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腆紀年附考》的主要內容,《小腆紀年附考》導讀

《小腆紀年附考》是編年紀事體的南明史。清人徐鼒撰。本書初刻于咸豐十一年 (1861)，光緒四年(1878)北京龍威閣再刊，光緒十一年 (1886)又有日本中國使館的鉛印本行世。1957年，中華書局以咸豐初刻本為底本，參校光緒年間的兩次刻本，作了一些技術方面的處理，改正了原書避清帝名諱以及滿族的字。在原書以干支紀日之下，注以陰歷日期，附以公元。書前有校點凡例，次為作者自敘，卷終附錄參校者林鶚、謝宗善、宋光伯、汪達利的跋語。

徐鼒(1810-1862)，字彝甫，號亦才，安徽六合人，清中葉學者。出身于 “家世業儒”的大地主家庭，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選授庶吉士，散館后任翰林院檢討。咸豐二年(1852)乞休還鄉，奉命辦理團練鎮壓太平軍，于公暇披覽家藏稗史，參互正史，歷時五載，始成初稿。作者無書不讀，學識淵博，宋光伯稱其“著作如林，文集、詩集外，《讀書雜釋》14卷，考據詳明，洵堪羽翼經傳。”又有 《周易舊注》、《老子校勘記》、《四書廣義》、《度支輯略》、《務本論》等，史學著作有 《小腆紀傳》65卷，補遺5卷，系以人為緯的紀傳體南明史，和以年為經的本書互為補充。

《附考》20卷，約33萬字。以編年紀月紀日為綱，卷1至卷8都紀甲申年(1644)內之事，從正月始至十二月終。卷9至卷11紀乙酉年(1645) 1至12月之事。卷12至卷13紀丙戌年(1646) 1至12月之事。卷14紀丁亥年(1647)、卷15紀戊子年(1648)、卷16紀已丑年 (1649)、卷17紀庚寅年 (1650) 至辛卯年(1651)、卷18紀壬辰年(1652)至丙申年(1656)、卷19紀丁酉年 (1657) 至己亥年 (1659)、卷20紀庚子年 (1660) 至癸亥年 (1683) 之事。前后所記40年間南明起紇之事。

本書書名的含意是，“腆”者，通典，主持之意，引申為國主，“小腆”指小國之君，即南明的福、唐、桂三王;《紀年》則指三王編年記事本末。本書的主要思想是：

1. 提倡忠義，為清統治者張目。據徐氏自序，以孔子作《春秋》討亂賊、明君臣、正人心為楷模，又以乾隆的表彰忠義為指導。引證御制 《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 “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隕行陣，瑣尾間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于所事之義，實為無愧;朕深為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下及諸生、韋布、山樵、市隱之流，慷慨輕生者，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則知作者作本書目的是為御制表彰忠于一姓作歷史注腳。本書的 “臣鼒曰”、“考曰”，益仿司馬光作《通鑒》的 “臣光曰”、“考異”筆法，寓 “資治”、考辨之意甚明。

徐氏從事《附考》編撰，正值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清統治者面臨岌岌可危局面。作者站在補天立場，是鴉片戰爭后第一個從事南明史研究的學者，也是第一個以南明的覆亡宣揚忠君圖存的御用史家。甲申正月戊戌(9日)載“明山西逃兵南下，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路振飛遣兵防何”。徐鼒曰：“書官何?嘉之也。宇內土崩，危疆累卵，而能戍卒不叫，義十同仇，……古所云封疆之臣，殆其選歟!”同月丙辰 (27日)“明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并兼東閣大學士。”京師陷，“景文死之，瑜作絕命詞，將投繯而未決，賊擁去，掠死。”徐鼒議邱瑜 “縱不得與景文比烈，較之陳演、魏藻德輩，似難同日而語”。他認為邱瑜遲死被刑，比陳、魏不死而降還略勝一籌。3月乙巳 (17日)，紀“闖賊圍明京師。”京營將軍賀珍、千總徐文樸戰死。”徐氏評： “特書何?嘉死節，且以愧諸臣也。京營部將千百計，平時糜餉，臨敵投戈，死國事者，二人而已。噫!”

