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著作·詩經原始十八

清方玉潤撰 鴻濛室叢書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李先耕點校本。方玉潤(1811—1883)清末云南寶寧(今廣南) 人，字友石，一字黝石，自號鴻濛子。少聰穎，但自22歲入縣學后，應試凡15次均不第。咸豐五年(1855)著《運籌神機》，投筆從戎。同治三年 (1864) 夏，以軍功銓選隴西州同。是年10月至隴州，而其任所長寧驛已毀于戰亂，不得已寄居州治，著書講學。方玉潤天資卓越，才學朗贍、涉獵至博。當時與之游者，如王柏心稱其詩文“渾茫涵蓋，浩無際涯”，萬伯舒說他“得天獨厚”“博大縱橫無不備，雖未能純乎中道，顧自往往具有特識，要為不向古人頤下乞氣者”。他晚年在隴上“閉戶傭經”，寫定的《詩經原始》一書，更在“詩經學”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詩經原始》，顧名思義就是“欲原詩人始意也”。為此，方玉潤一反前人舊說，把《詩經》作為文學作品來研究。他批評以前研究《詩經》的考據，講學兩派不是“必先有一副寬大帽子壓倒眾人，然后獨申己見”，就是“不得全篇合讀，求其大旨所在，而粹釋之”。他們“性情與《詩》絕不相類，故往往膠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他主張研《詩》要“反復涵詠”，“尋文按義”，讓讀者“一氣讀下，先覽全篇局勢，次觀筆陳開闔變化，復乃細求字句研煉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詩大旨，則讀者之心思與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令貫通，不煩言而自解耳。”方玉潤在反對那些“迂儒拘士”的曲解時，常是從詩篇實際出發“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在一些詩篇的分析中，方玉潤不去尋求什么 “確解”、“深義”，而是去領會詩人所抒發的情感。 在《周南、 芣苢》總評中， 他說：“夫佳詩不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在釋義中，方玉潤對不能詳釋的詩義，均注明“未詳”，寧肯缺疑，也不穿鑿附會。這種情況共有13處。這種慎重的治學態度是可取的。當然，方玉潤畢竟是封建文人，其政治立場始終是站在清朝統治者一邊的。在《詩經》研究中，他依然是維護“溫柔敦厚”的詩教的。在個別地方他承認“詩可以怨”，但這要在“其詞溫柔敦厚”的基礎之上去“怨”。更多的地方他要求 “君雖報我以無禮，我不敢以無禮咎君”，這樣才“不失為性情之正”。特別是他在反對朱熹對“鄭聲淫”的解釋時，更表現出一副封建衛道士的面目。他或者把一些情詩戀歌說成是“刺淫之作”;或則以“古詩人多托男女情以寫君臣朋友義”為理由，把許多愛情詩說成是抒寫君臣大義的作品。其牽強附會，真是“更有甚于《序》之偽托附會而無當者”。凡此種種，都是方玉潤局限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