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地域文化·文論中的地域差異與地域傳統意識

唐宋以前，文學傳統意味著《詩》《騷》以來的名作序列;而明清以來，那個大傳統稍微遠了點，文學之士從搖筆寫作伊始，首先意識到的是鄉賢，是當地的文學前輩，大到府縣，小到鄉鎮，方志文苑傳里的名作家都在陶冶著一方風氣。以致當歷史和時尚之間的語境差異使大傳統和小傳統在審美趣味和創作觀念上出現差異、趨向不一致時，小傳統往往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甚至在思想領域都是如此。比如說，在以理學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清代，陽明心學雖為眾矢所集，但在王陽明故鄉浙江，崇奉心學的人還是很多。歷來盡遭非議、罕見寬容的王安石經義，江西人也不乏為之開脫者，李紱《敬齋文集序》即為一例^①。說到底這是出于一種對鄉賢的景仰回護之情，對小傳統的體認多少與桑梓之情和榮譽感相聯系，有時候不免流于情緒化而有失公允。比如古文，李紱說嘉靖以后古文傳統中斷，到本朝初年始再倡唐宋諸家之遺法，侯方域、王猷定、魏際瑞、汪琬、朱彝尊“號為海內健者，而平叔先生獨為第一”^②。平叔即傅占衡，文名是有的，第一大概還說不上。李紱臨川人，該文是為傅占衡外甥的女婿蕭復遠作，固有鄉曲之私在其中。再說填詞，魏際瑞《鈔所作詩余序》稱歐陽修詞“珠圓玉潤，一歸大雅”，一人而已^③。這也很難說沒有江西老俵的鄉里之情在。

對地域文學傳統的體認，不只激發鄉邦文化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對傳播地域文學史知識，培養地域文學觀念產生積極影響。通過編集某個地域范圍內古代和當代的作品，通過序跋、評點和詩話的批評，地域文學傳統愈益清晰地浮現出來，成為現時文學批評的一個背景，一個參照系，無形中營造出一個相當于小傳統的價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當地的創作風氣和批評趣味。明代順德薛岡生序陳子升詩，指出：“洪、永、成、弘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風。庶幾哉，才術化為性情，無愧作者矣。”朱彝尊很欣賞薛氏對廣東詩歌傳統的強調，許其為“善言土風者”^④。后翁方綱論此文，以為“有明一代，嶺南作者雖眾，而性情才氣，自成一格，謂其仰企曲江則可，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不得以方隅論”^①，這是基于對唐代地域(方隅)傳統尚未形成的判斷，并不否定明代廣東詩歌的地域特征。事實上，文學中的地域性在宋元以前還不太明顯，人們也很少意識到，只有到明代，地域性的流派意識才在文學創作中凸現出來，如楊際昌所謂“三楚自竟陵后，海內有楚派之目，昊廬先生一雪之;秦中自空同酷擬少陵，萬歷之季，文太青(翔鳳)復為揚波，海內有秦聲之目”^②。這種地域意識隨即反映于文學批評中，而尤多見于邊遠省份。比如地處東南閩嶠的福建，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載：“黃東厓與黃明立論詩云：‘使昉改從時賢，入今吳楚諸名流派中，則亦有所不屑。’黃石齋與計甫草云：‘吾閩人之稱詩也，與爾吳人異’”^③。汪縉《題石齋先生詩卷墨跡》記黃石齋語較詳：“吳江計甫草少從石齋先生游，嘗問詩法于先生。先生告之曰：‘吾閩人詩法與汝吳中異。吾閩人詩以意為君，吳中詩尚格律詞華。一入于格律詞華，真意漸亡矣。如云間陳臥子，予門人也。其為詩已與吾異趣，況其他乎?’”^④二黃立論角度雖有不同，但都出于對自身所屬的閩文學傳統的自覺和自尊。福建地處海嶠，文化相對滯后，至唐代歐陽詹始以文名于世。歷五代兩宋，詩歌雖不能與中原爭勝，但詩學卻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觀念。江西詩派一意學杜，江湖詩派獨尚姚賈，而嚴羽卻主博參漢魏，這對詩歌傳統兼容并蓄的開放態度似乎成為閩詩學的傳統，高棅倡言“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唐詩品匯序》)，正是發揮嚴羽的觀念。到鄭超宗出，閩詩已能卓然自立，與內地分庭抗禮^①。黃昉和黃石齋之說，自立崖岸，隱然與文學繁盛的江南、湖北平揖，無疑是基于對地域詩歌傳統的自信。

