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文獻·明代詞曲文獻·明詞文獻

明詞文獻，歷來少見介紹。這里選擇總集與叢刻共4種，作一評述。

1.《類編箋釋國朝詩余》 明人錢允治選編，陳仁錫箋釋。此書共5卷，收明初至萬歷時詞人凡27家及無名氏作品，共461首。所謂“類編”，即分調編排。其中小令233首(卷一、卷二)，中調92首(卷三)，長調136首(卷四、卷五)。因為所選詞家甚少，似不足以反映明詞全貌，而只是一部“名家詞選”。然而實際名家未必盡入選，所選亦未必皆名家。依各家選詞數量排比，前6家依次為：楊慎116首，王世貞77首，劉基66首，吳子孝46首，文征明40首，吳寬27首。從實際編選情況來看，錢允治掌握的詞人及作品范圍似乎很有限。 如楊基、高啟、陳霆、陳鐸、張��、馬洪、施紹莘等人詞一首未選，這顯然不是質量問題，而是編者未曾搜羅到這些人的詞集。錢氏《自序》中所謂“旁求博采，薈萃本朝名人所制”云云，實未足稱博。也正因為手頭可選作品有限，所以造成少數詞人作品入選太多而質量不齊。如文征明詞僅50首而選40首，吳寬詞僅34首選27首，王世貞詞僅86首選77首，王行(止仲)僅15首選13首。當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即編者在300年前所見這些人的作品不止于今存之數。然而，該書所選的作品全部見于今存各本之中，這就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編者所見之本與今本大致相同。王世貞于詞的創作不過是票友式的客串，這里選77首。吳寬(原搏)詞其實很一般，選入27首，宛然大家。諸如此類，對于沒有機會讀到明人詞別集的讀者來說，也許是一種誤導。

因為編者于詞學只是喜好，并非專家，再加上見聞有限，缺少切磋，《國朝詩余》作為一代詞之選本，存在著不少缺陷。最明顯的有兩個方面。一是大量的散曲作品誤作詞而收入。如楊慎等人詞集中本來就混入一些曲子，編者不察，原樣照錄，以致詞曲混淆情況益甚。如 《天凈沙》《太平時》《水仙子》《一枝花》《好女兒》《落燈風》等等，皆為散曲。二是詞調名不規范，不統一。如楊慎《滇春好》，實即《望江南》，乃因其意另立調名，但編者在《望江南》詞調后又列《滇春好》，仿佛它是另一詞調似的。又楊慎《南唐浣溪沙》，實即《攤破浣溪沙》(又名《山花子》)，李璟所作2首固為名篇，但不可因此而以“南唐”定名。此是楊慎個人行為，所謂自我作古，英雄欺人，在楊慎未必不可，但在分調編排的總集里另立此調名，是不規范也不嚴肅的。又如《酹江月》《百字令》《大江東去》等，均為《念奴嬌》之別名，但在本集中諸名間出并用，亦為不妥。另外，各調之下詞作多寡懸殊，如《摸魚兒》《齊天樂》《八聲甘州》等調名僅選1首，而《滿庭芳》一調則多至16首。本來此書是詞選而不是詞譜，各調作品多少不必強求一律，但這種情況同樣也反映出編者手頭可選作品有限的事實。

盡管該書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真正意義的明人選明詞實不多見，故仍當以此聊備一格。

2.《蘭皋明詞匯選》 8卷，清初顧璟芳、李葵生、胡應宸合選(參加卷一選事的還有沈元欽);孫琮、顧琦坊、鄭允達參閱。六人俱為嘉興人，生平事跡不詳。據此選及所附六人所作《詩余近選》，約略可知他們生活在明末崇禎至清初順、康時期。卷首“例言”后署名“蘭皋主人”胡、李、顧三人“同識”，“蘭皋”或為三人結社之名。

此書無版刻年代記載，唯卷首有康熙壬寅顧璟芳、胡應宸等所撰序。按康熙時有兩壬寅，或為康熙元年，或為康熙六十一年。因為成書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次年刻印的沈雄《古今詞話》之《詞話》下卷、《詞評》下卷已多稱引《蘭皋集》(即《蘭皋明詞匯選》)，故知此書編成與刊刻當在康熙元年。顧璟芳序中所謂“自往者甲申以還，大江南北，苦兵革者久”云云，亦是清初口氣。若在康熙末年，則已是承平日久，不當有此感慨了。又胡應宸序中稱“匯選一役，歷時四載”，《例言》中稱“是集肇自亥冬，成于今夏”，可知此選始于順治十六年己亥 (1659)，而成書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

