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盛唐詩歌·并峙的頂峰

在群星燦爛的盛唐詩壇上，李白和杜甫是最耀眼的兩顆巨星。當開元精神在天寶年間逐漸暗淡下去的時候，是他們將盛唐詩推上一個新的高峰，不但大大深化和開拓了盛唐詩的內涵和容量，而且以包羅萬家的藝術成就和稱雄百代的創新精神確立了盛唐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崇高地位。

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為中國詩歌史上兩座并峙的頂峰，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以盛唐詩所取得的極高成就作為創作的起點。首先，他們的詩歌集中體現了盛唐詩人心胸寬廣、積極進取的精神面貌和時代性格，表達了同時代詩人濟蒼生、安社稷、以天下為己任的共同理想，及其在追求功業的現實中所產生的不平之氣。只是李白的這種理想融合了儒、道、任俠、縱橫家等各種思想的影響，經過文學的夸張，放大了無數倍。他以呂尚、魯仲連、張良、諸葛亮、謝安等非凡的歷史人物自比;要求平交王侯，長揖萬乘，不屈己，不干人;不屑于走平常應舉的途徑，而是“用交游干謁、求仙訪道、退隱山林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希求一步登天”(陳貽焮《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風云感會，為君輔弼，而以功成身退為最終目標。這些幻想和自信都是在盛唐鼓勵士人高談王霸、推賢進士的政治空氣中激發起來的，只是他比盛唐文人表現得更強烈、更夸張。李白愛好縱橫和任俠，雖然在盛唐文人中不具有普遍性，但仍然與時代精神有關：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和俠士一類人物，使士得以最大程度地實現了他們對精神自由和人格平等的追求。盛唐詩人普遍的布衣感及其對于權貴的不平之氣，孕育了李白作為布衣的驕傲和自尊，并且自然促使他到縱橫家和俠士那里去追溯士的自由精神的源頭。因此李白能夠成為盛唐布衣精神最優秀的代表(林庚《詩人李白》)。杜甫在盛世文明的教育下長大，整個青壯年時代在開元時期度過。他從同時代人的遠大抱負和活躍思想中獲得了進取的信心：“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他與盛唐文人一樣，自負為君輔弼、化成天下的大任，充滿了前程萬里的信心。《飲酒八仙歌》在八位酒仙的狂態中發掘出他們將王公至尊、仕途富貴、世俗人情和各種清規戒律統統置于度外的高邁絕塵之氣。這種狂放、曠達和自由正是杜甫心目中理想的開元精神。因此，盡管他的大部分詩作都寫于安史之亂以后，但他一生都在不懈追求的太平治世正是以他經歷的盛唐為藍本的。只是杜甫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將盛唐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志提純和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包括李白在內的好多盛唐詩人對功業理想的追求難免夾雜著對個人功名富貴的熱望，以及退隱獨善的消極態度。而杜甫卻終其一生都把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視為人生的終極關懷，他不愿尋找避世的桃花源，不惜剖心瀝血，以供養象征國家祥瑞的鳳凰;甘愿以一己之身承擔天下的苦難以換取天下蒼生的安定幸福。如果說盛唐開元政治實現了人們所理想的堯舜之治，那么杜甫則是體現了歷代中國人理想中的古圣人之心。

