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楚辭·屈原的作品與藝術特色

關于屈原的作品，《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提到《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懷沙》;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屈原賦25篇，但沒有列出具體篇目;王逸《楚辭章句》指出25篇為：《離騷》《天問》《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還有一篇《大招》，屈原作，還是景差作，王逸“疑不能明”;同時認為《招魂》為宋玉作。

對以上作品真偽的鑒定，一直是楚辭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與難點，受到古今學者懷疑的作品有《招魂》《遠游》《卜居》《漁父》《大招》。學術界基本認為屈原的作品有《離騷》《天問》《九章》《九歌》。關于屈原作品，姜亮夫分為三類解讀：《離騷》《九章》等為一組，大多有事可據，是屈原創作重心，帶有自傳性，乃情愫與事實之糾合而成篇;《天問》為一組，是屈原思想與學術造詣、批判精神的表現;《九歌》為一組，從民間祀神樂曲整理加工而成，是代人或代神表述，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而《離騷》和《九歌》，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①。

蘇軾云：“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引)屈原作品的藝術特色，主要體現為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除了大膽的夸張、奇特的想象、熔神話傳說與現實生活于一爐外，最突出的是他的“香草美人之喻”。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云：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①

其實，屈原已將《詩經》的比興手法上升為象征體系，其中包括動物系統、植物系統、事物系統、人物系統。如《離騷》提到的植物(香草樹木)有24種，用來表現自己的高潔品質，表現楚國政治的黑暗，表現所樹人才的變質，表現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屈原在作品中，喜愛以香草作衣服、佩飾，喜愛以香草作飲食，喜愛把玩香草，喜愛以香草作禮物，喜歡在充滿香草的環境中漫步流連，有時以香草自稱，有時又用來指稱他最尊敬、追求的人，總之，他喜歡將一切事物、尤其是正面的事物與香草聯系起來。尤其是屈原的早年之作《橘頌》，屈原有感于橘樹的一系列美質，“比物類志為之頌，以自旌焉”(王夫之)。屈原詠物，正是托物寄情、借物喻志，說橘時，則把橘樹人格化，頌橘即以自比;說志時，人則物化，自頌而借之于頌橘。表層與深層，喻體與喻意，渾然一體。林云銘評云：“看來兩段中，句句是頌橘，句句不是頌橘;但見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楚辭燈》)顯然，《橘頌》所表現的是一種性格，一種純潔的向往，一種清醒的理念，一種人生的宣言，而最令人感動的是那深固難徙的鄉國之情，汲汲自修的自勵美質，獨立不遷的人格保持——這些美質一直 “定格”到屈原的晚年，并貫穿于艱難而漫長的人生探索進程之中。

其次，屈原作品的“香草美人之喻”還表現為將男女關系象征君臣關系，即“男女君臣之喻”。如《離騷》將自己打扮成美女，并以香草為飾，以香草為飲食表現自己的好修。他設想，君亦為美人，所以有“恐美人之遲暮”的感嘆。他期望兩美相投，君臣契合。因為自己假設為女性，所以又將群小嫉賢比為眾女妒美，以男女婚約的變化喻君臣關系的改變，以美女被棄表現自己見疏于君，以棄婦的哀怨、剖白表現自己的憤懣、希冀，而勸說之人亦托之于女性(如“女媭”)。詩人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意、侘傺，于是又將主人公幻化為男性，以求女的方式表現自己執著而強烈的追求，為了求得君王信任，他以執著追求表現自己的急切與忠誠，以求媒致詒喻求通君側之人，以終無所合表現自己的窘困苦惱，以閨中邃遠難求喻楚懷王固執而不悟，以外出求女喻出仕他國。他向往的境界是不用行媒，君臣契合。這樣，以男女關系象征君臣關系，既符合舊時的男女尊卑觀念，又有利于表現強烈奔放、大起大落的激越情感，有利于他所希望的與君主的密切關系以及君臣契合的標準：雙方志同道合，而且各有限制。當然，屈原作品的“求女”，也是對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美學理想的追求。

