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學概念·格調

古代詩學概念。語見唐殷璠《河岳英靈集序》：“貞觀末標格漸高，景云中頗通遠調。”又在集中評儲光羲詩云：“格高調逸，趣遠情深。”以“格”與“調”并舉而成文。還有王昌齡著《詩格》，語云：“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調。”(見《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稱引)在唐以前，“格”與“調”原是兩個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的概念;但“格調”并稱組成新的詩論概念之后，又有所發展，別具新義。“格”的詞義具多義性，與后世審美義蘊有關的主要有三： 一是格致、交感、感通。如《尚書·說命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二是量度、衡量。如《逸周書·五權》：“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朱右曾釋：“格，量度也。”三是法式、規格和標準。如《后漢書·傅燮傳》：“朝廷重其方格。”李賢注：“格，猶標準也。”魏晉以后，品人談藝，所用之“格”的審美意義日漸滋生。如《文心雕龍·議對》：“諛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不過把“格”作為審美概念而加以廣泛運用是在唐代以后。據日僧空海《文鏡秘府論》載，以“格”命名的論詩專著有崔融《唐朝新定詩格》、王昌齡《詩格》等。唐人稱“格”，要義也有三：一是體格、體制的法式或標準。二是用意、取象、定體之類較高層次的技巧和規律。三是作品的某種獨特審美特征或感染人的藝術力量。如皎然《詩式·辨體一十九字》：“體格閑放曰逸。”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評錢起詩是“體格新奇”，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所稱“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茍無姿態，則陷流俗”。上述諸“格”，可以概括藝術作品體格、格式、格力諸審美特征，但并不拘于力大勢渾的雄健一格。但如傳王昌齡撰《詩中宗旨》云：“詩有二格：詩意高，謂之格高，意下，謂之格下。”則藝術體格之高下，又與創作主體立意之高低優劣密切相關，這就影響到后來新組成的“格調”詞義，包括了表現詩人思想感情方面的立意高低和體格規范。“調”在古代也具多義性。屈原《離騷》：“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以求女。”清蔣驥注：“調，格調;度，器度也。”后來，“調”就成了審美意義頗濃的品評人物的常用概念。以“調”為詞根衍生出“智調”、“才調”、“風調”、“情調”、“逸調”、“奇調”等系列詞組，它們轉入文論領域之中，于是從不同方面又豐富了“格調”說的新意蘊。把“調”正式引入文論領域也在魏晉以后，如《文心雕龍·明詩》：“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北史·辛德源傳》謂辛“文章綺艷，體調清華。”入唐以后，“調”的審美意義更豐富了，如殷璠《河岳英靈集》評祖詠詩：“剪刻省靜，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俗。”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稱杜詩“詞氣豪邁，風調清深”，其“調”明顯指作品特有的藝術風范。所以后來韋縠選唐詩稱《才調集》，以“調”概括作者、評者的生活情趣和審美追求。又《文鏡秘府論·天卷》錄《四聲論》云：“自《詩》《騷》之后，……其聲調高下，未會當今。”又以“調”總括聲韻，對偶等形式規律。“格調”作為審美概念，就是在“格”與“調”兩個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審美概念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其義蘊不僅包括了“格”與“調”上述諸義，而且具有新意。格偏于立意方面的思想情趣的格式，調重在聲律句法方面的體制，但是二者相互滲透，熔為一體。宋以后多用“格調”論詩。如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二稱陳去非“格調高勝”諸例即是。后又擴大到評論詞曲。發展到明代，經高啟、高棅等提倡，于是“格調”說成為一種流行的詩論主張。如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云：“試取所未見詩，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為有得。”又指某一時代詩歌風格的審美特征。后來前、后七子高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取盛唐詩歌的“格調”特征以規范一切。這樣，“格調”從詩歌的兩個審美要素，體式、風格、時代藝術特征等，變成了復古的藝術模式，又逐漸成了封建末世的一種正統詩論主張。清沈德潛等大力提倡，于是出現“格調”說、“格調”派。當時翁方綱已有不滿，作《格調論》上、中、下三篇加以駁詰，對“格調”義蘊、學說、主張、文學流派各方面的得失，作出較系統的評說，可以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