其次，李白和杜甫都在開元清平政治結束以后才達到創作高峰期。他們通過各自的不幸遭際加深了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在天寶至安史之亂以后的詩壇上，滿懷憂憤地揭示出嚴重的政治危機，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廣闊的社會生活和歷史背景，以深刻博大的內容充實和提高了盛唐詩的思想境界。盛唐詩以理想主義為基調，樂觀開朗，意氣風發，但不以批判現實見長，揭露時弊、反映民瘼的作品較少。只有高適、王昌齡、儲光羲等少數詩人的作品涉及邊塞失控的問題和農民遭災的痛苦。李白和杜甫則全面揭示了天寶政治中所有的黑暗現象。政治方面，天寶六年李林甫讒害李適之、裴敦復、李邕等名臣的事件，唐玄宗迷信神仙道士、寵信楊國忠兄妹、重用斗雞小兒和宦官的現象;邊事方面，哥舒翰靠屠殺取吐蕃石堡城，楊國忠派鮮于仲通征南詔國，安祿山在范陽擁兵自重等重大問題，都在他們的詩篇里及時有力地揭露出來。所不同的只是李白更多地著眼于奸邪蒙蔽君王、內寵外戚亂政、宦豎小人得勢等上層政治的問題，所以到天寶后期，他的政治理想明確地定位為清理君側，使帝道重明。而杜甫則更多地著眼于普通百姓在窮兵黷武和亂政統治下遭受的苦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危機，抒寫了大亂一觸即發的憂慮和預感。安史之亂后，他們又同時卷進了肅宗即位后發生的兩大政治事件中。李白因從永王璘獲罪以及杜甫因疏救房琯而獲罪，都關聯到玄宗和肅宗父子兩代的矛盾，因而都成為統治者政治斗爭的犧牲品。李白在獲罪后以其有限的余生迸發出最后的雄心，以平定叛亂、挽回國運為己任，表現了憂國憂民的強烈激情和拯世濟時的責任心。杜甫在獲罪后通過深刻的反省和思考，破除了對朝廷的幻想，“從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漸遠離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過渡”(陳貽焮《杜甫評傳》上卷)。他以大量詩篇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的整個歷史過程;通過自己和家庭在喪亂中的艱難處境和見聞，反映了動蕩混亂的現實和人民的悲慘境遇;憤怒譴責了“誅求”和“割剝”百姓的貪官污吏，以及謀叛作亂的各地將帥;在對現實的清醒批判中，又表達了對國家中興的希望和信心。這些詩篇在黑暗血腥的年代里，閃耀著人道和正義的光芒，照亮了盛唐末期的詩壇。李白和杜甫憂國憂民的博大胸懷，抨擊時弊的巨大力量，關注現實和追求理想的執著精神，都根植于盛唐所賦予他們的高昂激情、宏偉氣魄和時代責任感。

李白和杜甫的詩能達到無人超越的高度，還因為他們融會了前代和當代詩歌的全部成就，各自開出了極富獨創性的藝術境界。其鮮明的風格和個性代表著中國詩歌史上兩種互成對照的審美取向，交相輝映，難分軒輊。前代詩論家說李白詩風飄逸豪放、壯浪縱恣;杜甫詩風沉郁頓挫、懇切淋漓;李白的筆力變化在歌行中達到極致，杜甫的筆力變化在律詩中達到極致。李白的變化在聲調和辭藻，杜甫的變化在立意和格式;李白的詩語清淺自然，杜甫的詩語凝重精深;李白是詩仙，杜甫是詩圣。這些看法確實概括了他們的主要區別。

李杜的差別，當然首先是由兩人不同的生活道路、時代條件和生活際遇所造成的。李白的詩更多地反映了盛唐詩人積極進取，意氣風發的精神風貌;杜甫年輩較晚，畢生處于動蕩流離之中，他的詩更多地反映了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李白崇道，杜甫尊儒，這些都是決定他們詩風差異的基本原因。如果把這兩種詩風放在盛唐詩歌藝術的發展中來考察，或許能更清楚地看出二者的成因及其在詩歌史上的意義。

首先，兩人雖然都是薈萃前人，但所取淵源不同。李白以莊子楚辭為源頭。莊子希望在精神上獲得絕對自由，要求超越一切社會矛盾和自然規律之上的理想，以及想象奇特、思路跳躍、文風恣肆、變幻莫測的藝術表現給了李白直接的影響。屈原不屈不撓地追求美好政治的精神，以及堅守清白節操、不惜以生命殉志的高尚人格，使他的辭賦在李白心目中如“懸日月”。楚辭瑰奇宏麗的藝術風格和飄渺奇幻的神話世界也隨著屈原的精神一起進入了李白的藝術理想。魏晉詩人阮籍詩里清虛高遠的境界也來自莊子宏闊玄遠的思維方式，那種夸大到極致的雄杰壯闊的氣勢，打開了李白壯浪縱恣的詩境;鮑照乘時而起的理想以及對現實的憤激不平之氣，構成了樂府和歌行中俊逸的氣勢，尤為李白所樂于接受; 謝脁山水詩的清新秀麗和南朝清商小樂府的天然情韻，更為李白所稱道。這些淵源形成了李白飄逸狂放、天然清新的風格。杜甫詩向來被稱為“集大成”，他的詩似乎沒有李白那樣祖尚前代某些詩家的痕跡，而是博采兼取，深求其理而不師其貌，所以能渾成無跡。他以詩經、漢魏樂府為源頭，不僅是繼承其反映現實的傳統，而且吸取了其中許多基本的創作原理和表現手法。從提煉生活素材進行藝術概括的方式，到使用對話、比興、疊字、民謠、敘事等表現手段，都能自然融會。而在兼取漢魏樂府的古樸通俗之時，又能留意于齊梁的華美細致;對于初盛唐文人批判的齊梁詩風，他主張既別裁偽體，又取其清詞麗句。所以既能學習陰鏗山水詩的苦心構思，又能從庾信的暮年詩賦中找到表現悲涼蕭瑟心境的知音。尤其是庾信后期詩以俗雜雅、以澀治滑、廁清聲于洪響、經語典故入詩以糾齊梁流利淺易之偏的作法，使杜甫在盛唐詩發展到唯以閑雅為致、風格不出清新豪放兩大類的情況下，悟出了應當以拙間秀、以生間熟、以鈍間利、以深厚治淺易、以博大治單一的道理，從而進一步朝深處、細處和廣處開掘，這就形成了杜詩博大精深的特色。