東南閩嶠猶然如此，其他地區更不甘示弱。且看江西，魏禧《陳介夫詩序》云：

吾江右以詩派名天下，蓋發源于淵明，而黃山谷、曾蒼山諸子相與揚其波瀾。今海內詩學最盛，所處時地與淵明略相似，然求之吾鄉詩，罕有似淵明者，而往往見于他方。甚矣夫，江右之詩之衰也!^②

這里哀嘆江西詩的衰落，是寓褒于貶的筆法，一方面夸耀古代江西詩歌輝煌的傳統，同時又為稱贊陳介夫作個鋪墊，以地域傳統的衰弱反襯陳介夫此刻挺生的不凡意義。再看湖北，杜濬 《楚游詩序》云：

楚，篳簬藍縷之鄉也，然而騷有屈、宋，詩有杜、孟，稱古今之冠。國朝之詩，代興者四而居其三，其開何、李之先者，又長沙也。即亦可稱詩國耶?故士之曠者至乎其地，往往徘徊企想，庶幾一遇焉;而忌者至于詛楚，抑中人以下之人情宜然也。乃至于今日而衰極矣。^③

此文與魏禧異曲同工，也是感今撫昔，回憶楚地更為悠久的詩歌傳統，從屈原直到明代的李東陽，為今日的中衰和《楚游草》作者吳初明的振起張目。又如黃定文《國朝松江詩鈔序》：

詩自河梁下逮建安蘇李曹劉諸鉅公，大抵皆北產。獨至二陸，奮起云間，狎主中原壇坫。自是以后，大雅之材萃于東南，遂至傖荒河北。然則云間固南國之詩祖也。^①

黃定文在此追溯了松江詩歌傳統的淵源，進而指明它在南方詩歌史上的歷史地位。“南國之詩祖”未必能得他人認可，但以本地人而論本地詩，尊崇鄉土傳統乃至引以為驕傲，實在是很自然的事。至于論異鄉人能顧及其鄉土傳統，就足以見地域傳統觀念植根于時人意識之深了。王昶《湖海詩傳》論蕪湖韋謙恒詩云：“皖桐詩派，前推圣俞，后數愚山，以啴緩和平為主。約軒承其鄉先生之學，故不以馳騁見長。六一居士序《宛陵集》謂‘古雅純粹’，汪堯峰序愚山詩謂‘簡切淡遠’，舉似約軒，可謂得其法乳者”^②。這里將皖詩的傳統遠溯至宋代梅堯臣，近推及施閏章，以啴緩和平為其主流，從而將韋謙恒的詩風與一個悠久的詩歌傳統聯系起來，賦予其一種歷史價值。這種來自他人的審視和判斷同樣是一種對地域傳統的發現，同時也是對小傳統的構建。

相對大傳統而言，小傳統是以一定的地域疆界為單位來體認的，大到一道一省，小到一府一縣甚至鎮，論者的批評對象及言說語境決定了它的范圍。因此可以說小傳統就是人們在一定地域范圍內體認的具有自足性的文學歷史及其所包含的藝術精神與風格特征。很顯然，小傳統的這種自足性是在更大范圍的比較中呈現并確立其內涵的，它是在更廣闊的文學史視野中進行比較的結果，反過來又成為小范圍內比較的基準。曹溶《海日堂集序》云：

明之盛時，學士大夫無不力學好古，能詩者蓋十人而九。吳越之詩矜風華而尚才分，河朔之詩蒼莽任質，銳逸自喜;五嶺之士處其間，無河朔之疆立，而亦不為江左之修靡，可謂偏方之擅勝者也。^①

