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與魏晉南北朝文學·世族文學集團與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的興起和文學理論的建立，是六朝文學走向自覺并日漸成熟的重要表現之一。在此一過程中，世族文學集團以精英團體的姿態積極參與文學批評，并將其生活形態、思維方式的種種特色滲透其中，直接促成了六朝文學批評的繁盛，并為文學理論建設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世說新語·文學》記載了支道林、許詢、謝安、王濛等人的一次雅集。這次雅集所進行的雖然只是一次玄學談議，但其開展形式及互相競爭的特點，與文學評議并沒兩樣。玄談中涉及 《漁父》，如果將其看作一篇散文作品，則所辨析的也無非是作品內容中所蘊含的精義而已。據《世說新語·排調》記載，王徽之有一次去見謝安，謝安問他：“云何七言詩? ”王徽之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這可以看作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文學討論。在這段故事中，王徽之看法的正確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謝兩人對于文學體裁形式及其起源問題的關注。這種討論，發生在一個很隨意的場合，反映了世族文人對文學批評的普遍關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世族文人彼此往來的場合，就有以文會友、相互批評的事例：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

——《世說新語·文學》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倘遇風云，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世說新語·輕詆》

這兩個例子都屬于即興的批評，也是對具體作品的評論，但都很有深度，富于獨創性。

一般來說，六朝世族子弟都有較高的文學素養，也善于批評，能夠品鑒作品。由于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地位，他們的愛惡往往能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乃至左右一時的風尚。東晉謝安就是這樣一個對當時的文壇時尚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的人物。

庾道季詫謝安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雋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 ”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安)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于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世說新語·輕詆》

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于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

——劉孝標注引《晉陽秋》

兩書所記雖然略有不同，但都表明《語林》一書后來不能流行于世，與謝安的貶評大有干系。這部書始出之時，本來很受歡迎，流行頗廣^①，由于謝安批評書中敘事不實，人們隨即對這部書棄置不顧。而謝安對王珣《經酒壚下賦》的評價，也同樣能夠左右輿論，使王珣賦作不再為人所重^②。王、裴兩人都是出身高門世族的文人，他們的作品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

在對待庾闡《揚都賦》的評論上，謝安的意見則顯得更專業、更內行。《世說新語·文學》載：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㑺”，以“亮”為“潤”云。^①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曰：“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爾，事事擬學，而不免險狹。”

置身局外的謝安很冷靜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庾闡 《揚都賦》所存在的題材重復、寫法模擬以及格局險窄等毛病，可謂一針見血。庾亮“以親族之懷”而作的并不實事求是的評論，能夠對社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可見世俗在品評文藝作品的問題上對世族高門代表人物的重視乃至依賴。而這種依賴，不免造成了文壇對文名未著者的輕視以及對出身寒微者的貶抑。在六朝歷史上，后者是更其常見的，文才一般的人可能會被壓抑埋沒，即使文才特別突出的人，也難免遭遇此類不公平的待遇。《詩品》中“宋參軍鮑照條”曾經感慨鮑照“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嘆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因此，對于一個藉藉無名的作家或者出身寒素的文士來說，要想使自己文學創作不成為世族歧視和世俗偏見的犧牲品，就得首先獲得世族高士的肯定。《世說新語·文學》中說左思“《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最重要的原因是左思出身寒門，其名本不為世所重，沒有富有權勢和影響的人為之延譽，世俗很可能“以人廢言”(《晉書·文苑·左思傳》)。所以，張華建議左思要求助于“高名之士”。事實上，出身吳姓世族的陸機得知左思作此賦的消息后，就曾嘲笑左思是一個不自量力的“傖父”(同上)。直到當時大儒、“西洲高士”皇甫謐對此賦給予充分肯定之后，《三都賦》才在文壇上站穩腳跟，并最終得以在西晉首都洛陽引起了轟動效應。

總的來看，東晉南朝的文學批評風氣還是比較濃厚的。正是在這個時代，誕生了包括《詩品》和《文心雕龍》在內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一批經典著作。東晉南朝的這一風氣可以追溯到建安時代的曹植^①，可謂由來已久。而在北朝，似乎還沒有形成一種正常而健康的文學批評風氣。《顏氏家訓·文章篇》曾說：“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由此看來，南朝文學的總體發展能夠優于北朝文學，除了文化基礎以及人才積累等方面的原因外，應該承認，有較濃厚的批評風氣也是一個因素。而正因為士族高門的代表人物掌握著文學批評的話語權，文學批評風氣的興盛，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世族的各種象征行為對文學批評的滲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世族人物品藻對文學批評的方法與觀念的影響。