其次，兩人都融會了盛唐詩的表現藝術，擅長各種詩體，但個性和取向迥異。李白詩體現了盛唐清新豪放這兩大類風格的共同特色，只是他把盛唐詩人的共同理想和不平之氣夸大到極點，把自我形象放大到極限，他以天馬、巨鯤、大鵬為自己的圖騰，在想象中展開了來去自由、不受時空和一切自然規律限制的廣闊天地。他運用夸張、神話和幻想塑造了自己總在太清中遨游的非凡形象，使他的詩境產生了“天與俱高，青且無際”(張碧語)的獨特美感。最能體現其獨特風格的詩體是他的雜言和七言樂府歌行，它們打破初唐整齊駢偶的形式，雜用古文和楚辭句法，善用豪放縱逸的氣勢駕馭瞬息萬變的感情，用仙境和幻境構成壯麗奇譎的理想世界。尤其是那些描寫名山大川的詩篇，大都將胸中噴薄的豪氣融入自然景色，通過出神入化的想象組成更加壯美的意境。他又善于將消極的悲嘆和強烈的自信統一在同一首詩里。全憑靈感和熱情控制詩歌的意脈，出人意料的變化和語斷意連的飛躍轉折，構成了李白豪放詩風的主要特色。豪放雖然是盛唐詩的共性，但李白又有其狂放的特殊個性。這種酣暢恣肆的詩風，不僅見于他詩中日月風云、黃河滄海等壯闊雄偉的藝術境界，也見于日常生活的描繪，尤其是酒和月，成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侶，也造就了“詩仙”和“狂客”的藝術形象。

另一方面，盛唐詩清新自然的共同特色在李白詩里也得到典型的表現。李白自覺地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繼承了南朝樂府民歌的語言風格。盛唐詩人普遍愛好單純和高潔的詩境，而李白比一般詩人還要天真清高，所以詩境也格外晶亮透明。他的山水隱逸詩和送別詩，既有王孟那樣清新自然、情深韻長的特色，又無不顯現出自己飄逸的風神。尤其是樂府詩，在李白手中最大程度地恢復了漢魏興寄的傳統和南朝樂府天真自然的風致。李白的樂府占初盛唐樂府總數的三分之一，既是最能體現其天真狂放個性和特殊成就的詩體，同時也是對漢魏六朝及初盛唐樂府的全面總結和提高。如果說陳子昂是通過恢復阮籍式的比興和漢魏五言古詩來提倡建安風骨，那么李白則是通過大量創作古題樂府彌補了陳子昂的不足，完成了盛唐詩的革新。六朝風韻的古題樂府因李白的創作而臻于極盛，但也使后來的詩人難以為繼。所以無論是從詩風還是詩體來看，李白詩是對盛唐詩的綜合和總結，是放大了的盛唐詩風的典型代表。

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所獨專”(元稹《唐故檢校員外郎杜君墓系銘》)，“窮高妙之格，極豪邁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秦觀《韓愈論》)。他不僅包有盛唐豪放清新的兩大類風格，更兼備古今各種體勢，因此他的集大成不是僅僅集六朝盛唐之大成。事實上，把杜甫放在中國詩歌史上來看，杜甫的意義除了繼往以外，更多的是開來。杜甫當然也創作過不少盛唐風味的歌行和絕句，他在五律和五言排律方面的精深造詣更是以初盛唐五言律詩的成熟和普及為基礎。但是杜甫對于詩藝的追求，是以他對六朝和盛唐詩的基本特色和發展趨向的自覺思考為起點的。他清醒地看到天寶以后詩壇因沿襲王孟而趨于陳熟、流行“翡翠蘭苕”式的清雅小景的傾向，明確提倡“碧海鯨魚”式的宏大氣魄，力糾世人對騷賦、齊梁、庾信和四杰的偏見，要求深入探索詩歌創作之“理”。因此他能在李白把盛唐詩的天然壯美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從推陳出新著眼，開出另一種境界。