屈原作品的藝術特色，還體現在“發憤抒情”文學傳統的形成上。《惜誦》云：“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意謂悼惜國事，秉忠進諫，以表達憂恤之心;發泄悼惜誦諫之憤，申抒忠君愛國之隱。表現了一種借詩歌抒怨泄憤的創作意識，也對屈原整個作品的抒情性、個性化以及政治失落后的巨大苦悶作了說明。屈原具有敏感、憂郁、煩躁、幻想、情感豐富來得迅捷而又轉換極快的個性，因此，我們在他筆下感受到的，往往是他的孤獨、壓抑以及由此引發的帶有“擴張性”的現實黑暗的氛圍。“眾人皆醉而吾獨醒”，屈原的孤獨是沒有人理解的。《惜誦》云：

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

固煩言不可結詒兮，愿陳志而無路。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

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而他的對立面又是如此的強大、眾多，有 “黨人”、“眾女”、“時俗”、“舉世”、“眾人”、“眾讒人”。故《離騷》一則曰：“世并舉而好朋兮。”再則曰：“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三則曰：“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四則曰：“世幽昧以眩曜兮。”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對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詩中“憤怒出詩人”的命題作過闡發：

“憤怒出詩人”，憤怒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是完全恰當的。^①

漢代楚辭作家莊忌《哀時命》亦深得屈子旨意，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屬詩。”此謂心中怨恨我總不能稱心，只有詩歌抒發我的悲情。這種源于“駿馬抑以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于朝，美女擯于宮”(《淮南子·說林訓》)的現實苦悶、壓抑，往往“哭之聲發于口，涕之出于目，皆憤于中而形于外”(《淮南子·齊俗訓》)。司馬遷就是這樣解讀《離騷》創作動機的：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楊慎評云：“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凄愴，真得《騷》之旨趣也。”

(一)《離騷》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屬于長篇自傳性政治抒情詩。全詩373句，2490字，為我國古代文學最長的政治抒情詩。此詩屈原于楚懷王時期遭讒見疏以后所作，是屈原前半生人生追求的回顧與總結，也是后半生人生抉擇的思考與宣言。從《離騷》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跳動的脈搏、心靈的創傷與人生的軌跡。關于“離騷”的涵義，淮南王劉安云：“離騷，猶離憂也。”班固《離騷贊序》云：“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關于《離騷》的創作目的，漢代人有比較明確的分析，司馬遷云：“雖放流，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賈生列傳》)班固云：“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諷)。”(《離騷贊序》)王逸云：“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于正道而還己也。”(《楚辭章句·離騷經序》)據此可知，《離騷》是屈原遭懷王疏遠之后一段時期內反思、追求、矛盾、痛苦之作，可分為三段：第一段，自“帝高陽之苗裔兮”至“豈余心之可懲”，抒憂述志，以勸其君，但其君不察;第二段，自“女媭之嬋媛兮”至“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上下求索，以悟其君，但其君不悟;第三段，自“索藑茅以筳篿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不忍另擇，以感其君，但其君不醒。故“尾聲”表示，今后將追跡前修，力諫不釋，于無可奈何之中，透露出莊嚴而崇高的悲劇意識。

