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的主要思想內容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富國強兵，一躍成為戰國時期的顯學。整體而言，法家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一）“定分止爭”“興功懼暴”的尚法思想

法家重視律令，而反對儒家的“禮”。在他們看來，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后的、不公平的，需要廢除。

法家認為，法律的第一個作用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人物慎到就對此做了很通俗的比喻：“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視。非不欲得，分定不爭也。”（《太平御覽》卷九〇七《慎子》）一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的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爭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當然，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

（二）“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趨利避害”的本性。管子就曾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著他。打魚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為了追求打魚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觀點立場，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商君書·錯法》）意思是說，既然人生來就具有好利惡害的性質，只要據此頒布措施，就可以治理好國家。

（三）“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變革，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韓非子·心度》），他把尚古崇周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韓非子·五蠹》）。

（四）“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之時，他提出了將三者密切結合的思想，其目的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駕馭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具體而言，韓非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體。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于“未盡”，“申子未盡于術，商君未盡于法”（《韓非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韓非子·五蠹》，即用一定的策略或政策來辨別忠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韓非子·二柄》）。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重罰”。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這是對中國法制思想的重大貢獻，對于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當然，法家思想和我們今天所提倡的法治有著根本的區別，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家的法體現的是君主的意志，和民眾意志無關，是黃宗羲所謂的“非法之法”；專制君主本身可以不守法，不在法規定的范圍內，反之，法要為君主本身服務。這樣的法治主張最終淪落為服務于君主專制的工具。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一整套有關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

對于君主，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意思是說，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而“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還要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韓非子·顯學》）。

對于政治，韓非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做到“法不阿貴”（《韓非子·有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民眾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政權才能得到有效鞏固。

對于臣下，他認為要去“五蠹”，防“八奸”（詳見《韓非子·五蠹》《八奸》）。所謂“五蠹”是指：1.學者（指儒家）；2.言談者（指縱橫家）；3.帶劍者（指游俠）；4.患御者（指依附貴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認為這些人的存在會在很大程度上擾亂法制，是無益于耕戰的“邦之蟲”，必須鏟除。所謂“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優、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養殃”，指有意討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散發公財取悅民眾的臣下；6.“流行”，指利用說客辯士收買人心、制造輿論的臣下；7.“威強”，指豢養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8.“四方”，指結交大國以外力施加于國內的臣下。這些人都有充足的條件威脅到國家的安危，所以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對于民眾，韓非吸收了其師荀子的“性惡論”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樂佚”，應當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韓非子·心度》）。據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君主愛民的表現，富國強兵必須做到民眾為君主效力，如果徭役和賦稅只會讓臣下強大起來，并不利于君主統治。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的政治措施，有許多就是對韓非理論的具體運用和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