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的主要內容,《盛世危言》導讀

《盛世危言》是清末一部宣傳富強救國的著作。由鄭觀應在其前著《救世揭要》、《易言》的基礎上改寫擴編而成。初版分5卷，正文57篇，附錄30篇，光緒二十年(1894)刊行。次年增補43篇再版，“未言者盡言之”。光緒二十六年(1900)作者據時勢遷變，重新增刪編排后再版。初版刊行后，正值維新潮起，風行一時，坊間爭相翻刻。有冠以 《續編》、《補編》、《統編》、《二編》、《三編》等名，卷數編排均有差異。版本雖多，但其中1894年的5卷本。1895年的14卷本和1900年的8卷本均經鄭觀應手訂，能反映其思想及變化。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夏東元編《鄭觀應集》，該書根據以上三個版本重新編校《盛世危言》集其大成，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鄭觀應(1842—1922)，又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羅浮待鶴山人等，廣東香山 (今中山)人。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思想家、企業家。早年棄學習賈，奉父命赴上海，在外國洋行內供事。旋自己投資經商。先后擔任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買辦，并捐道員銜。光緒六年(1880)由李鴻章札委為上海機器織布局會辦，后升任總辦。又歷任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總辦。中法戰爭期間，奉調赴粵幫辦營務。后又歷任開平鐵廠和粵漢鐵路公司總辦。長期的洋務活動和經營工商的實踐使他深感 “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后編·序》)一生為“富強救國”而奔波勞碌。著作除《救世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外，還有《南游日記》、《西行日記》、《盛世危言后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等。

綜合鄭觀應手訂的三個版本，本書共有正文和附錄、后記共200篇，約40萬字。《道器》一篇置于卷首，提綱挈領，總攬全書。其余各篇內容可分為教育、內政、外交、法律、經濟、國防等幾個方面。有關教育的篇目有《學校》上、下、《西學》、《女教》、《考試》上、下;有關內政的篇目有 《議院》上、下、《公舉》、《原君》、《自強論》、《日報》 上、下、《典禮》上、下、《書吏》、《閹宦》、《廉俸》、《限仕》 、《汰冗》、《革弊》、《建都》、《捐納》等; 論述外交的篇目有《公法》、《通使》、《禁煙》 上、下、《傳教》、《販奴》、《交涉》 上、下、《條約》、《入籍》等; 專論法律的篇目有 《刑法》、《獄囚》、《巡捕》、《罰贖》 等; 有關經濟方面的篇目最多，有《稅則》、《厘捐》、《停漕》、《鹽務》、《度支》、《國債》、《商戰》上、下、《商務》 (一至五)、《商船》上、下、《保險》、《鐵路》上、下、《修路》、《電報》、《郵政》上、下、《驛站》、《銀行》上、下、《鑄銀》、《圜法》、《開礦》 上、下、《紡織》、《技藝》、《賽會》、《農功》、《墾荒》、《旱潦》、《治河》等; 有關國防的篇目有 《海防》上、中、下、《邊防》(一至九)、《江防》、《炮臺》、《練將》、《練兵》、《水師》、《船政》、《民團》上、下、《衛屯》、《火器》、《間諜》、《弭兵》 等。

在這些篇目里，作者詳細介紹了西方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制度，考究了中國在這些方面存在的弊端，主張向西方學習，實現富國強兵，救國御侮的宏愿。為達此目的，作者在本書中提出了一些新思想。首先該書提出了“商戰重于兵戰”的思想，指出一國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富與強實相維系也。”(《商戰·下》)要真正有效地抵御列強的侵略，就必須發展本國的工商業，以此作為國防的物質保證。“國既富矣，兵奚不強?”但要進行商戰，政府就必須允許和支持民間開辦鐵路、輪舟、開礦、種植、紡織、制造等各類實業，而且應 “以商賈之道行之”，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拘以官場體統，更反對朘削遏抑，橫征暴斂。其次本書還提出了興教育培養新式人才的思想。作者指出“泰西之強，強于學”。中國要富強就得革除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舊教育體制，效法西方的教育制度，設立各級各類學校，聘請中外專家，編訂各種教材，傳授聲、光、電、化、天文、地理、植物、醫學、商政、兵法、造船、制器等實用之學。呼吁廢除八股取士舊制度，以新的標準培養和選拔人才。主張“必以重時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學，俾人人知所趨向鼓舞而振興之”。(《西學·附論》)。明確提出在中國設立議院，推行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并視之為國家富強之本。指出：“欲張國勢，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設議院。只有做到“育才于書院，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國家的富強才指日可待。

本書誕生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剛剛起步、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充分反映了時代和階級的要求。它繼承發展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林則徐、魏源開創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將師夷長技的認識，從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提高到學習政治、經濟、教育制度的高度。它是戊戌維新前中國論述西方議會制度最明確、最集中的論著，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戊戌維新運動也起過先導的作用。《盛世危言》的刊行，引起了清朝統治集團的重視，江蘇布政使鄧華熙多次上書清帝推薦此書，兩廣總督彭玉麟為本書作序，洋務派大官僚也極力稱道，譽為“良藥之方”、 “金鍼之度”。 光緒帝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刷印2000部，分發給大臣們閱讀。鄭觀應自己排印的500部，也早已“求索一空”。雖稱不上“洛陽紙貴”，但確也轟動一時。

對《盛世危言》的研究多年來集中在成書時間及版本問題上，1978年至1980年初對鄭觀應的政治、經濟、教育思想及歷史作用的研究和爭論，促進了對《盛世危言》思想內容的探討，所發表的論文與專著達數十篇之多。

參考文獻

• 1. 石峻:《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讀書月報1957。
• 2. 夏東元:《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3. 夏東元: 《鄭觀應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