氣勢恢宏的《離騷》首先從自敘平生著筆，歷數內美，論修明志。他有眾多的“內美”，如出身，姓同楚王;降生，幸逢大吉;得名，名嘉字懿。“又重之修能”，通過江蘺、辟芷、秋蘭、木蘭、宿莽等香草的采集、佩帶，說明后天的努力，博采眾善，自我約束，鍛煉與完善。同時，在汲汲自修的過程中，還帶有春秋代序、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季節更替，日來月往，激發了詩人的敏銳感受力，乃至于一草一木的細微變化，也會引起詩人的時間憂慮，故《離騷》一則曰：“老冉冉其將至兮。”再則曰：“及榮華之未落兮。”三則曰：“恐鵜之先鳴兮。”四則曰：“及余飾之方壯兮。”五則曰：“及年歲之未晏兮。”這比興與直陳的交互表現，凝聚著詩人人生追求的可貴的時間意識。其次，詩人全力揭露群小丑態，而其目的又是以明其節，以申其志，冀君明辨，所以對楚懷王的表白是通過對群小的抨擊來實現的。屈原因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則自然會埋怨君王糊涂，聽信讒言，不辨曲直，前后不一，變化難定。而抨擊群小，既歷舉其罪過：競進貪婪，不厭貪求;投機取巧，違背法度;背直追曲，茍合取容;嫉妒賢良，造謠中傷——這就是屈原所處的溷濁環境。他手指著群小，眼看著君王，既表白自己，又求君明鑒：美德善行，反而成了牽累;博采眾善，反成罪過! 自傷自嘆之余，又將哲學視野從狹小的空間——楚國宮廷斗爭飛越到悠久的時間：道不同，豈止不相為謀，簡直冰炭不能相容;正直與邪曲怎能和平相處? 小人得志，賢良受氣，自古以來，不乏其例，有什么不能理解呢?既然為了理想與人格，受到打擊與誣蔑，付出沉重的代價，也就不應該半途而廢。所以再次表示：余心所善，九死不悔! 即使忍尤攘垢、溘死流亡，即使郁悒侘傺、窮困失路，也在所不惜!因為為清白、正義而死，正是前代圣人所嘉許的!這震撼人心的獨白，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一切所鑄就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宣言。接著，《離騷》則從“為臣”的角度，轉到“為君”的角度，給我們展示了一幅平民很少涉及的“君王世界”。為了使懷王醒悟，頻頻引證古代圣賢之遺訓，又以亡國之君為鑒戒，導君先路，從而構成了古代統治者正反人物形象系列。正面有禹、湯、周文王和周武王。三代開國之君之所以政興名顯，千古敬仰，是因為他們為政以德，圣哲茂行。具體表現為：謹慎敬畏，專心治國;遵循法度，毫無偏頗;舉賢授能，黜退佞邪。反面有啟、羿、澆、桀、紂等。這五人之所以亡國危身，為天下笑，主要是為政失德。具體表現為：沉湎聲色，康娛自縱;淫游佚畋，暴虐常違;菹醢賢能，聽信讒佞。在兩個系列中，屈原寫正面人物虛而簡，寫反面人物實而詳，有利于勸戒、開導懷王：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統治者身上，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自我約束、自我節制、嚴格要求自己上。《離騷》還反復敘述堯、舜耿介得路，三后用人唯賢，尤于湯、禹、武丁、文王、齊桓公舉賢授能，不拘一格，君臣相得，遂建功業而欣欣羨慕，反復稱道。屈原的苦衷與渴求，于此可見。再次，《離騷》通過“上下求索”抒發了自己“進”與“退”的激烈斗爭的思想。詩人虛擬了一個“知音”——女媭勸導自己，希望自己隨和順從，作一些讓步。但詩人不能接受勸告，故到古圣大舜那兒陳詞，結果意氣風發，駕龍乘鳳，憑風飛行，尋求理想。這次行程聲勢浩大，儀從頗盛，有白龍、鳳凰、日御羲和、月御望舒、風神飛廉、雷神雨師相助，不僅浩浩蕩蕩，堂堂正正，而且日夜兼行，風馳電掣。“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天庭云霞的美好景觀令人神往激動，但等待詩人的卻是毫無精神準備的冷遇：天庭守門人漠然而視，不予理會，無法與上帝溝通相見。所以詩人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慨：為什么天上人間都是這樣混亂污濁，壓制賢良，嫉妒高才，賢愚不分，是非顛倒? 氣憤之余，又決不愿輕易放棄：“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從下文“三求女”來看，從“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之表喻與本旨對應來看，求女，即求君，求理想的實現。若從深層思考，屈原追求的，正是他的人生選擇與價值取向：深固難徙的國家觀念，君臣相得的美政標準，獨立不遷的人格準則，好修為常的道德規范^①。最后，《離騷》抒發了“去”與“留”的矛盾與斗爭。詩人在求女失敗、上天入地無路可走的時候，請靈氛占卜，其結論為：出必有合，于楚無望;詩人懷疑，又請巫咸降神，結論為：遠逝擇君，速去可成。詩人因“戀楚情結”而生猶疑，繼而自念，感到戀楚有禍，國無知音。三層推進，如出一轍，反復渲染“必去”之理念，正是勢在必行——于是詩人“歷吉日乎吾將行”，詩人充分描寫了這次出行的準備、原因、路線、地點，尤其渲染其行色：車馬之盛，儀從之眾，山川之廣，心情之怡，而末四句則如苦人得喜夢，乍然驚醒，寫出行的結果：“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因留戀楚國，行而復止。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屈原做出去楚決定是他保美質、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強烈的鄉國之戀始終使他狐疑猶豫，不忍去楚;在“勢在必行”這個理論基礎上做出的“行而復止”的偉大舉動，是詩人剖明心跡、感悟其君的深刻而獨特的一種方式，更是他的“戀楚情結”的必然表現。