這里論廣東詩，是在全國范圍內同吳越、河朔比較而體認其特點的，作者在審視地域小傳統時清楚地意識到其他地域傳統的存在。有時人們也從交流和影響的角度來看小傳統的獨特性，如青浦王原在《瞿濟川文集序》中說：

吾郡無為古文者。異時鄉先正陳黃門、夏考功父子、李舍人、徐孝廉、周太學樹幟藝連，海內宗仰，才則麗矣，學則博矣，然其為文沿六朝之綺靡，擷唐季之芳艷。毗陵、昆山鉅公傳緒，近在襟帶，而流風余波獨不能沾被吾里，坐使后進之士，數十年中務華棄實，不復知有古文，伊誰之過哉?^②

這是很少見的從負面批評小傳統的例子，為松江府小傳統頑固地排斥古文，未受到鄰近昆山、常州的古文名家的熏陶而遺憾。似此對人我之間異同的認識，不僅是地域文學發達和交流的結果，也是自我認識的成熟和深化，自我認識原就是在與他者的比較中日漸清晰和深刻的。這種自我認識的成熟促使人們在審視當代當地的個別作家或群體時，自覺地將小傳統作為把握具體作家的藝術特征的參照系。比如王士禛論閩派詩曾指出：

閩詩派，自林子羽、高廷禮后，三百年間，前惟鄭繼之，后惟曹能始，能自見本色耳。丁雁水煒亦林派之錚錚者。其五言佳句頗多，如“青山秋后夢，黃葉雨中詩”、“鶯啼殘夢后，花發獨吟時”、“花柳看憔悴，江山待祓除”，皆可吟諷。^①

這則詩話評論丁煒詩，在突出其錚錚杰出的同時無意中道出閩詩派的一個尷尬——因襲者多，能自樹立者少，有明三百年里僅四家而已。直到清代乾隆年間，這一情形仍未改變，鄭方坤論黃任詩，不得不重蹈王漁洋的論斷：

閩人戶能為詩，彬彬風雅，顧習于晉安一派，磨沙蕩，以聲律圓穩為宗，守林膳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律，凜不敢犯，幾于“團扇家家畫放翁”矣。莘田逸出其間，聰明凈冰雪，欲語羞雷同，可稱豪杰之士。其艷體尤擅場，細膩溫柔，感均頑艷，所傳《秋江集》《香草箋》諸作，傅閬林前輩謂其實有所指，擬諸玉溪之賦 《錦瑟》、元九之憶雙文，杜書記之作“青樓薄倖”、“楚雨含情”，殆詩家之賦而興也。^②

唐詩大傳統和林鴻、高棅開創的獨宗盛唐的閩詩小傳統二而一之，形成強勢的地域詩風，左右著八閩詩人。黃任獨能以艷體挺出其間，所以為豪杰之士。鄭方坤在以小傳統為參照系，強調他不為閩詩風所牢籠的獨創性的同時，對小傳統也不無譏諷之意。事實上，真正有創造性的詩人總是要在某種程度上脫逸傳統，而這種脫逸又總是從小傳統開始。袁枚稱 “吾鄉詩多浙派，專趨宋人生僻一路。惟(狄)小同以明七子風格救之”^①，也是強調狄小同對錢塘詩囿于浙派宋詩風的矯變。吳肅公《詩集自序》則強調了自己與鄉邦詩歌傳統的分歧：

改革時里中多隱淪頹放，詩無定向，其后標風雅者力主唐音，以溫柔綿麗為的……而予頗法杜、韓兩家，顧達情者或勁率而失之兀奡，喜新奇則佶屈而傷自然，予于二病蓋兼有之，里中競相訶訝非正聲。廣陵徐山甫、云間蔣大鴻極口謂韓、杜決不可為。^②