魏晉以來所實行的九品中正制，不僅保證了世族壟斷政治的進身機會，促進了人物品藻的發展^②，而且通過引介在《漢書》中就已存在的九品論人的做法，滲透到了六朝政治文化生活的各方面。正是由于世族文人對這套品評方法十分熟悉，因而，當面對文學歷史和文學作品時，他們也自然引用這種方法。這正是鐘嶸《詩品》所得以產生的一個背景。

在魏晉審美意識覺醒的思潮中，品藻人物很快發展為審美的人格評價，并由品藻人物發展到品目山川城池，再發展到文章品藻。文才本來就是才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臧否人物與論文品評之間正是息息相通的。《南齊書·丘靈鞠傳》載：“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很難說這是臧否人物，還是評論文學，毋寧說是二者兼而有之。時人品藻月旦，常用四言一句的評語，袁宏作《東征賦》評述桓彝、陶侃的功業時，亦用這一類的四言句子。這一習慣自然而然地被引入城池品目、山川品目以及文藝評論。這里舉顧愷之為例。他曾以“遙望層城，丹樓如霞”(《世說新語·言語》)品目江陵城，又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世說新語·言語》)來品評會稽，都以四言為主。當人們要他評價他自己的作品《箏賦》時，他說：“不賞者，作后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世說新語·文學》)這是文章品藻的例子。其評語的主體，仍然是以四言為主的句式。以上三例出自同一人，正是人物品藻滲透于文章品藻的表現。

在文章品藻中，許多具體而常用的術語概念也是從人物品藻中移植過來的。文如其人，人格即風格，從人物品藻到文章品藻的過渡，正如水到渠成一樣自然。在人物品藻中受到推崇的“清”、“雋”一類的風格，在文章評論中同樣是難得的佳評。后來的文學批評中經常用到的術語，如“風格”、“風骨”、“骨氣”、“體格”等，也來自人物品藻。風格一詞，本來是人物品藻中的用語，例如《世說新語·德行》稱：“李元禮(膺)風格秀整，高自標持。”《陳書·袁敬傳》乃謂敬“純孝有風格”。后來遂移用評文。如《文心雕龍·議對》：“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諛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顏氏家訓·文章》：“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在劉勰的文學理論中，“風骨”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 在鐘嶸的詩歌評論中，“骨氣” 也是一個很有個性的評語。而追溯源頭，這兩個詞語最早都見于人物品藻，隨后才進入文學批評領域的。估計這一轉移始于晉宋之世。《宋書·王微傳》載其弟王僧謙語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已用“骨氣”一詞論文。至齊梁之世，這種用法就更加普遍了。《詩品》上評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文心雕龍·風骨》：“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自劉勰以降，“風骨”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使用頻率大增，其地位也日益顯著了。

兩個或多個作家并稱，是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而其濫觴則始于漢末政治斗爭中志同道合者的相互標榜和月旦人物時的簡稱。后漢之世，即有所謂“三君”、“八俊”(《世說新語·品藻》“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條)之目。正始時代，又有人以五荀比五陳(《世說新語·品藻》“正始中人士比論”條)。“裴、王二族盛于魏晉之世”，因而有“八裴”“八王”之稱(《晉書·裴秀傳》)。東晉之世，時人又將張玄、謝玄二人并稱“南北二玄”(《世說新語·言語》“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條劉注引《續晉陽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早期的并稱，包括竹林七友、賈謐二十四友之類在內，其意義主要是政治層面上的。而隨后出現的一些并稱，其意義就漸漸地指向了文學層面。例如，鐘嶸《詩品序》中提到的“三張、二陸、兩潘”之類，就是著眼于文學的并稱。以并稱來概括某些作家群體，越到后來使用越廣，用法也越靈活，既可以指稱同一時代的作家，如潘陸、顏謝，也可以指稱不同時代的作家，如三謝。有時候，它是某一時期文壇橫斷面的掃描;有時候，它是某種風格集中的呈現;有時候，它是某種文學流派的表現形態。總之，這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方式，它是從世族人物品藻中流轉而來的。

漢魏以來的人物品藻還經常使用形象化、擬人化的評價。在文學批評中，也有所謂意象批評的方法，鐘嶸《詩品》在這一方面的特色尤為顯著^①。從這一角度來說，文學批評受到人物品藻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世說新語·賞譽》記有秀才目“張威伯(暢)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機)、士龍(云)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而在文學評論中，同樣可以用松樹、飛鳥之類的喻象來形容描述。《顏氏家訓·文章》云：

齊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玩，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詩品》上評謝靈運，也有“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評文的思路與目人是一致的。