(二)《九章》

《九章》凡9篇，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關于《九章》的編輯，朱熹《楚辭集注·九章序》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于聲。后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于一時之言也。”一般認為，《九章》9篇并非出于一時一地，而皆為“隨事感觸”、直抒胸臆之作。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曾分別提到《哀郢》《懷沙》兩個單篇，至西漢末年劉向編成《楚辭》一書，輯9首詩為一組，并定名為《九章》。劉向《九嘆·憂苦》云：“嘆《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于《九章》。”清人戴名世《讀揚雄傳》亦提到：“《離騷》《九章》皆忠臣愛君拳拳之意。”說明《離騷》《九章》屬同一性質的作品。后人將《九章》稱之為“小《離騷》”。關于《九章》各篇的作年，一般認為是屈原一生歷程的寫照。陳本禮《屈辭精義》云：“《九章》則直賦其事，而凄音苦節，動天地而泣鬼神，豈尋常筆墨能測。”《橘頌》為屈原早年立志之作，《惜誦》《抽思》《思美人》三篇與《離騷》為同期作品，其余五篇作于被放江南之后，是頃襄王時期的作品。從內容上來看，《九章》 中每一首詩都與屈原生活中的一兩件經歷有關，其感情基調與脈絡和《離騷》互為呼應。由于采取了“用賦體，無它寄托”(朱熹)的創作方法，《九章》如實描繪了楚王朝政治風云變幻莫測的情景，描繪了楚國由興旺走向衰亡的過程，揭露楚國宮廷群小蔽君誤國的罪惡，以及他們爾虞我詐、相妒以功、排斥賢才的種種丑行。同時，也強烈地表現了詩人生不逢時、遭遇排斥打擊、使其偉大理想破滅的痛苦與不平，抒發了他熱愛祖國、忠于楚王的情懷，表現了堅持理想、保持廉正的美好品德，以及不隨波逐流、秉德無私的高尚情操。此外，《九章》善于描繪楚地的自然風物，如《涉江》《惜往日》《悲回風》，都有精彩的景色描寫，楚地山川的靈秀，在詩中得到充分展示，顯示了屈原對自然的審美傾向。

(三)《九歌》

《九歌》為抒情組詩，凡11篇，即《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王夫之《楚辭通釋》以為，《禮魂》“乃前十祀之所用”，屬于“送神之曲”。《九歌》之名，來源甚古，《離騷》《天問》《山海經》《左傳》都提到，乃夏代宮廷樂歌。夏亡后，《九歌》被巫風極盛的楚人所保留、增刪，成為或東或西、非典非俗的楚國祭歌，既保留了夏代樂歌中的“東皇太一”、“河伯”二神，又增加了楚地的“二湘”與“國殤”。屈原又根據楚國祭歌加工改寫為優美抒情組詩。

