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漢代詩歌·樂府與樂府詩·西漢樂府詩

西漢樂府詩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其中之一是歌頌新時代的宗廟雅樂。“王者功成而作樂”，這本是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慣例。漢帝國剛剛建立，就馬上讓叔孫通因襲秦國音樂制作宗廟樂。漢高祖好楚聲，又讓唐山夫人創作了《安世房中歌》。它是現存最早的漢代雅樂，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按歷史記載，《房中樂》又名為《燕樂》，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朝廷祭祀典禮結束后燕饗四方賓客的場合演奏^①。其內容主要是歌功頌德。但是在這些詩歌中，客觀上也表現了漢人對和平生活的向往，對國家統一的歌頌，體現了一種新的時代精神。所以前人對它的評價極高，說它“古奧中帶和平之音，不膚不庸，有典有則，是西京極大文字”^②。在藝術形式上則頗有楚歌特點。如第一章描寫祭祀場面的富麗堂皇就很有《楚辭·九歌·東皇太一》的浪漫氣息;第六章、第十章寫冥冥中的神靈往來，也和《九歌》有相類之處。

《郊祀歌》19章是漢武帝時創制的宗廟祭祀樂章。其文辭出于司馬相如等數十位著名文人之手，其樂曲由當時著名音樂家李延年創作，演奏時場面宏大，氣氛隆重熱烈^③。這些詩篇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歌頌太一、天地、五帝的樂章和迎神送神曲，如《練時日》《帝臨》等;二是以瑞應之物報享上帝的頌詩，如《景星》《齊房》等。雖為宗教藝術，但是卻頗有生氣，表現了漢人和前代不同的神學觀念，展示了漢帝國處于全盛時期繁榮富庶的社會生活和青春煥發的精神風貌。藝術風格上以典雅為主，但有些詩篇頗具浪漫色彩。如《天門》寫舞者娛神的場面，想象新奇，筆法細膩，神靈綽約，似幻非幻。《練時日》連用七個排比寫神靈由天而降至祭壇安享的過程。沈德潛評曰：“古色奇想，幽氣靈光，奕奕紙上，屈子《九歌》后另開面目。‘靈之游’以下，鋪排六段，而變幻錯綜，不板不實，備極飛揚生動。”(《古詩源》第66頁)語言句式靈活多變，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或錯雜使用，或追求整齊。如《帝臨》等五首都是整齊的四言，甚至每一篇的句數都一樣多，給人以莊嚴肅穆、典雅規范之感。《天門》突出了雜言詩的活潑，全詩在參差錯落的句式中展現了娛神儀式中生動熱烈的氣氛。《天地》把求仙的場面寫得又大又隆重，連用13個七言句子曼聲長歌，節奏最為悠揚。陳本禮曰：“聲調諧合，長短合度，‘含宮吐角激徵清’，如聞其音。不矜才，不使氣，而神韻悠然。”(《漢詩統箋》) 雜言中 《日出入》更是一篇奇作。口語入詩，文同白話，又參差錯落，不同凡響，把漢武帝渴望成仙的急切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這說明，在中國詩歌形式發展的歷史上，《郊祀歌》19章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西漢樂府詩中最重要的一組作品是《鼓吹鐃歌》十八曲，它最早著錄于沈約的《宋書·樂志》，又別稱之《鐃歌》或《短簫鐃歌》。按歷史記載，它本是漢初從北狄、西域傳人的異族音樂，主要用于朝會、田獵、道路、游行、享宴、食舉等場合，同時也用于日常娛樂^①。音樂形式上的異族特色和作品內容的復雜性是這組詩篇最值得注意的兩點。因為聲辭雜寫，字多訛誤^②，《鼓吹鐃歌》十八曲中的一些文字已不易看懂，個別篇章甚至不能句讀。但是，其異常豐富的內容仍然可以看出。這其中有的寫帝王巡行、食舉，如《上之回》《上陵》;有的寫飲酒、玩樂，如《將進酒》《君馬黃》;有的寫家庭生活的悲劇和遠行人的思鄉，如《雉子班》《巫山高》;有的描寫戰爭，如《戰城南》;有的寫男女相思，如《有所思》《上邪》。這些詩篇，從多角度反映了西漢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其中《戰城南》一首，歷來被人們所稱道。詩中著意描寫了戰后慘狀，死者的遺體無人安葬，將被烏食。于是，作者假借戰死者與烏的對話來表達對戰爭的痛恨，對統治者不恤將士的怨憤和對無辜死者的深切同情與哀憫。想象奇警，語言生動，悲壯感人。再如《有所思》寫女子欲與情人斷絕，但憶及當初情會又難以割舍，抒情既細膩真摯又深刻熱烈，刻畫人物可謂形神畢現。《上邪》一詩寫女子自誓，以五種必無之事作決絕條件，寫出了她對愛情的忠貞不渝之情和強烈執著的精神。

