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文章·明中期文章

從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時期開始，明代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有了新的變化，以程朱理學為絕對權威的一統(tǒng)思想也開始受到了挑戰(zhàn)。明代中葉以后，文人們的自我意識逐漸加強，形成一種個性與世俗環(huán)境的沖突。如祝允明(1461—1527)、唐寅(1470—1523)、文征明(1470—1559)等人，便有“放誕不羈，每出于名教之外”(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四“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的文化人格、擺脫儒家思想束縛的精神和狂放玩世的人生態(tài)度，這使他們文章具有任意揮灑的天然之趣，在文學方面，這也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新潮流。由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徐禎卿(1479—1511)、康海(1475—1540)、王九思(1468—1551)、邊貢(1476—1532)、王廷相(1474—1544)組成的前七子和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謝榛(1495—1575)、宗臣(1525—1560)、梁有譽(約1519—1554)、吳國倫(1524—1593)、徐中行(1517—1578)等人組成的后七子，高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旗號，沖破了以宋文為宗的臺閣文風^①。與此同時，文章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另一種新的審美傾向，即注重文章的抒情性，并且更加貼近日常生活，淡化了傳統(tǒng)古文沉重的格調，唐宋派的一些文章就代表了這種向抒寫性靈轉折的傾向。

李夢陽仕途坎坷，性格耿直不屈，其為文敢于直陳己見，富有真情實感，一掃雍容平易、粉飾太平的臺閣之風，就連反對前后七子復古的公安派也對此頗為贊許：“空同為文，尚多己意，論事述情，往往逼真。”(袁宗道《白蘇齋類集·論文上》)其實，李夢陽的反對宋文，倡言復古，也正是從文如其人，要具有真性情的要求出發(fā)的：“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文廢。”李夢陽的復古理論在這一基點上與后來公安派的“性靈說”有共通之處，只不過二者在求真的取徑上有所不同罷了。李夢陽的復古主張“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振起痿痹，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但由于“矯枉過直”，就落入一定的套路之中，“牽率模擬剽賊于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桐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李副使夢陽”)，這反而與其“以我之情，述今之事”(《駁何氏論文書》)的主張背道而馳了。《明史》本傳謂：“夢陽主模仿，景明則主創(chuàng)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①何景明看到了李夢陽“刻意古范，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的弊病，并有針對性地提出，復古的目的是為了“成一家之言”，在擬古時要“以有求似”，“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仿形跡”(《與李空同論詩書》)，要學習古人的神韻，而不能僅僅停留在皮相的模仿上。何景明的文章亦肖其為人，“操耿介，尚節(jié)義，鄙榮利”(《明史》本傳)。如其《上冢宰許公書》，值權閹大行其道之時，敢于直指其“天紀錯易，舉動大繆”。文章條分縷析，剖事明理皆灌注了充沛的情感，行文又多用短句，讀之鏗鏘有力，極有先秦文章的氣勢。《說琴》一文，通過制琴來說明人材重在選拔和培養(yǎng)，設為問答之體，頗似戰(zhàn)國寓言。但其語言也不乏晦澀之處，仍能看出模擬之跡^②。總之，李夢陽的雄邁之氣，與何景明的諧雅之音各有所長，而其模擬蹊徑則是相近的毛病^③。

從文章發(fā)展的角度看，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漢”，一時使明代文章離開了明初以來取法唐宋的傳統(tǒng)。但在嘉靖年間前七子的領袖李夢陽、何景明去世，他們的理論和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明顯的流弊，逐漸令人生厭;而后七子又尚未形成，文壇上似乎出現(xiàn)了權威的空缺時期，于是出現(xiàn)了以王慎中 (1509—1559)、唐順之(1507—1560)、茅坤(1512—1601)、歸有光(1506—1571)等人為代表的唐宋派。他們主張師法唐宋，并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為師，尊之為“唐宋八大家”，在當時影響很大。明代文章的發(fā)展，在總體上又重新回到唐宋文章的軌轍。唐宋派文章處于明代文章發(fā)展的轉折時期，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他們一方面強調學習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其自身的創(chuàng)作也有很深的傳統(tǒng)古文烙印;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強調“本色”，提倡作者要直抒胸臆，其實已是后來公安派“獨抒性靈”說的先聲。實際上，唐宋派受宋文的影響遠遠大于唐文，他們所推崇的八大家中宋人有六大家，而他們所推崇的藝術風神，主要是宋人歐、蘇一路。在創(chuàng)作方面，唐宋派十分注意文學的個性化、生活化和世俗化;而在藝術表現(xiàn)上直抒胸臆又文從字順、質樸自然。唐宋派的文章可以說呈現(xiàn)了向晚明小品轉折的特征。當然，與公安、竟陵相比，他們身上傳統(tǒng)的因襲要多一些^①。

