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曲總集·別集·詞· 古今詞統》新詩鑒賞

詞選本，亦簡稱《詞統》，十六卷，明卓人月編選。人月(1606～1636)字珂月，號蕊淵，仁和(浙江杭州)人。崇禎初作《千字文大人頌》有名于時，拔貢。為人喜交游，崇禎二年(1629)加入復社。卓氏才情橫溢，作詩不為格律所拘，以抒寫性情為主。因懷才不遇而英年早逝，世人謂其才命皆同于長吉(李賀)。此集系與其父客寓南京時所編。

全書選唐至明詞一千八百余首，作者三百余人。其友徐士俊(徐亦編選有《草堂詞統》)題曰：“今世鮮知此者，《花間》《草堂》而外，一無所窺。或圖或譜，因訛襲舛，不可殫述。”這種評論確實反映了明代詞學不振的情況。明代許多作者詞曲不分、不諳音律，使興盛了三百余年的詞失去了其特質，一般讀者對詞的規定性的認識亦愈加模糊。

卓氏此選有振興詞學之意，在選取作品時“斷以正統予宋，而隋唐為之鼻祖，元明為之耳孫”，其目的是使讀者明白宋詞才是標準的和可以取法的詞體。由于貫徹了這個準則，使得這本規模頗大、選擇還算精當的選本為詞學復興起了推動作用。因此，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稱贊此選：“搜采鑒別，大有廓清之力。”在選詞時，卓氏還能兼顧豪放與婉約不同流派的作品，不加偏袒。孟稱舜在為此書所寫之序中說：“蓋詞與詩曲，體格雖異，而同本于作者之情。古來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懷者想者，寄興不一，或言之而低徊焉、宛戀焉;或言之而纏綿焉、凄愴焉;又或言之而嘲笑焉、憤悵焉、淋漓痛快焉。作者極情盡態，而聽者洞心聳耳，如是者皆為當行，皆為本色，寧必姝姝嬡嬡，學女兒語而后為詞焉。”這種說法破除了自南宋末年以來“詩莊詞媚”的傳統意見。卓氏與孟稱舜持論多合，因此孟氏之論也代表了編者的論詞主張。

書中雖然對詞史上的名家作品與著名的篇章皆有采摭，但總的說來編選者的藝術鑒賞眼光不是很高的。如在選取《浣溪沙》調詞時，蘇軾幾首描寫農村風光的詞(如“簌簌衣巾落棗花”等)皆未入選，卻選了王世貞的“一夜春水釀作藍，曉桑柔葉綠鬖鬖。丫鬟十五太嬌憨。織作雙魚成比目，偷將百草斗宜男。更無心緒喂春蠶”(《浣溪沙·江南詞》)。此章起句就不通，“藍”為草名，如何“釀作”?此句雖是化白居易成句“春來江水綠如藍”，實是點金成鐵。詞中似是描寫江南農村少女，而氣質上全同達官貴人家中的姬妾。此編也反映明代文士學問之空疏。如書前所附楊守齋(纘)《作詞五要》，竟誤作楊萬里。本書之前所附入選詞人名號居里，本是按照時代先后排列，但其中錯誤之多，令人驚異。如北宋司馬光排在南宋史達祖之后，北宋王雱(王安石之子)竟與南宋末年的吳文英相鄰。另外把元代的劉因、王惲排在宋代，而且排在南宋早期的陳亮之前。其他如稱名、稱字、稱號皆無一定的體例。多數人稱名，一部分人稱號，少數人稱字。至于名字舛錯、張冠李戴之處也不在少數。如南宋楊炎正，字濟翁，誤作“楊炎，字止濟，號西樵”。書中對入選詞間有評語，評語多為泛泛。如評李清照《如夢令》“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批語為：“‘綠肥紅瘦’創獲自婦人，大奇。”像這類批語很多，對讀者沒有什么幫助。

書中入選之詞按所寄詞牌字數多少排列，由少至多。書前附有《作詞五要》《樂府指迷》(南宋張炎《詞源》下卷)、楊慎《詞品序》、何士俊《草堂詩余序》、陳仁錫《續詩余序》、沈際飛《詩余四集序》《詩序別集序》等。此書有明崇禎原刻本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