在批評方法上，鐘嶸《詩品》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摘句批評^①。摘句一詞，似始見于《世說新語·言語》“孝武將講《孝經》”條劉注引《續晉陽秋》：“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仆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從淵源上看，摘句本來是世族的一種讀書方法，而后來，隨著魏晉以來作家對“佳句”、“秀句”、“警句”的日益重視，而引入文學批評領域，到齊梁之世，已比較普遍了。《南齊書·丘靈鞠傳》記載：“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云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南齊書·文學傳論》也提到“張眎摘句褒貶”，也說明摘句已經成為一種批評方法。作家每有得意之作，也往往摘引其中秀句，自我欣賞，或者以此示人，引為驕矜的資本。沈約寫成《郊居賦》之后，最得意的是其中“雌霓連蜷”等數句(《梁書·王筠傳》)。柳惲寫成《搗衣詩》后，王融最為嗟賞其中兩句：“亭皋木葉下，隴首秋云飛。”特意摘抄出來掛在家里墻上，朝夕相對，日日吟賞 (《梁書·柳惲傳》)。

在文學評論中，將不同的作家放在一起進行較量其優劣高下，也是很常見的方法。鐘嶸在《詩品》中大量使用這一方法，并且用得很成功。其中如上品王粲：“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余。”上品左思：“雖野于陸機，而深于潘岳。”中品郭泰機等：“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中品范云、丘遲：“故當淺于江淹，而秀于任昉。”中品沈約：“故當詞密于范，意淺于江矣。”這些句式語調乃至用詞，都使人聯想到當時流行的人物賞譽與品藻：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學義不及孔巖，居然自勝。”

——《世說新語·品藻》

孫承公云：“謝公清于無奕，潤于林道。”

——《世說新語·品藻》

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有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馀。”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 ”

——《世說新語·賞譽》注引《晉陽秋》

《晉陽秋》這一段人物品藻不僅與《詩品》王粲條有相似的詞句，而且與《詩品》張華條不約而同：“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耳。”兩段評論，一則目人，一則評詩，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其間的承傳關系是不言自明的。兩相對照，不難看出《詩品》所受世族人物品藻的影響。

《詩品》下吳邁遠條：“湯休謂遠云：‘我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為庶兄。’”以父子、兄弟關系，比擬二人詩品的高下，乍一看似乎是很有獨創性的批評語匯，追考其來源，則是漢末魏晉以來的世族間流行的人物品藻：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世說新語·德行》

(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

——《后漢書·禰衡傳》

可見，人物品藻不僅開啟了文學批評的新的方法角度，而且豐富了文學批評的語匯。術語的借用與方法的移植、概念的滲透，只是世族人物品藻影響文學批評的幾點最顯著的表現。從論人到論文，通過概念術語的移植，通過不同學科門類之間的語言術語的借用化用、交叉雜交，使文學批評的面貌煥然一新。這應該說是六朝文學批評取得重大進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世族文人在其間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則是不可忽視的。

六朝世族憑借其經濟、政治方面的壟斷地位，冠蓋綿延，歷數百祀而不墜。而為了擴展社會聲譽，鞏固個人與家族地位，普遍致力于文化是六朝世族的一大特色。文學之作為世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亦備受重視。鐘嶸《詩品序》：“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者，莫尚于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世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致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雖言語中不乏批評之意，但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的心理，著力于文學的努力可見一斑。可以說，擁有較高文化水準的世族對文學的熱情，直接促成了六朝文學的繁榮。而在文學已具獨立意義的六朝，這種繁榮無疑有著特殊的價值。愛尚文義的六朝世族，將其群體趣味與個體性情表露于文學活動和詩文創作中，從創作實踐、理論批評、審美趣味等多個方面推進了六朝文學的發展。文學體裁的擴展，文學理論的奠基，詩歌風格的繽紛異彩，“永明體”對詩律的鋪墊，山水審美的開端，都發生在這個時代，舍此，難以想象隋唐文學之煌煌盛況立足何地。而談論六朝文學，舍棄世族與文學之關系顯然也是極不全面的。上文所述不過撮舉其要點而已。

注釋

① 《世說新語·文學》:“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可見其一時流傳之廣。② 裴啟的敘事是否絕對出于杜撰,或者說,謝安的這一批評是否絕對公平客觀,千載以下,難有定論。但至少我們還沒有發現謝安有什么另外的理由而要故意貶抑裴氏及其著作。至于謝安對王珣《經酒壚下賦》的評價,按照《晉陽秋》的說法,則很可能摻雜了個人的恩怨。《晉書》卷六五王導傳附《王珣傳》載:“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決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①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第57頁已指出:“以亮字犯庾名,故改之也。”① 參見《文選》卷四二曹植《與楊德祖書》。② 參見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民國叢書》第三編13冊,上海書店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① 參見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第五章《批評方法——〈詩品〉剖析之三》之四《博喻意象》,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① 參見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第五章《批評方法——〈詩品〉剖析之三》之六《尋章摘句》,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