王慎中最初受前七子影響，后遂改弦更張，力主師法唐宋文章，反對擬古，主張直抒胸臆。他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開拓了一時的風氣。錢謙益稱：“其為文也，恒以構意為難。每一篇，必先反復沉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敘詳明，部伍整密，語華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節(jié)。”(《列朝詩集小傳》丁集)可見他在創(chuàng)作時的認真態(tài)度。《海上平寇記》是王慎中最為人所稱道的作品之一，亦最可見其為文構思之巧妙。此文雖為記，卻重在議論，對俞大猷的取勝原因詳加分析，揭示了用兵之道重在 “以義氣作之”、“以誠心結之”，方能取勝，也使讀者更了解了人物的內在精神，使文章可供深層體味。唐順之早年也服膺前七子，后與王慎中交往，接受了他的觀點。他既推崇先秦兩漢的文章，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發(fā)展及其長處，主張變佶屈聱牙為文從字順，所宗的對象從秦漢變?yōu)樘扑巍Ｌ祈樦幜艘徊俊段木帯罚康氖亲屓藗兡軐W習唐宋文的開闔首尾經(jīng)緯錯綜之法，影響頗大。唐順之的文章也有相當高的成就，《明史》本傳評價其文章“洸洋紆折，有大家風”。他的文章簡雅清深而不事雕琢，其《竹溪記》《信陵君救趙論》等作品都是唐宋派古文的代表作。茅坤在唐順之《文編》的基礎上，編了《唐宋八大家文鈔》一書，為學習古文者提供了范本和門徑，大大擴展了唐宋派的影響，幾百年來，此書盛行不衰，影響極大，而同時也產(chǎn)生了一些流弊。所以前人說，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有窠臼，則自茅坤始。

在唐宋派作家之中，創(chuàng)作成就最大的是歸有光。仕途的坎坷，生活的艱辛，積淀在歸有光的文章中，形成了一種哀婉而凄清的獨特基調。他那些優(yōu)秀的文章大多是以自己的身世和家人、朋友的瑣事為題材的。清代方苞評歸有光文章說：“其發(fā)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書歸震川文集后》)盡管這類作品數(shù)量并不很多，但是卻有非同尋常的文化意義：以抒情的筆調來敘事，把日常生活瑣事引到載道的古文之中，使古文出現(xiàn)生活化、口語化的傾向，風格清新親切，大大地發(fā)展了文章抒情化的美學特征。歸有光喜愛《史記》，自謂：“性獨好《史記》，勉而為文，不《史記》若也。”(《五岳山人前集序》)此語亦頗自知。他的文章，總體上離《史記》那種涵茹萬狀的氣象和格局相去甚遠，但其筆法變化，不露跡象，且取材細微，常在人不經(jīng)意處落筆，瑣瑣細細，而傳神寫照，風神搖曳，卻正得《史記》的某種好處。吳德旋在《初月樓古文緒論》中評道：“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歸有光特別擅長抓住生活中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來傳神寫照，抒寫悠長的情致，這便是所謂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如《寒花葬志》只用了兩個平凡無奇的生活細節(jié)，便刻畫出一個普通的婢女天真無邪的形象。全文僅112字，但既寫出當年溫馨的家庭氣息，也包含了對于兩位逝者的深切懷念和對于世事滄桑的感慨，令人回味無窮。歸有光的文章十分注重剪裁和布局，講究篇章結構，其文章簡明扼要，不枝不蔓，深得唐宋文章的神髓。如《項脊軒志》從項脊軒的變遷寫出一個小家庭的歷史，文中涉及到的人、事甚多，又多是生活瑣事，頭緒紛然。歸有光既以項脊軒的變遷為主線來取材，又以感情的起伏流動來安排內容，故而文章脈絡明晰，條理清楚，結構也疏放自如。文末寫“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真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無限的情感寓于平和的敘述之中，令人感慨萬千。歸有光的文章在明代影響很大，甚至有人譽為“明文第一”^①。