他的記載告訴我們在明清之交，地域風氣如何形成輿論，對個別作者的寫作產生壓力，這種壓力和對地域文學史的自豪感相結合，便形成地方詩風對小傳統的自覺發揚和維護。一位年輕的作者初學寫作，首先就置身于這種輿論環境中，當然也就不能不意識到小傳統的存在，于是他的藝術取向面臨一個選擇：是接受大傳統，走自己的路，還是謹守小傳統的藩籬，步踵鄉先輩，以求博得鄉議的稱賞。邊連寶《李立軒詩序》寫道：

吾邑詩派，自龐雪崖先生開清真雅正之宗，同時如先外王父章素嚴先生，稍后如雪崖令弟紫崖先生、先君子漁山先生，率皆以雪崖為圭臬。余小子連雖稍加放縱，總不能出先民范圍。^③

邊連寶與袁枚并稱“南北隨園”，詩風并非沒有戛戛獨造處，這里的自謙無非是襯托李立軒的成就，但無意間也暗示出小傳統的強大，流露出一絲不能不屈服的無奈。的確，無論是引以為榮也好，感受壓力也好，挑戰或屈從也好，小傳統都構成了一個背景性的存在，它的權威和影響時時刻刻在提醒作者和評論家注意一個異于大傳統的另一個價值尺度。不難想見，當人們對自己的地域傳統都有充分意識時，推己及人，自然也會對他人的地域傳統給予充分的重視。魏禧《容軒詩序》有云：“十五國莫強于秦，而詩亦秦唯矯悍，雖思婦怨女皆隱然有不可馴服之氣，故言詩者必本其土風”^①。這是詩歌批評中對他人地域傳統的尊重，同時也是在方法論上對地域傳統和風土意識的強調。正因為有這樣清楚的意識，清代批評家在把握大傳統的同時，也能尊重小傳統，重視小傳統的獨特價值。這是清代文學批評最值得注意的特點之一。

將經典文學和地域文學對應于大傳統、小傳統的概念，主要來自歷史的影響。然而在實際的文學語境中，時尚經常也是個有力的影響源。在許多時刻，小傳統受到的挑戰不是來自大傳統，而是來自時尚。在古代社會，時尚作為代表特定時期社會心理和審美趣味的流行趨勢，很大程度上不取決于地域(如政治或文化中心)，而取決于有影響力的人物，明代公安、竟陵派的流行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時尚問題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反應不一，一般來說戰亂年代、邊遠地區不太突出，而在和平年代、發達地區則較為明顯，清代詩學中有很多例子。明清之交，錢謙益主盟文壇，江南地區也被文學創作和批評的時尚主導著。而陜西、福建或因地理阻隔，信息不靈，詩學宗尚好像要比江南慢一拍。江南詩家討伐明七子的模擬作風時，關中詩家并未響應，他們仍繼承明代格調派的傳統，對七子輩給予一定的肯定^②;而江南詩家群起抨擊竟陵時，福建詩論家卻仍予鐘、譚某種程度的好評。兩地的小傳統似乎都沒怎么受時尚影響，也對時尚沒什么反應。前人往往將這種遠離時尚或者說風氣的滯后歸結為風土的決定作用。如王昶《青浦詩傳》自序說：

蓋吾鄉溪山清遠，與三吳競勝，而地偏境寂，無芬華綺麗之引。士大夫家云煙水竹間，起居飲食，日餐湖光而吸山綠，襟懷幽曠，皆乾坤清氣所結，往往屏喧雜，愛蕭閑，勵清標，崇名節。居官以恬退相師，伏處以孤高自勵。性情學問，追古人于千載之上，從容抒寫，歸于自得。故如明中葉以后，空同、歷下、公安、竟陵，紛努奔走，四方爭附，其壇坫以此嘩世炫俗;而吾邑士大夫附麗者獨少，此固昔賢自守之高。而為家鄉后進，讀其詩，仰企其人，當如何流連跂慕，奉為軌則歟!^①

這里不僅解釋了明代青浦士人不趨附時尚的特立獨行之風的由來，而且對鄉里后學繼承傳統、保持風氣提出了要求。比之風土的自然特征，這種地域風尚的自覺承傳也許是構成地域傾向和差異、從而形成小傳統的更為直接的動力。