屈原《九歌》前10篇各祀一神，可分為三類：第一，天神：東皇太一(天之尊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人壽之神)、少司命(主子嗣之神)、東君(太陽神);第二，地祇：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第三，人鬼：國殤(死于國事者)。聞一多認為，《九歌》中有8篇屬于哀艷的戀歌，用獨白或對白的方式陳述悲歡離合的情緒^①。從現存《九歌》來看，只有“二湘”為配偶神，比較醒豁，其他六篇寫到男女情愛，但不是夫婦神。《九歌》所祀十神，有些在考古發掘中已被發現，如1965年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竹簡記載，墓主人祭祀的對象中有 “大水、句(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②;1977年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出土的竹簡記載，墓主人祭祀的鬼神有 “司命”、“司禍”、“地宇”、“云君”、“大水”、“東城夫人”等^①。這些發現，有利于對《九歌》神格的認定與研究^②。

(四)《天問》

《天問》是屈原創作的一部長篇抒情性哲理詩，全詩374句，1553字。采用巫術降神中一問到底的句式，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魯迅《摩羅詩力說》)。“天問”二字即“問天”之意，當然“天”的涵義不僅指宇宙天體，也包括“一切遠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之事”(姜亮夫《屈原賦校注》)。所以《天問》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宇宙天體;其二，神話傳說;其三，歷史興亡。郭沫若稱贊此詩為中國文學史上 “空前絕后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種懷疑精神，文學的手腕，簡直是前無古人而后無來者”(《屈原研究》)。

(五)屈原的其他作品

屈原的其他作品，如《招魂》《遠游》《卜居》《漁父》《大招》，學術界一直有人懷疑它們非屈原作，這是正常的學術爭鳴。但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人提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楚辭作于漢代，《離騷》為漢代淮南王劉安所作——這就是所謂“屈原否定論”。這些觀點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以及七八十年代(日本)又被重新提起^③。但考古文獻解決了這一疑案：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墓，墓中有一批竹簡，其中有屈賦殘簡，一為《離騷》殘句，僅存4字;一為《涉江》殘句，僅存5字^④。而墓主為西漢開國功臣夏侯嬰之子汝陰侯夏侯灶，夏侯灶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比劉安入朝(前139)早26年，從而否定了劉安作《離騷》的怪論。

屈原對后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治思想上，一是文學創作上。

郭沫若《屈原研究》說：“由楚所產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產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一著的。”屈原精神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屈原追求的忠君愛國、獨立不遷、上下求索、好修為常的人格境界，劉安認為“可與日月爭光”。影響于后人的，主要是他的愛國行為與品行操守。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在人民反抗強暴、維護正義的時候，在外族入侵、國難臨頭的時候，在遭受打擊、身處逆境的時候，我們都能看到屈原精神的體現與重演，屈原精神亦成了歷代人們追求、抗爭的動力與源泉。

屈原作品在文學上的影響，以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序》的闡述最具代表性：

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屈原在文學創作上的影響、地位主要表現在：一、開創了個性化的文學，二、推動了愛國主義文學的形成、發展，三、開創了新的詩歌體裁，四、奠定了我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五、提出了“發憤以抒情”的悲劇理論，六、形成了中國山水文學發展的基礎。

《楚辭》與屈原在國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730年(唐開元十八年)《楚辭》傳人日本，日本人的起源極可能是楚人，日本史學界有人主張“楚國是日本人的故鄉”這一觀點。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主席贈送的禮品就是朱熹的《楚辭集注》。在西方，《離騷》的翻譯，先后有1852年費茲曼的德譯本、1870年圣·德尼侯爵的法譯本、1879年巴克的英譯本，1900年桑克諦的意大利文譯本。1953年，屈原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1959年，英國學者霍克思出版了《楚辭》的全譯本。《楚辭》在國外漢學界越來越受到關注，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一個重要熱點。

注釋

① 參見姜亮夫、姜昆武《屈原與楚辭》第24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①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第2-3頁,白化文等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89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① 參見周建忠《〈離騷〉“求女”研究平議》,《東南文化》2001年第11期。① 參見聞一多《什么是九歌》,《聞一多全集》第五卷第346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②《戰國楚竹簡概述》,《中山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① 參見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② 參見周建忠《〈九歌〉研究十大熱點鳥瞰》,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3年第4期。③ 參見黃中模《現代楚辭批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黃中模編《中日學者屈原問題論爭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④ 參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