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有關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其他資料·其他史籍

1.《資治通鑒》

這部編年體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下至后周顯德六年(959)，記載了共1362年的歷史。全書包括三部分，即正文294卷、目錄30卷，是《資治通鑒》的提綱;考異30卷，辨證有不同記載的各種史事。原來都是單行本，經宋元間著名史學家胡三省分門別類整理，把它們分注在《資治通鑒》之內。全書以朝為紀，共分16紀。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有密切關系的有《漢紀》60卷、《魏紀》10卷、《晉紀》40卷、《宋紀》16卷、《齊紀》10卷、《梁紀》22卷、《陳紀》10卷、《隋紀》8卷。蜀、吳、后魏、北齊、北周沒有專紀，而在敘述魏晉南朝史實過程中，將這些朝代的史事穿插其中。就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而言，這部書最重要的價值是編年。這一時代并無專業作家，他們多在朝中任職;有些帝王大臣本身就是文學家，他們的政治活動、社會活動多記載在史書中，這些活動又與他們的創作有相當的關系。了解這些活動的背景，對研究他們的作品有直接幫助。以永明十一年(493)蕭子良、王融參與的宮廷政變為例，這件事在《南齊書》《梁書》《南史》等正史中記載雖詳，但卻分散在各個紀傳中，而《資治通鑒》則取舍剪裁，都系于永明十一年。這樣，各種人的政治態度便一目了然。這部書另一重要價值是網羅宏富、信而可征。以往正史本紀也采用編年體，但僅以帝王為中心。《資治通鑒》則擴而廣之，舉凡政治制度、社會風俗、人員變遷等都有記載，加之它絕不是本紀的擴大，而是“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然煙海”(司馬光《進書表》)，這是正史無法替代的優點。不僅如此，編者還對這些史料考訂辨析，“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①。因此，此書就不僅僅是資料的客觀堆列，而帶有研究考訂的性質，視之為中國第一部系統全面的考史專著，殆不為過。

2.《東觀漢記》

這是以紀傳體撰寫的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史書。《隋書·經籍志》著錄為143卷，分紀、表、志、傳、載記等五部分，記事起于光武帝，終于靈帝。東漢劉珍等著。此書在流傳初期頗為世人所重，人們把它與《史記》《漢書》合稱為“三史”。但唐時已有散佚，至元代已無完篇傳世。至清初始有姚之骃輯本，但采輯有限，且編排未精，而四庫館臣所輯較為完備，成24卷。問題是人物事跡編排失次，而且不注出處，難以復核。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在前人基礎上又輯出數百條遺文，而且又利用各種資料比勘互校，并對人物事跡重新編排，成22卷，其中紀3卷，表1卷，志1卷，傳15卷，載記1卷，散句1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這部新輯本對每條材料都標注出處，紀傳中人物一般按年代先后排列，以人成篇，盡量恢復原貌，使本書的輯佚工作日臻完善。因為這是較早的一部后漢史書，為當時人所著，故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魏晉以來修撰東漢史籍，許多材料取自《東觀漢記》，所以，此書具有重要的考訂史實的作用。

3.諸家后漢史書

在《東觀漢記》基礎上修撰而成的后漢史書，可考知的多達十余種。除晉袁宏《后漢紀》和范曄《后漢書》流傳至今外，尚有吳謝承《后漢書》130卷、晉薛瑩《后漢紀》100卷、晉司馬彪《續漢書》83卷、晉華嶠《后漢書》97卷、晉謝忱《后漢書》122卷、晉張瑩《后漢南記》55卷、晉袁山松《后漢書》100卷、晉張璠《后漢紀》30卷、宋劉義慶《后漢書》58卷、梁蕭子顯《后漢書》100卷等。袁宏《后漢紀》效仿荀悅《前漢紀》，把東漢195年大事編在11帝紀中，起于劉秀稱帝建武元年(25)，終于曹丕廢獻帝代漢建安二十五年(220)，共30卷。此書早于范曄《后漢書》數十年而與范書并行于世。《史通·古今正史》稱：“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袁、范二家。”兩書在史料方面可以互相參證。周天游《后漢紀校注》在輯佚校勘方面較舊本為優，且后附錄《后漢紀佚文》《袁宏傳及其軼事》《歷代著錄及雜論》及《敘跋》，較有參考價值，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其余十書，劉義慶、蕭子顯兩史已全佚于隋唐，因劉知幾《史通》已無片言論及，且今已無存殘文剩字。另外八書雖也散佚，但從各種古注、類書中還可略窺其梗概。周天游在清代汪文臺《七家后漢書》輯本基礎上再作爬梳，重新整理而成《八家后漢書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足資參訂。