《鼓吹鐃歌》18曲不獨內容豐富，在藝術形式上更值得注意。從現有材料看，漢代樂府詩最主要的兩大類別就是鼓吹樂和相和樂兩大類。相和樂源于中國的傳統音樂，樂器以琴瑟絲竹為主，風格以委婉含蓄見長。而鼓吹樂則是源于北狄和西域的音樂，樂器以鼓角笳簫為主，風格以熱烈豪放見長。像《戰城南》《有所思》《巫山高》《上邪》《思悲翁》等，感情表現或激憤悲壯，或熱烈奔放，與相和諸曲如《江南》等有截然不同的風格。肖滌非說：“《鐃歌》聲情，悲壯激烈，實開后世豪放一派。”^①在語言形式上，《鼓吹鐃歌》18曲也值得研究。從現有材料看，西漢初中期的帝王文人之作，以及流傳于中下層的詩歌謠諺之類，多以詩騷體為主。唯有18曲完全摒棄了詩騷體而采用雜言的形式，這是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變化。對此，肖滌非曾說：“吾國詩歌之有雜言，當斷自漢《鐃歌》始。以十八曲者無一而非長短句，其格調實為前此詩歌之所未有也。《詩經》中雖間有其體，然以較《鐃歌》之變化無常，不可方物，乃如小巫之見大巫焉。此當由于《鐃歌》為北狄西域之新聲，故與當時楚聲之《安世》《郊祀》二歌全然異其面目。而音樂對于詩歌之影響，亦即此可見。”^②而我們以為，其意義不僅在于雜言體的創作，還包括對中國傳統詩歌形式的沖擊和影響。這說明，中華民族以其特有的開闊胸懷，很早就具備吸收乃至同化外族文化的能力和氣度。

在西漢樂府詩中，還有一些感于哀樂的個體抒情詩寫得非常成功。一是帝王貴族之作，如項羽的《垓下歌》、漢高祖的《大風歌》《鴻鵠歌》、戚夫人的《舂歌》、漢武帝的《瓠子歌》《秋風辭》、劉細君的《悲愁歌》等;二是其他一些作者的創作，如李陵的《別歌》、楊惲的《拊缶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以及《東光》《薤露》《蒿里》等原出于民間的歌謠。這些作品，大都有很強的抒情性，后面跟著一個或悲壯慷慨，或凄情哀婉的故事，在歷史上廣為流傳。如項羽的《垓下歌》作于被圍垓下兵敗之時，空負拔山之力而不能保護自己的愛姬，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極盡纏綿嗚咽。劉邦的《大風歌》作于征討英布凱旋歸鄉與故老鄉親飲酒相慶之際，表面看起來似乎充滿了勝者為王的豪氣，內里則別有一番將叛親離、難以言說的孤獨，同樣是悲傷慷慨。劉細君為帝王和親而嫁與烏孫，遠托異國，言語不通，她所作的《悲愁歌》真是思鄉情切，愁苦難排。李陵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身降敵國，英名虧污，老母及全家被誅。滿腔忠心何處訴，欲歸故國已無門，其《別歌》乃是和著血淚的絕唱。至若《薤露》《蒿里》的創作，傳說本出自田橫門人。田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五百義士同時殉主。似這等悲壯的故事，千載之后仍動人心魄;由此故事而生的挽歌，怎不令人感嘆人生短促，生凄哀感傷之情。《東光》一詩，乃是漢武帝時出征南越的士兵所作：“東光乎? 蒼梧何不乎? 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游蕩子，早行多悲傷。”^①短短幾句，寫盡了戰士的悲怨之情。首兩句寫蒼梧整天被瘴霧籠罩，不見日光;次二句說糧食霉腐，無法食用;末二句直言早行之悲苦。全詩語言生動簡潔，反戰怨憤之情畢現。這些詩篇，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量。