在唐宋派稍后，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以下，俱無足觀，于本朝獨推李夢陽”(《明史·李攀龍傳》)。后七子的文學主張實未出前七子之范圍，仍為復古一脈。李攀龍自以《左傳》《史記》的文風為準的，“故所作一字一句，模擬古人。驟然讀之，班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涂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譏”(《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二《滄溟集》提要)。李攀龍的文章在模擬秦漢之際，未免有些刻意，因而為人所詬厲。如其《報劉都督》一文，記海上閱兵之場面，雖然聲勢壯觀，但文字古奧晦澀，令其感染力減半。相比之下，倒是其尺牘書札之文字寫得清新秀麗，頗有可觀。如《與宗子相書》之二、《與王元美》之五等篇流美圓轉，有南朝《與朱元思書》一類小品的風致。

在前后七子中，王世貞著作最多，也最為淵博，其才學富贍，規(guī)模宏大。王世貞在當時影響很大，“于鱗既歿，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足以翕張賢豪、吹噓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之會，莫敢后至”(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其早年論文也標舉秦漢，認為：“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也，愈下矣。元無文。”(《藝苑卮言》)晚年又對此有所糾正，于歸有光亦頗有贊語。王世貞著作繁富，各體兼?zhèn)洌簧傥恼赂骶咛厣Ｈ纭独蠇D賦》生動地刻畫了一個諂媚于上，暴行于下的老婦形象，以之影射奸相嚴嵩，諷刺極為尖刻。而《登釣臺賦》卻融情入景，脫略名利，風神清朗。《游張公洞記》一文記敘了游覽溶洞的所見，文筆平實自然，對形態(tài)各異的鐘乳石卻寫照傳神，是其游記文中的名篇。王世貞的論說文也寫得十分精彩。如《藺相如完璧歸趙論》就是一篇絕妙的翻案文章。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贊藺相如智勇雙全，王世貞卻獨持異議，邏輯縝密地分析了當時的情勢，指出藺相如挑秦之怒和失信于秦的兩個決策錯誤。其論述有理有據(jù)，雖標新立異，亦足引人思考。王世貞的小品文也不無可觀，其題跋清遠閑逸，即便置之晚明小品中，也不多讓^①。

在后七子的作品里，宗臣的《報劉一丈書》以漫畫式的手法，繪聲繪色、惟妙惟肖地刻畫出奔走權門者的卑鄙無恥，抨擊了當時官場的腐敗丑惡。文章寫得痛快淋漓，千載之下，似猶聞其嬉笑怒罵之聲，也是明代文章中的佳作^②。

注釋

① 關于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可參見曹聚仁《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有著怎樣的社會背景》,載《文學百題》,生活書店1935年版;馬茂元《略談明七子的文學思想與李、何的論爭》,載《江海學刊》1962年第1期;陳文新《明代前后七子與公安派的對立互補關系及其融合》,載《荊州師專學報》1987年第2期;史小軍《明代七子派復古運動新探》,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陳書錄《明代前七子“宗漢崇唐”心態(tài)膨脹的誘因》,載《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楊曉景《略論前后七子文學思想的內在矛盾》載《鄭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① 關于李夢陽的研究,可參見:[日]吉川幸次郎作、章培恒譯《李夢陽的一個側面——古文辭的平民性》,載《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2期;章培恒《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陳建華《晚明文學的先驅——李夢陽》,載《學術月刊》1986年第8期;南玉陽《李夢陽古文評價》,載《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② 關于何景明的評論,可參考任訪秋《何景明簡論》,載《信陽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第1期;李叔毅等編《何景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 關于七子摹擬習氣產(chǎn)生的原因,陳書錄 《宏襟宇而發(fā)其才情》(載 《學術研究》1989年第9期)一文有所探討。① 有關唐宋派的研究,可參見徐壽凱《明代的唐宋派》,收入《古代文藝思想漫話》,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顧易生《明代詩文批評中的擬古與反擬古論爭》,載《文史知識》1984年第2期;廖可斌《唐宋派與陽明心學》,載《文學遺產(chǎn)》1996年第3期。日本學者佐藤一郎的著作《中國文章論》(中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亦有專章論述唐宋派古文。① 關于歸有光的研究,可參見周成平《論歸有光的文學創(chuàng)作》,載《文學評論叢刊》第2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張嘯虎《歸有光政論散文探》,載《江漢論壇》1984年第5期;郭預衡《歸有光文章別解》,載《文史知識》1984年第6期。① 關于王世貞的研究,有鄭利華《王世貞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② 參見陳麟德《宗臣和他的<報劉一丈書>》,載《揚州師院學報》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