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論》的佛學背景及思想意義

（一）《肇論》的佛學背景

魏晉之際，玄風激蕩。玄學家“黜天道而究本體”，以“有無之辨”為中心，力求透過形而下的經驗現象直探天地萬物之本體，為名教與自然關系、言意之辯等提供理論支撐，進而反思自然、社會與人生。魏晉玄學的本體論思維擺脫了兩漢經學神學化、形而下思維（宇宙生成論）的束縛，把思維的興趣從形而下轉到形而上領域。在佛教空宗大乘般若學傳入之前，魏晉玄學無疑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富哲學思辨精神的學術思潮。魏晉玄學從貴無論、崇有論發展到獨化論，理論上已經完成了玄學關于本體論的探討。獨化論雖然通過進一步明晰“有”“無”概念的內涵批判貴無論與崇有論，但作為本體的“玄冥之境”本質上是以主觀的認識來泯滅客觀的差別而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獨化論之后，魏晉玄學“思想發展的規律要求其致思的方向由外向內轉移，即由討論外在的客體問題轉向內在的主體問題，亦即由客體本體論的探討轉入對主體本體論的探討”。在有無之辨上，魏晉玄學已經缺乏內在的理論資源，而大乘空宗般若學的傳入給魏晉玄學關注的主題提供了新的思想動力。

般若學的基本命題是“緣起性空”和“性空幻有”。“緣起性空”，指一切事物和現象都依賴一定的條件存在，故一切事物無獨立、實在的自體，無恒常、主宰的自性，所以一切事物的本質是空。“性空幻有”是指一切事物無自性故空，但假象存在。在鳩摩羅什系統介紹大乘中觀學說之前，在佛玄交互激蕩以及“格義”佛教的背景下，這一時期般若學者受魏晉玄學的影響，以玄解佛，以無解空，對般若空義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形成了般若學“六家七宗”。“六家七宗”主要依據早期所譯大品類（《放光般若經》《光贊般若經》）、小品類（《道行般若經》《大明度無極經》），客觀上限制了這一時期的般若學者對印度大乘空宗中觀學派思想的把握。鳩摩羅什主持長安譯經后，在眾多杰出弟子的協助下，全面翻譯介紹了龍樹、提婆的大乘空宗中觀學派著述，使中國佛教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大乘空宗中觀學派的基本理論著作是《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與《大智度論》，其思想核心是中道實相。基于“緣起性空”和“性空幻有”，中道實相的含義大致有四：其一，世間萬象的本質是畢竟空，諸法實相非任何名言、思慮所得，只能依靠般若智慧直覺而當體明空，緣起即性空。其二，以“中道”觀諸法實相，即以“二諦相即”觀空。俗諦觀有（現象），真諦觀空（實相），空假并觀，不落兩邊，非有非空，非非有非非空。其三，用徹底的否定式（遮詮）方法，破邪顯正，蕩相遣執，逼顯諸法畢竟空。既遣于有，又復空空，既非有非無，亦無生無滅。其四，實相涅槃。

《肇論》正是在大乘空宗中觀學派與玄學的交互激蕩背景下產生的。僧肇早年深通老莊，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就學于羅什門下后，準確把握住了中觀學派中道思維的精髓，置身于“關中四子”“羅門四圣”之列，羅什也以之為“秦人解空第一者”。在東晉玄佛激蕩的學術思潮背景下，僧肇會通玄佛，以佛釋玄，以玄解佛，成就了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不朽名著《肇論》。

（二）《肇論》的思想意義

《肇論》將玄學佛學有效融為一體，構建出自己的佛學體系，是印度佛教中國化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著述。《肇論》既是佛學的玄學，也是玄學的佛學；既是玄學發展的頂峰，也是印度大乘空宗般若學在中國發展的頂峰。

第一，《肇論》準確把握大乘空宗中觀學派的思想和思維方法，既深悟般若空義，又能嫻熟地運用中道思維。通過對般若學“六家七宗”的評判，總結了玄學的成就，統一了各派的分歧，提出了以即體即用為核心的獨創性命題，并以此為理論基礎重新詮釋了玄學的許多重要命題，把魏晉玄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正如湯用彤所言：“其所作論，已談至‘有無’‘體用’問題之最高峰，后出諸公，已難乎為繼也。”

第二，《肇論》借鑒玄學的概念、命題、思維方法和主題對般若學進行了個性化的闡釋，使印度大乘空宗般若學真正深層次地契入了中國傳統文化。潘桂明指出：“《肇論》所討論的般若學，雖無意于老莊學說中有關道與萬物對待的討論，但致力于莊子‘體道’式的精神生活，在動與靜、有與無、色與空、知與無知的思辨中，使個體意識直接體驗最高真實，領悟宇宙人生的全部奧秘。”《肇論》中“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圣遠乎哉？體之即神”（《不真空論》），“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即有無齊觀，齊觀即彼己莫二”（《涅槃無名論·妙存第七》）等等對成佛和涅槃的描述，反映出《肇論》將般若學契入玄圣心靈境界的思路，而這對以后的禪宗產生了影響。

第三，《肇論》既實現了佛玄互動，又觸及佛儒互動。《肇論》的立意不在調和儒佛辯難，而重在契入。論中明確提出，“庶擬孔《易》十翼之作”，“圖以弘顯幽旨”（《涅槃無名論·奏秦王表》），即要以《周易》及《易傳》作為弘揚佛學的指導思想。因此，《肇論》似乎觸及儒佛互動的契入點，而成為從佛玄互動向佛儒互動轉型的啟蒙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