西漢樂府中還有一篇作品值得注意，那就是《巾舞》歌詩。它最早見于《宋書·樂志》，又題為《公莫巾舞歌行》。因為聲辭雜寫，從東晉以后一直沒人能解。今人逯欽立等雖做過嘗試性的斷點，因為沒有找到讀通原文的路徑，仍然無功而返。是楊公驥經過認真的考證斷句研究，破解了此詩。楊先生在論文中指出，詩中記述的是西漢時期一個母子離別的故事，并把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定為漢武帝時的中山、常山一帶。現存的文字實際是歌詩與舞臺表演各種動作提示的雜寫，整篇文字實際記錄的是西漢時期一個有歌有舞的故事。并認為這“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我國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節、有科白的歌舞劇。盡管劇情比較簡單，但它卻是我國戲劇的祖型，在中國戲曲發展史上，它具有重要的價值”^①。楊先生的這一開創性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他不僅破解了一個千古疑案，而且敏銳地指出了這篇作品在中國詩歌史和藝術史上的價值。由此讓我們可以更為真實地了解漢代歌舞表演藝術的情況，可以進一步地研究中國早期詩歌史、舞蹈史乃至戲劇史。可以說，楊先生的研究和論斷，都為此詩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后有人開始關注此詩，并有一定的推進，但是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沒有楊先生的破譯在前，后人想要讀通幾乎也是不可能的，自然就談不上研究了。

現存西漢樂府詩雖然不多，但是從以上三類詩篇中可以看出，西漢無疑是樂府詩創作的重要發端期。無論是宗廟郊祀樂章的重新制作，還是各階級各階層的即興抒情，都鮮明地體現了一種新的時代風貌。特別是后兩類詩篇，它所反映的生活面是廣闊豐富的，它所表現的內容是新鮮生動的，它的藝術形式也是新穎活潑的。盡管它在語言的錘煉上還不那么講究，有時甚至顯得直白而粗糙，但是，它的情感表達卻是那么真摯而坦率，持久而深沉。它不但開創了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同時也奠定了一種新的詩歌藝術精神。正是在它的基礎上，東漢樂府詩創作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也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注釋

① 關于《房中樂》的記載,參見《漢書·禮樂志》。關于其用途、功能的解釋,可參見《儀禮·燕禮》鄭玄注和賈公彥疏。② 沈德潛《古詩源》第38頁,中華書局1963年版。③ 班固在《漢書·禮樂志》中對此有詳細描述:“至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環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焉。”① 關于“鼓吹”樂的來源,班固在《漢書·敘傳》中說:“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一又說:“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② 《宋書·樂志》云:“漢《鐃歌》十八篇……皆聲辭艷相雜,不可復分。”《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字多訛誤。”①②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第52—53頁、第5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① 《東光》一詩,沈約《宋書·樂志》和郭茂倩《樂府詩集》原文皆為:“東光乎?蒼(倉)梧何不乎?”所詠本是漢武帝時從征南越軍士的悲苦之情。事見《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仆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柯江,咸會番禺。”光者,明也。東光,意為天亮。蒼梧,地名,今廣西梧州。因為南方早晨多瘴霧籠罩,早起行軍不見陽光,軍士勞苦,故有“東方天亮了嗎?蒼梧為什么還不亮”的發問。詩貴自證,下文有“諸軍游蕩子,早行多悲傷”語,正與上文相應,文意甚明。可是,由于疏于考證,左克明《古樂府》卻妄改“乎”為“平”,造成歧義。《中華書局》1979年校點新排版亦據此誤改。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據此認為“歌中‘光’、‘梧’皆當是聲字,無義,似原作‘東平倉何不平。倉多腐粟,無益諸軍糧’云云”。按逯欽立把“光”、“梧”當成無義之聲字,沒有根據;把原本明白的詩句改成“東平倉,何不平”,在文意上也不通,實為推測妄改之大誤。① 楊公驥《西漢歌舞劇巾舞〈公莫舞>的句讀和研究》,原載《光明日報》1950年17月19日第3版,后經修定后刊發于《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