杜甫最善于把慷慨述懷、長篇議論和具體的敘事、細節的描繪、用典的技巧和諧地統一在完整的藝術結構中。開合排蕩，窮極筆力，深厚雄渾，體大思精，便是他那些五古五排、七言歌行等以詠懷為主的長篇詩歌的共同特色。這類詩是盛唐之音中的洪鐘巨響，也開創了在詩歌中大發議論的先例。與李白全力創作古題樂府和六朝風味的歌吟相反，杜甫最重大的創新是繼承詩經、漢樂府反映現實的優良傳統，本著緣事而發的精神，即事名篇，開出新題樂府一體。這些詩既是從詩人自身經歷的情境出發，又善于從生活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 既吸收了漢樂府客觀反映社會現實的敘事特點，又帶有強烈的主觀抒情色彩。通過高度概括的場面描寫，以詩史般的大手筆展現出廣闊的時代背景，將漢樂府敘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單一性變為多面性，充分調動歌行的跳躍性和容量大的長處，自由地抒寫他對時事的感想和見解，更是他對漢樂府敘事方式的重大突破，并開創了中晚唐至宋代以新樂府寫時事的優良傳統。

杜甫“沉郁頓挫”的特色，主要體現在詠懷和新題樂府這兩類代表作中。這四字本來是杜甫的自評，“沉郁”指文思深沉含蓄，“頓挫”指聲調抑揚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悶憂郁之意。因此作為其風格的概括，便包含了深沉含蓄、憂思郁結、格律嚴謹、抑揚頓挫等多重內涵。與不受格律束縛的李白相反，杜詩格律之精嚴獨步千古，其中以五排與七律最見功力。其五排凝重典雅，篇制之巨，數量之多，在盛唐以前罕見。七言律詩則尤有新創。盛唐七律尚未脫歌行韻味，雖豐神極美，流暢超逸，但體裁未密。到杜甫手中才嚴密合律，而又一氣呵成，一意貫穿。杜甫漂泊西南時期，深入探索七律的特殊體調和表現功能，章法格調變化多端，句法字法尤多創新。草堂時期興會繁富，大抵以平易流暢為主。夔州時期又大力創作七律組詩，以回憶為主，遂在典故和故事上馳騁想象，以蒼涼的筆調繪出濃麗的幻夢，語言的提煉和聲情的傳達妙合無垠，將七律的表現力發揮到了極致。

盛唐詩的風格大體不出清新與豪放兩大類，而杜詩則除了沉郁頓挫以外，還有多種風格，“或清新，或奔放，或恬淡，或華贍，或古樸，或質拙，并不總是一副面孔，一種格調”(陳貽焮《不廢江河萬古流——紀念偉大詩人杜甫誕生1270周年》)。盛唐詩人往往在靜態的意境中，尋找對大自然的妙悟和興會，所表現的主要是可視可聽、可用常情來理解的事物，杜甫意識到詩歌要向前發展，必須超出這種常理，去探索那些“不可明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葉燮《原詩》)。他的景物描寫往往超出可視可聽的界線，捕捉潛意識和直覺印象，寄托朦朧的預感，表現更深一層的內心感覺。盛唐人的藝術表現雖然豐富，但技巧手法服從于渾然一體的藝術境界。杜甫在大量抒寫日常生活情趣的小詩中，非常注重構思、立意及技巧的變化，為后人開出不少表現藝術的法門。經他提煉過的句式能微妙地傳達出字面意義所不能涵蓋的情緒感受。無論是融化經史典故還是使用口語俗語，都能充分地發掘語言潛在的表現力，所以他不避尖新生僻，不避拗拙深險，沖破了盛唐以閑雅、沖淡為上的審美趣味，大大拓寬了詩歌的題材和境界，開出了中晚唐乃至宋詩各種藝術流派的門徑。因此杜甫詩是在繼承盛唐的基礎上，對盛唐詩的豐富和創變。

李白和杜甫各自以其鮮明的藝術個性和巨大的創造力發展了盛唐詩。盛唐詩也因這兩位偉大的詩人而成為中國詩歌史上不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