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劉向·新序

西漢軼事小說故事集。劉向撰。《隋書·經籍志》著錄，三十卷;到北宋亡掉二十卷，《崇文總目》及《郡齋讀書志》皆著錄為十卷。今本十卷 ( 《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謀》二卷)，是經曾鞏校正綴輯的。有鐵華館校宋本、湖北崇文書局刊本、《四部叢刊》影明嘉靖翻宋本、《叢書集成》本、《萬有文庫》本、石光英《新序校釋》本、張國銓《新序校注》本、日本武井驥《劉向新序纂注》本、1977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版盧元駿《新序今注今譯》本; 另有盧文弨《新序拾補》(載《群書拾補》)，趙仲邑《新序選注》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原書成于陽朔元年(前24)，共有故事一百八十三章(今本一百六十六章)記舜禹時至漢代故事，以春秋戰國故事為多，漢代故事不過數條。大抵采百家傳記、民間傳說而成。劉向編是書的目的，在于使劉漢王朝統治者，通過對這些故事的“觀覽”(《漢書·劉向傳》)，而引為鑒戒，以便鞏固劉漢王朝統治。所以本書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思想較為濃重，并雜有黃老、陰陽五行的消極落后思想。但也有不少篇章揭露諷刺了統治者的窮奢極欲，荒淫無恥，贊揚了忠良才智之士的美德，表現了作者的 “民為邦本”、輕徭薄賦、舉賢任能等政治思想。如《哀公問于孔子》 (《雜事》五)，寫哀公聽人說“東益宅不祥”，以問孔子，孔子排斥了這一迷信說法，而另舉五不祥，即 “損人而益己”、“棄老取幼”、“釋賢用不肖”、“老者不教，幼者不學”、“圣人伏匿”。“五不祥”，不但揭示了統治者的本性，也是對當時現實的諷刺。《子張見魯哀公》(《雜事》五)，寫子張聞哀公好士，不遠千里而來，而哀公七日不禮，于是子張用 “葉公好龍”的故事作比喻，揭露了魯哀公好士的虛偽性。《新序》中以大量篇幅描寫忠良之臣和才智之士，并加以歌頌。如孫叔敖的仁恕(《雜事》一《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延陵季子待人的忠誠守信(《節士》七《延陵季子將西聘晉》)，申包胥的愛國精神 (《節士》七《申包胥者》)，蘇武的民族氣節 ( 《節士》七 《蘇武者》)，晏子的禮賢下士 (《節士》七 《晏子之晉》)，田卑的義勇與仁厚 ( 《義勇》 八《佛肸以中牟叛》)，燭之武的智謀(《善謀》九《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等。《新序》的故事，其內容不一定符合史實，作者寫作時也并非全部實錄。其故事極少交待具體的發生時間和地點。為了增強故事性，作者常把不同時期的歷史人物構設在同一故事中。如昭奚恤、葉公子高、司馬子反，他們不同時，而在 《雜事》一《秦欲伐楚》 中，他們卻在秦使者面前同時出現。又如樂王鮒與葉公子高不同時，而在《雜事》四《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中，二人卻在對話。這種以歷史人物為基礎的虛構和再創造，在小說故事和傳說中則是允許的。本書在藝術形式上也很有特色，如故事情節雖簡，對話描寫一般也很短，但富于情趣或理趣，較為生動地塑造了人物的形象。如《刺奢》六《魯孟獻子聘于晉》通過對話，互相烘托比照，鮮明地展示了孟獻子和韓宣子的不同性格特征。文中一方面諷刺了韓宣子奢豪生活和庸俗的思想，另方面又歌頌了孟獻子高尚的感情和偉大的人格。《新序》的語言，有明瞭性和生動性的特點。如《雜事》四《楚莊王伐鄭》寫：“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比起 《左傳》宣公十二年的“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等史記，要明瞭得多。又如 《善謀》十《趙地亂》，寫趙廝養卒為了要燕國釋放趙王歸趙，往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 ‘賤人希見長者，愿請一卮酒!’ 已飲，又問之，……與之酒”。這一段寫請求賜酒壓驚，《史記·張耳陳馀列傳》和 《漢書·張耳陳馀傳》都沒有寫，因而這里人物的言行描寫就顯得具體而生動。《義勇》八《佛肸以中牟叛》，寫佛肸置鼎于庭，強迫田卑附逆，田堅決不肯，褰衣即將就鼎，“佛肸脫屨而止之”，比《資治通鑒外紀》卷九作“佛肸止之”，也更加生動而富有形象性。在結構上，《新序》往往在文末附有 “君子曰”或 “詩曰”等形式展示的作者議論; 這種議論雖僅三言兩語，但褒貶之情、感悟之意俱明，給讀者許多啟示。《新序》的體例是“以類相從”，帶有類書的性質，是我國最早的分類故事選。這種體制對后世小說如 《世說新語》等有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