顯而易見，小傳統是相對于大傳統和時尚而存在的，因此它與后者必然形成差異和對立。相對于無所不包的大傳統，小傳統往往是堅持一種選擇的理由;而相對于時尚，小傳統又是捍衛一種價值的依據。由于它遠不如大傳統那么堅強和雄辯，同時也不具有時尚的沖擊力，通常很難和兩者抗衡。偶爾真的形成對抗，則矛利不如盾固，時尚不會受到多少沖擊，而小傳統自身卻不免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形。乾隆年間性靈詩風席卷天下，各地詩壇反應強烈，向風景從者固然很多，獨立不遷、涇渭分明者也為數不少。乾隆三十四年(1769)前后，任丘張方予等11人結社，以康熙年間邑有還真社，邊連寶初名續真社，后改為慎社。乃弟中寶《題張方予慎社十一人傳后》詩云：“隨園顏社以續真，旋更厥名署曰慎。真社先民只率真，才高態廣難逐趁。后生步之偭規矩，疏狂竊恐流西晉……隨園乃更進一義，會意象形譯慎字。右旁從真左從心，真心貫注慎斯至。曰真曰慎約無二，為語同人尚慎旃。”^①就其對“疏狂”的戒惕來看，顯然是針對性靈派詩風而發，而尤其強調一個“慎”字，又似乎有文字獄的陰影在其中。“真社先民只率真”一句表彰河朔詩風尚真的傳統后，鑒于流弊，用“慎”對“真”的傳統做了修正，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小傳統此刻非但不能抵抗時尚，反而迫于時勢不得不重新作了解釋和校正，以求在當下語境中具備應對時尚的能力。這是以曲折的方式捍衛和張揚了地域傳統的一個例子，向我們顯示了時尚與小傳統互動的復雜關系。

總之，在清代文學中，地域意識已是滲透到人們思想深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變量因素，經常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和論爭中潛在地影響著論者的見解和傾向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清代文論中的地域觀念不單純是地域文化在文學批評中的反映，它同時也參與了地域文化傳統的構建。這是我們在研究清代文學和清代文化時不能不加以考慮的。

注釋

① 李紱《穆堂別稿》卷二四,《李穆堂詩文全集》,道光十一年珊城阜祺堂重刊本。② 李紱《穆堂初稿》卷一八《蕭定侯墓志銘》,《李穆堂詩文全集》,道光十一年珊城阜祺堂重刊本。③ 魏際瑞《魏伯子文集》卷一,《寧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謝若庭紱園書塾重刊本。④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一,下冊第66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①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郭紹虞《清詩話續編》第3冊第136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 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二,郭紹虞《清詩話續編》第3冊第172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③ 郭紹虞《清詩話續編》第2冊第93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④ 汪縉《汪子文錄》卷二,《汪子遺書》,光緒八年刊本。① 王世懋《藝圃擷余》:“閩人家能占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后氣骨崚崚,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②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一○,《寧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謝若庭紱園書塾重刊本。③ 杜濬《變雅堂文集》卷二,清刊本。① 黃定文《東井文鈔》卷一,清刊本。② 王昶《湖海詩傳》卷二八,轉引自周維德編《蒲褐山房詩話新編》第102頁,齊魯書社1988年版。① 程可則《海日堂集》卷首,道光五年金山縣署重刊本。② 王原《西亭文鈔》卷三,光緒十七年不遠復齋刊本。①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清詩話》上冊第21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② 鄭方坤《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龍威秘書本。①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四第50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吳肅公《街南續集》卷二,康熙刊本。③ 楊福培選《吾邱邊氏文集》卷二,民國七年鉛印本。①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九,《寧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謝若庭紱園書塾重刊本。② 參見蔣寅《清初關中理學家詩學略論》,載《求索》2003年第2期。① 王昶《青浦詩傳》自序,轉引自周維德編《蒲褐山房詩話新編》第313—314頁,齊魯書社1988年版。① 邊中寶《竹巖詩草》卷二,乾隆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