4.眾家晉史

在初唐修撰正史《晉書》之前，從晉到南北朝編撰《晉書》的人很多，前后二十余家，或用紀傳體，或用編年體，至初唐還在流傳，時稱“十八家晉書”。自唐修《晉書》問世后，其他《晉書》都散佚不傳。不過，殘籍零箋仍不絕如縷。研究兩晉文史，這些殘篇亦是重要的參考資料。清代湯球、黃奭分別在《廣雅叢書》和《漢學堂叢書》中印有晉史輯本。湯球“讀史用力于《晉書》尤深，廣搜載籍，補《晉書》之缺，成書數種”(《清史稿·文苑傳》)。較重要的首推《九家舊晉書輯本》，包括臧榮緒《晉書》、王隱《晉書》、朱鳳《晉書》、虞預《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謝靈運《晉書》、蕭子顯《晉史草》、蕭子云《晉書》、沈約《晉書》。《九家舊晉書輯本》現有楊朝明校補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黃奭《黃氏逸書考》、陶棟《輯佚叢刊》、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畢沅《經訓堂叢書》、王漠《漢唐地理書鈔》等也有相當可觀的晉史輯本，喬治忠曾參考前人輯本，取其編年體晉史，重新輯錄了習鑿齒《漢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干寶《晉紀》、陸機《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徐廣《晉紀》、郭季產《晉錄》、劉謙之《晉紀》、裴松之《晉紀》、王韶之《晉安帝紀》、劉道薈《晉起居注》、李軌等《晉各朝起居注》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亦為晉史研究提供莫大便利。

5.《建康實錄》

這部書記述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史事，因六朝皆建都建康，故以為名。全書20卷，吳至宋順帝之前，用實錄體，即編年記錄，但宋順帝后又改用紀傳體，宋齊統稱“列傳”，梁又分《后妃傳略》《太子諸王傳略》《功臣傳》，陳又標《陳朝功臣傳》，體例不純，是一大問題。又，記吳、晉、宋三朝較詳，記陳較略，記齊梁最為疏簡。這是編撰方面的問題。但此書對研治魏晉南北朝歷史與文學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一)補充史實，訂正誤說。有不少史料出自正史之外，是本書一大特點。如東晉著名詩人許詢，晉簡文帝稱其“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可是他既不見《晉書·隱逸傳》，亦不載《文苑傳》，其事跡僅散見于孫綽、郗愔、謝安、王羲之等傳中。而本書卷八則列有專傳，頗為詳盡，可以補他書之不足。又與許詢并稱為“一時文宗”的孫綽，《晉書》本傳說“年五十八卒”，沒有指出具體卒于何年，因此，研究文學史和哲學史的人皆未能考定他的準確生卒年。而據本書卷八明確記載孫綽卒于晉簡文帝咸安元年(371)，由此可以推知孫綽生于晉憨帝建興二年(314)。又如《晉紀》和《搜神記》的作者干寶，是東晉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由于他的生卒年《晉書》本傳沒有記載，因而歷來無法考知。而本書卷七則明載：咸康二年“三月散騎常侍干寶卒”。咸康二年即公元336年。(二)保存唐前大量地記史料。自隋滅陳至本書作者許嵩生活的唐肅宗時代，還不到二百年，不少六朝遺跡瀕于湮廢。本書則有意記錄了這些古跡。古詩中常常敘及的建康宮、苑城、臺城、華林園、樂游苑、青溪以及陸機宅、光宅寺、同泰寺等，本書均有記載。(三)具有輯佚價值。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羅宏富，但未能利用此書輯佚，故遺漏不少。如《全宋文》可補輯宋文帝《贈殷景仁常待司空詔》、江夏王劉義恭《率百官請奏封禪事奏》、顧法秀《對制問》等;《全梁文》可補輯裴子野《宋略傳論》十余則。據統計，此書引唐初及唐前典籍達五十余種，有幾種甚至為兩唐《志》所未著錄。這些書除少數今存外，余皆亡佚。這些有不少為清代輯佚家所忽略。有鑒于此，張忱石匯集眾本，詳加校證，并匯集歷代著錄及清代以來諸種提要序跋，資料較為豐富。其點校說明詳盡論述了本書的特點、價值及其闕失，是一篇很重要的參考文章。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

6.《華陽國志》

晉常璩所著《華陽國志》共12卷，約十一萬字，是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地方志，記載了從遠古到公元347年間今四川、云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陜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人物、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以寫《陳情表》而著名的李密是西蜀人，他的生平材料除見于《三國志·蜀志·楊戲傳》裴注及《晉書·孝友傳》外，還有就是這部《華陽國志》了。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知道，他確實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曾著有《述理論》10篇，為皇甫謐所稱贊。又如前四卷記載四川、云南、貴州地區郡縣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產、各地的風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績、各縣的大姓等，內容極為豐富，可補正史之不足。又如中間五卷，以編年體的形式敘述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的歷史，多為一般史籍所未載。本書還保存了許多古代傳說，如蜀之先王有蠶叢、魚鳧、杜宇、開明等;又有力能排山的五丁力士，為蜀之佐，秦惠王時，遺蜀之五石牛，詭稱可以屙金。蜀王遣五丁力士開山路迎它們至蜀，秦軍隨其后，方滅蜀，后人因稱其路為石牛道。這些神話或傳說，常常成為后來詩人喜愛引用的故實。本書明清刻本、抄本多種，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參校諸本，訓釋考訂，又附有示意地圖五幅及附錄四種：《華陽國志佚文》《華陽國志梁益寧三州地名索引》《本書校注輯佚引用書目及簡稱》以及呂大防、李序，巴蜀書社1984年出版。此外，任乃強先生有《華陽國志校注圖補》，卷帙較大，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乃是較見功力之作。

