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絳·老王》原文閱讀|主旨理解|賞析|讀后感

楊 絳

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

據老王自己講：北京解放后，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就“進不去了”。他感嘆自己“人老了，沒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為他是單干戶。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有個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此外就沒什么親人。

老王不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車，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候不老實，害了什么惡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見，有一次，他撞在電桿上，撞得半面腫脹，又青又紫。那時候我們在干校，我女兒說他是夜盲癥，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晚上就看得見了。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許是得了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們夫婦散步，經過一個荒僻的小胡同，看見一個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幾間塌敗的小屋，老王正蹬著他那輛三輪進大院去。后來我坐著老王的車和他閑聊的時候，問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說，住那兒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給我們樓下人家送冰，愿意給我們家帶送，車費減半。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胡同口蹬三輪的我們大多熟識，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他從沒看透我們是好欺負的主顧，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

“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請了假，煩老王送他上醫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老王幫我把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我一定要給錢，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說有錢，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

我們從干校回來，載客三輪都取締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板三輪。他并沒有力氣運送什么貨物。幸虧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為“貨”，讓老王運送。老王欣然在三輪平板的周圍裝上半寸高的邊緣，好像有了這半寸邊緣，乘客就圍住了不會掉落。我問老王憑這位主顧，是否能維持生活。他說可以湊合。可是過些時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錢吃了不知什么藥，總不見好。開始幾個月他還能扶病到我家來，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了。

有一天，我在家聽到打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輪的座上，或抱著冰傴著身子進我家來，不顯得那么高。也許他平時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兩只眼上都結著一層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里倒出來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髏上繃著一層枯黃的干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我吃驚地說：“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嗎？”

他“唔”了一聲，直著腳往里走，對我伸出兩手，他一手提著一個瓶子，一手提著一包東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雞蛋。我記不清是十個還是二十個，因為在我記憶里多得數不完。我也記不起他是怎么說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們的。

我強笑說：“老王，這么新鮮的大雞蛋，都給我們吃？”

他只說：“我不吃。”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后轉身進屋去。他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自己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許覺得我這話有理，站著等我。

我把他包雞蛋的一方灰不灰、藍不藍的方格子破布疊好還他。他一手拿著布，一手攥著錢，滯笨地轉過身子。我忙去給他開了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過了十多天，我碰見老王同院的老李。我問：“老王怎么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時候……”

“什么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明天。”

他還講老王身上纏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溝里。我也不懂，沒多問。

我回家看著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為什么，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 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多吃多占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有些事，聽到之后有感觸，禁不住要多想想，可又想不出什么結論來，只能發出一聲長嘆，自己對自己說：算了，別想了。讀楊絳女士的這篇《老王》，就有類似的感覺。

老王——一個三輪車夫，該算是一個“勞動人民”了吧。按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他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應該尊敬他，學習他，以他的為人行事作為自己的榜樣。但生活中卻又不然，他窮，他苦，他有病，他為人善良忠厚，但是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進不去了”，成了個“單干戶”。——難道我們因此而鄙視他、嫌棄他、不同情他嗎？作者楊絳夫婦沒有這樣做，也不會這樣做，這反而成為“同情落后”的一種表現嗎？當然也不能這么說。

我想：還是把問題想得簡單點：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同情，普通人之間的友誼，或者說是一種交情。它排除了社會地位的高低，排除了文化教養的懸殊，也排除了經濟條件的差異……這種種因素，在作者與老王的交往中都消失了，只有人與人之間最普通、最純粹的同情，有了這種人道主義的精神，文章就光彩奪目了。

“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反過來，如果到了一個特定時期“我蹬”，“他坐”，也能照常“說著閑話”嗎？——我看也行。

再比如：“老王不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至于怎么瞎的，是生下來就瞎，還是“年輕時候不老實，害了什么惡病，瞎掉一只眼”都沒有關系，這些都不會妨礙作者對他的同情，因為這是人道主義的同情，是發自人們內心的真正的同情。

最有趣的是這個場面：經過抄家而經濟拮據的楊絳，偏偏遇到丈夫錢鐘書生病，由老王用三輪車把他送到醫院，當楊絳付錢給他時，他先是不肯收，后來“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這一問，老王的一顆赤誠的心坦露在我們面前，這也是同情，而且是極其可貴的同情。

而最令人難忘的則是老王在臨死前一天，還帶著香油與雞蛋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楊絳夫婦(須知，那是雞蛋和香油都須按人按戶口本憑票定量供應的年代)，當楊絳給他錢時，“他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說這話，并不是顯示自己“高貴”，而確是一種比有身份的人更難得的“平凡”。盡管后來他還是收下了錢，但這決不是交易，而是友誼的交流，是最真誠的“禮尚往來”。

老王是去世了，貧病而死，但是他坦然。作者卻感到愧怍——因為她是一個知識分子，她受過教育，她知道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幫助弱者和不幸的人。這并不是到農村工廠去“滾一身泥巴”所能達到的境界。

世上有多少“老王”？眼前，遠處；國內，國外；過去，現在，未來……數也數不清。我們決不能因其多而喪失自己的同情。世上有多少“楊絳”，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許還有，但是占知識分子或上層人物人數的比例有多少呢？想也不敢想。我想：社會如果真的有進步的話，那就是“老王”這樣的不幸者越來越少，而“楊絳”這樣的同情者越來越多。

這么多年來，在報紙雜志上，在文藝書籍中，人們說了不少空話、假話、套話、故作姿態的話，甚至痛心疾首地譴責自己的話，他們都發誓要“脫胎換骨”，把自己“改造”成一個“真正的勞動人民”。但是，有幾個人是從同情身邊的一個貧困的不幸者開始的呢？——楊絳女士這篇文章的可貴之處就在于此。

我建議讀者把此文與魯迅先生寫于二十年代的那篇名文《一件小事》放在一起讀，也許能夠引發你更有意義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