卷15紀順治5年2月18日降而復叛的 “金聲桓攻贛州”。徐鼒曰： “不曰明金聲桓何?不與其為明臣也。”卷18順治九年紀李定國復取桂林和劉文秀復取重慶時說“書之曰明李定國、明劉文秀何?進之也。二人起家擾攘之中，卒能束身歸正，感激馳驅。圖存危難，人臣之義，蓋無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勛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2. 揭露明朝的腐敗，以亡明鑒清。書中論及甲申2月崇禎下詔罪己時，鄭重地指出： “苛政既深，寇氛日迫，鋌而走險，何知愛君!有國者尚省厥，愆于民心未去之日也。”1644年1月大學士蔣德璟乞減三餉，以蘇民困，不準其奏。徐氏議曰： “據德璟所陳，當時蠧國諸臣，真萬死不足以塞責。顧思宗好諛惡直，見延儒、體仁、嗣昌輩語多迎合，又猥捷便巧;.德璟不免戇直，口操閩音，以此見斥，而曰 ‘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見思宗之剛愎，不能用直言也。”3月崇禎起用太監曹化淳守城，化淳屬閹黨，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因此傳諭收葬忠賢遺骸。徐氏曰：“特書之，譏思宗之謬也。”崇禎自縊，徐氏贊其“從容殉國”，是 “亡國之正，千古一人”，但歷數他的過失：“信任匪人，回惑大計，馴至禍敗，豈無咎焉。”在論及永歷帝封孫可望為秦王的問題上，提出永歷晉封非人：“謀國者，貴識時哉。”否則就將“長賊氛而損國威”，發展到不堪設想地步。

3.痛恨明宦官的禍害與降官的叛君。1644年2月20日紀事曰：“明遣內官監制各鎮。”徐鼒曰：“思宗即位之初，親鋤逆奄，何其明也。天步孔艱，殷鑒不遠，初衷頓改，覆轍相尋。遂使悍帥以不敵奴才為憾，叛監以富貴自在相嬉，豈天奪之魄歟?”3月18紀曹化淳獻城，李自成大軍長驅直入。徐鼒引吳偉業之言曰： “自崔、魏以后，內鐺視權寵為固然，……雖恩禮弗改，將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即渙然離矣。且京營已矣，東廠、錦衣衛虎冠之卒不下數千，豈有敵在畿甸，奸細布列，城中輯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化淳)烏足任也。自古國蹙君危，必有大臣領城門兵，為之扦圉，以同其生死。”但宦者監軍、制約兵制軍機，“緣此抵于危亡，而終與宦者同絕。……所由來者，非一日之積矣，可不戒哉!”書中既恨宦官誤國，也斥失節降官。當李自成進入皇宮，明臣降而求職者絡繹不絕。作者論曰諸臣先后降賊，不書叛降，而書叛臣的理由是“明諸臣之初心，非有背逆，偷生畏死以至此極也。夫國亡君死，為人臣者，仗戈匡復，宏濟艱難，計之上也。能死者次之。既不能為其上，又不肯為其次，隱忍貪昧，廉恥道喪，名辱身危，愧恨莫及”，以春秋筆法口誅筆伐叛臣，以伸張忠節。

本書立足于地主階級的立場，辱罵農民軍，但徐氏出于尊重歷史事實，也有客觀之處。如卷1載李自成定鼎西安，張國紳進朋輩之妻鄧氏于自成以美色邀寵，自成怒曰： “若(爾)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耶!”遂斬國紳以誡明之降官。徐鼒曰：“予觀自成驅馭群盜，橫行海內，雖曰兇暴，蓋亦有過人之才焉。”能為李自成說句好話還是難能可貴的。維護祖國統一、貫穿大一統觀念也是本書編撰的一大特色。卷1從甲申順治元年 (1644)春正月編年始。徐氏注云：“紀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莊烈帝何?原其始也。”卷20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八月平臺事畢為壓軸之載。作者解釋：“終之以臺灣事何?要其終也。”首尾相貫清代平定南明和臺灣的經線，其頌揚全國統一大業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