7.《高僧傳》與《續高僧傳》

梁惠皎《高僧傳》14卷，是我國現存佛教傳記中最早的一部。記敘了自漢明帝永平十年(67)至梁初天監十八年(519)間的高僧257人，另附見二百余人。由于當時南北對峙，所記南北部分多為江南諸僧，北方高僧只有僧淵、曇度、曇始、玄高、法羽和附見者四人。全書分為10門，即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亡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每門之后系以評論。本書史料價值主要有：(一)補充新的史料。如《世說新語》涉及晉僧20人，見于《晉書·藝術傳》者僅有《佛圖澄傳》，而絕大多數都在本書中有記載。譬如支遁在當時負有盛名，《世說新語》有四五十處記載。而《晉書》無傳，本書則有其長傳。又竺法深亦有名當時，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卻說：“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而本書亦有詳載，知其名潛，晉丞相王敦弟，年十八出家。又庾法暢，見于《世說新語·言語》。劉注：“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本書有詳載，可以考知姓康，不是庾姓。(二)考訂作家行年與作品系年有重要參考價值。因為自晉以來，上自帝王貴胄，下至平民百姓，與僧侶交往日益頻繁，許多作家行年及作品系年都可以據本書考訂出來。(三)有助于文學背景的考釋，如陳寅恪《四聲三問》這篇著名文章，很多材料取自本書。又如天監初年梁武帝宣布舍道事佛，并廣泛譯經，組織禮佛活動，舍身同泰寺等，正史記載非常簡略，而在本書中多有具體記述，這對于研究梁代文學背景有重要參考價值。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30卷，是繼《高僧傳》而作，故其體例與慧皎書略同，亦分十科，改“神異”為“感通”，增加“護法”，合并“經師”、“唱導”為“雜科”。唯慧皎著書時正南北對峙，故詳于江南而略于北方。本書著于唐代，天下一統，文獻較備，搜羅亦廣，這是優于慧皎之處。自序曰：“始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四十人，附見一百六十人。”^①本書對研究南朝陳及北魏、隋代歷史與文學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如《全隋文》載釋真觀《愁賦》，其寫作時間及背景不見正文及史傳記載，唯見于此書卷三○《真觀傳》：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羽檄競馳。時元帥楊素以觀名聲昌盛，謂其造檄，既被嚴系，將欲斬決。“責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懺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怒，將檄以示：‘是爾作不?’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乃指摘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乃令作《愁賦》而釋之。又《全陳文》載智文《格倩僧轉輸運力詞》，嚴注：“智文未詳。”而實際智文生平見于本書卷二一。又陳釋洪偃，為當時有名的才僧，《隋書·經籍志》著錄別集8卷，今不存一文。姚振宗作《隋書經籍志考證》未見本書，不能置辭。本書卷七有傳，知道“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風神穎秀，弱齡悟道，英詞錦爛，又善草隸，“故貌、義、詩、書號為四絕”。“偃始離俗，迄于遷化，惟學是務”，“每緣情觸興，輒敘其致”，成二十余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㑺上之”。此即《隋書·經籍志》所著錄八卷書的由來。所有這些，陳垣先生《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有詳細的討論，可以參看。

這兩部書，過去刻本不多。近世較為通行的是金陵刻經處刻本，題《高僧傳》初集、二集，因后有《宋高僧傳》《大明高僧傳》，合刻為我國佛教史上四部佛教傳記。上海書店出版社又依《大正大藏經》本影印這四部書，題名《歷代高僧傳》，較便查閱。

此外，后魏崔鴻《十六國春秋》、東漢袁康等輯《越絕書》也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重要史料。崔著有湯球輯補本，號稱博洽。《叢書集成初編》本最易取閱。袁輯書名、卷帙乃至作者，爭議頗多。請參見樂祖謀校點本附錄及陳橋驛所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注釋

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編年類《資治通鑒》考異提要。① 又作331人。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考曰:“今考本書正傳凡四百八十五人,附見二百十九人,與自序絕異,是當注意者也。”又,此序當系初成書之序,因為“本書記載,有至麟德二年者。卷四《玄奘傳》,奘卒于麟德元年,明藏本卷二八《明導傳》,麟德元年猶未卒。《曇光傳》敘事稱:‘今麟德二年。’又卷二五《法沖傳》云:‘今麟德,年七十九矣。’其他卒于貞觀十九年后,永徽、顯慶、龍朔年間者二十余人,則是書實止于麟德二年,即宣公之卒前二年,距初成書之時,已二十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