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會注考證》作品簡析與讀后感

《史記》校注本。日本人瀧川資言撰，國內(nèi)北京古籍刊行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刊行過影印本。這本書薈萃前人成果，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家注以來有關(guān)的中日典籍約120多種，其中中國人的著作一百零幾種，日本人的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于注文中，時(shí)加審辨說明，將1200年來諸家眾說，以事串聯(lián)，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出來，大大節(jié)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這本書還補(bǔ)入了作者從日本所藏的幾種古本《史記》校記中，輯得的唐代張守節(jié)《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這些資料對探求《正義》原貌、理解《史記》原文，都大有裨益。這本書不像一般注解那樣就事論事，而是綜合歷代研究成果，聯(lián)此考索，對史實(shí)、文學(xué)、詞語進(jìn)行考辨、校訂、解釋，從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變竄易、文字岐異正誤、疑難文句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等，對于前人未加解說或解之未詳?shù)囊嗤右钥颊f。對于采自舊典的文字，本書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見于某書，與他書文字有異，也予注明，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每一地名，皆注今地名。正文、注文，全部斷句。書末附有作者所撰《史記總論》，論述了司馬遷事歷和《史記》作書資料、體例、演變、版本等事。本書的缺點(diǎn)，首先是資料仍有遺漏，特別是對金石文字和近人論著汲取不多，如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就只字未載。其次是材料的抉擇取舍也有偏守一說、疏漏失當(dāng)之處;而摘引某些評論，既違背考證體例，見解又頗為迂腐;在某些問題上，則徘徊兩可，甚少發(fā)明。再次，訓(xùn)詁有時(shí)失于強(qiáng)自為解，斷句亦有失誤，然而瑕不掩瑜，本書仍然堪稱當(dāng)前資料最豐富的《史記》注本。

為了彌補(bǔ)《史記會注考證》的某些不足，日本人水澤利忠在50代編撰了《史記會注考證校補(bǔ)》。他以《考證》本為底本，廣校眾本30余種，參考中日校記資料近40種。對《考證》輯錄的《正義》佚文，都一一注明出處，并增輯佚文200余條，訂正了《考證》迻錄三家注時(shí)一些張冠李戴的錯(cuò)誤。《考證》與《校補(bǔ)》兩書，原各自刊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補(bǔ)》分附于《考證》每卷之后，合為一書，名曰《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b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