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論著述·隨園詩話

詩話著作。清袁枚撰。此書十六卷，《補遺》十卷。袁枚論詩標舉“性靈”：“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隨園詩話》中廣泛地論述了與性靈有關的各種問題。性靈之“性”，指詩人的性情：“詩言志，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靈”指表達于詩作中的性情所呈現出的絕妙完美的狀態：“詩不可以木”;“詩如言也，口齒不清，拉雜萬語，愈多愈厭。口齒清矣，又須言之有味，聽之可愛，方妙”;“筆性靈，則寫忠孝節義，俱有生氣;筆性笨，雖詠閨房兒女，亦少風情”。既講“性”之表達，又要求“靈”之妙境，比之公安三袁有性無靈的主張較為完備。袁枚論性情，不喜講性之善惡，而注重情之真偽。他舉杜甫為例：“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后有沉郁頓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兒女之間，何在不一往情深耶?”但這種真性情又不是徑直表達的率意之情。袁枚并不贊成那種“矢口而道，自夸真率”的作詩習氣。才、學、識、氣、悟以及剛柔之道，都是他要求詩人煉性達靈須備的幾項主要質素。他在分析才、學、識三成分的比重關系時，以識領銜：“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為先，非識則才與學俱誤用矣。”這種尚識的立場使性靈說的創作觀較為科學穩健，既無尚才的神韻說隱秘難測之失，也沒有尚學的肌理說淹蔽性情之病。在“識”領銜之下，積學可以養性、貯才。所以袁枚雖然再三稱道“無詩因為讀書忙”，“學荒翻得性靈詩”，“讀書久覺詩思澀”，此均為“非真讀書、真能詩者不能道”，但并不廢學問，而是恰當地處理了天分與學問的關系。對于創作過程中的規律法則的認識，他也能夠兼及天籟和人巧兩方面：“詩有從天籟來者，有從人巧得者，不可執一以求。”創作過程中諸如構思、相題、音律、用典、辭采、修改等，由于他在具體闡述中往往既肯定又否定，同時從兩面立論，所以能與性靈立場相反而達到相成，于矛盾中求得統一。如他并不反對用典，“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但反過來他又認為“詩之傳者都自性靈，不關堆垛”，不僅不贊成用僻典，連普通典故也以不用為好：“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又如他也不反對音節押韻，但又不贊成次韻、疊韻之類的游戲態度。其他如創作構思中的苦思與靈感，相題時體物與體性，改詩的“不可不改”與“不可多改”，語言辭采的平易與雕琢，詩體風貌的虛空輕靈與厚重敦實，以及“大巧之樸”、“濃后之淡”，等等，他都取不偏執一端的態度。前人詩論中抵牾沖突或者顧此失彼的地方，袁枚都能相反相成地兼容并蓄，使性靈說形成為一個較少片面性的詩學體系。也正因此，《隨園詩話》對于前此先后主盟詩壇的神韻說和格調說均有所批評，指出“神韻”“不過詩中一格”，“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認為兩說均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隨園詩話》在申述“性靈”理論之外，還廣泛記錄了與作者有著直接間接交往的人與詩，反映出乾嘉詩壇的時代風貌。有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