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論著述·藝苑巵言

詩話著作。明王世貞撰。該書八卷。據書前自序稱，前六卷初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其后“歲稍益之”，至嘉靖四十四年始脫稿，由里人梓行，至隆慶六年(1572)增入后二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全書共四百七十馀則，以評詩論法為主。其內容編次，大體上卷一為分類摘錄前人論詩文之語及分體論詩歌作法，卷二、三歷評《詩經》至漢魏六朝詩人，卷四專評唐宋詩人，卷五專評明代詩人，卷六、七、八多證詩人佚事兼及評議。“其持論，文必兩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明史·王世貞傳》)這是王世貞論詩的基本觀點，集中地體現了他的復古、擬古傾向。他主張“師匠宜高，捃拾宜博”，一方面反對那種讓人一望而知的“剽竊模擬”，說是“詩之大病”;一方面又提倡不著痕跡的巧妙模擬。其詩學理論的核心，仍是“格調”說。但他對“格調”的闡述，也與李夢陽、李攀龍不盡相同。他說：“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這就在“格調”說中引進了“才”、“思”的概念。“格”自“調”來，“調”自“思”來，“思”自“才”來，而這個“才”，則大抵相當于嚴羽所說的“別材”。論詩只講“格”、“調”，不講詩人的才性，勢必要走到刻板模擬的道路上去。王世貞強調“格”、“調”建筑在“才”、“思”的基礎上，便注意到了藝術構思和才性的問題，具有為“格調”說補弊糾偏的意義。所以，他一方面講“格調”，講“法”、“句法”、“字法”;一方面又講“妙悟”，講“興與境詣”、“神與境會”，“無歧級可尋，無色聲可指”。“神韻”說其實已濫觴于其中了。在《藝苑巵言》中，王世貞還用了大量篇幅對歷代詩人進行評論，發表了不少較好的見解。但他推崇盛唐，貶抑中晚唐，尤貶宋詩，偏稱明詩的傾向也很突出。如稱韓愈“于詩無所解，宋人呼為大家，直是勢利他語”;稱“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稱李賀“師心，故爾作怪”;稱宋歐陽修“不識詩，自標譽能詩”，“是一夜郎王耳”;稱王安石學杜“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稱蘇軾“之與(李)白，塵矣”;稱黃庭堅、陳師道“點化”李、杜詩句，“丑態畢具，真點金作鐵手耳”。凡此等等，均不無偏頗。而于明代前后七子中的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等人，則又吹捧過甚，如稱“歌行之有獻吉(李夢陽)也，其猶龍乎!仲默(何景明)、于麟(李攀龍)，其麟鳳乎!”稱律詩“古惟子美，今或于麟，驟似駭耳，久當論定”。此等溢美之詞，亦不足為定評。王世貞晚年在《書西涯古樂府后》中曾自我批評說：“余作《藝苑巵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麟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至于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相，又傷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后人而已。”可見他晚年已開始覺察到復古、擬古的流弊和當年持論之偏。有《弇州山人四部稿》本、《歷代詩話續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