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價值和影響

《史記》的價值在于實錄歷史，保存了大量真實史料，能比較客觀地分析、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于古代帝王英雄，往往在歌頌他們豐功偉業的同時，也會指出并批判他們身上暴露出的缺陷。

如對劉邦，在《高祖本紀》并無過分貶低，但與《項羽本紀》記載的項羽英雄氣概相比，劉邦的怯弱、卑瑣、狡詐就相當明顯；而且把項羽的事跡列入“本紀”，不因項羽失敗而抹殺他的歷史地位。在《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中則揭露了劉邦猜忌臣下的心理和殺害功臣的罪行。對武帝劉徹，由于《今上本紀》已經亡佚，不知道情況如何，但《封禪書》明顯諷刺他的迷信，大搞“鬼神之事”，揭露漢武帝的殘暴虛偽，奢侈縱欲。《酷吏列傳》多武帝時人，而《循吏列傳》中卻無漢朝人，司馬遷用諷刺的文辭，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張湯等酷吏的兇殘和奸詐。在《呂后本紀》《魏其武安侯列傳》等篇中也對上層權貴的貪婪、自私等有強烈批評和揭露。《越王勾踐世家》批評陶朱公長子吝財而失次子。

受時代限制，《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循環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時，稱其“蓋若天所助焉”。《高祖本紀》帶有“三統循環論”的色彩，以為“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系在一起，宣揚災異變化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并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

后來班彪、班固父子以正統的儒家觀念衡量《史記》，認為司馬遷在進行歷史評判時不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有其弊端。《漢書·司馬遷傳》批評說：“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后漢書·班彪傳》）

但是在秦漢之際的大轉折時期，關于把項羽列入“本紀”的原因，司馬遷說：“秦失其政，如陳涉首難，豪杰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對滅秦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所以應當按其歷史地位、歷史影響將他歸入“本紀”。又如《史記》不為孝惠帝立本紀而為呂太后立本紀，這也是因為孝惠帝名分上是天子可是政不由己，呂太后雖名分上為“高祖微時妃也”卻“女主稱制”，且有“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的歷史貢獻。基于此，司馬遷的體例安排一方面能夠顯示呂氏之篡奪，一方面能夠明了歷史之真實，倒是班固為惠帝立了本紀之外再寫一篇《高后紀》反而顯得畫蛇添足。

其實，《史記》這些受批評的地方往往正是《史記》之所以堪稱千古絕唱的原因所在。司馬遷沒有人云亦云、故步自封，我們能從中看出古人為立德、立功、立言而積極進取的奮斗歷程，感受古人忍辱含垢、發奮有為的自強不息精神，還有為反抗暴政酷刑、追求真善美而敢于舍生取義、忘我犧牲的人格自尊、自信、自立精神。這些沉淀于歷史長河中的人文主義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史記》首列《五帝本紀》，將黃帝作為五帝之首，依次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無疑是對戰國中晚期以來黃帝崇拜以及國家統一趨勢的思想反映，作者突出了黃帝的人文貢獻與人文精神，有助于增進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睦與凝聚力，維護國家與主權的統一與完整，增強全世界炎黃子孫的文化認同，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