是對吏治與刑賞的清明與公正;廷議與進諫的開廓和踴躍都有一定的推動。而作者在藝術(shù)上以“字字經(jīng)思，句句著意，無一句懈怠”(謝枋得《文章軌范》卷二)的論述、使全文精悍有力，自成面目，別具一格。文中論述“禮”與“法”的或合或分，如同《封建論》中“政”與“制”的時聚時散一樣，頗見奇效。作者尤善于緣事理而發(fā)問，因推論而助結(jié)，凡運筆于委婉而精巧的設(shè)問、反問聲里，既駁倒上文的“建議”，又揭明駁議文的主旨，雖文約辭顯，已是事半功倍，堪稱一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