此書為明人詞選專集。全書共8卷，分調編排。其中小令3卷，詞297首;中調2卷，詞139首;長調3卷，詞169首。共錄存詞家231人，詞作605首。詞中詞后大都有編者所作評點語，用語風格仍類晚明人口氣。作為一部選本性質的總集來看，其主要功績在于搜羅、保存一代文獻，并且對明詞做出初步的梳理。當甲申兵革之后，“典籍散亡，百難一二”(顧璟芳序)，編者“歷時四載，披集千余”(胡應宸序)，其搜采揀擇之功，自不可沒。后來王昶輯《明詞綜》，雖然后出轉精，然亦以此為基礎。又諸家選本眼光不同，可互參而不可取代。

此書存在的問題有三。

其一曰疏漏。若是稀見小家，疏漏在所難免，亦不足為病。然而如明中期以詞名家的陳霆，以及況周頤譽為“全明不能有二”的陳鐸，晚明存詞一千二百余首的易震吉等，此集中竟一首未選，或竟未見其集，亦不能不說是重大疏失。

其二曰誤收。如卷四所收朱淑真《蝶戀花·送春》，孫夫人《風中柳·閨情》等，均為宋人詞。盡管編選“例言”中已有聲明：“若地既間以山川，人焉知其今古，茲或從前輩選本中，間有未詳顛末者，不慮存亡，咸資去取。寧我誤入，勿令彼嘆遺珠也。”但是如朱淑真者，名既久著，《斷腸集》亦非罕見，亦致誤收，想見編者并不知宋有朱淑真其人。又集中選錄商輅詞4首，其中3首皆為蘇軾詞。如《夢江南·春盡》(微雨過)，即蘇軾雙調《望江南·暮春》詞的下片;《鷓鴣天·秋》(林斷山明竹隱墻)與《一叢花·初春》(今年春淺臘侵年)，均為蘇軾詞，但加上詞題耳。《一叢花》當然是沈際飛《草堂詩余新集》誤收在前，但于此亦可見編者對宋詞名家名篇記誦甚少。尤其令人失笑的是，諸人既誤收蘇軾詞，又從而郢書燕說。如胡應宸評《鷓鴣天》一首曰：“仿之詩家，則為郊、島，而自異寒瘦。”顧璟芳評《一叢花》曰：“已開施子野《花影集》一派。”其實，東坡詞與前之郊、島及后之施紹莘全無關系。后來王昶《明詞綜》亦相沿而錯，以《一叢花》為商輅詞，評語謂“不墮時趨，自有殊致。”王昶的藝術感覺是對的，可惜也沒有發現《蘭皋》選本的錯誤。另外，編者“例言”中稱：“是集專攬一朝，必其人之生平履歷，確系明人，始登是選。凡卒于明而勛業炳在前編，或產于明而功名猶俟異日者，概不敢入。匪曰拘隅，亦以別代云爾。”但集中所選的吳鎮、倪瓚顯然應為元人，而李雯、吳偉業等入清再仕，顯然應為清人，均不應收入。

其三曰手眼不高，持擇不嚴。所選詞有的平庸無可稱，有的格調不高。核之于胡應宸序中所稱 “立格高”、“命意遠”、“取徑幽”、“造語鮮”、“煉字響”五條標準，殊多濫竽之作。如陳子龍這樣的大名家，集中僅選10首，也許正值清初，編者不無顧忌。但如施紹莘、陳繼儒的詞，大多格調不高，所選均在15首以上，則應屬編者手眼不高所致。又集中評點之語，亦多拾晚明文人牙慧，殊不足稱。

3.《明詞綜》 清人王昶編。先是朱彝尊集唐宋金元詞中精粹，編為《詞綜》36卷，成為康熙年間流傳最廣、影響也最大的一部著名選本。

據王昶之友汪孟��(康古)言，朱彝尊亦曾選錄明詞數卷，但不知是如汪氏所說“未及刊行”呢，還是朱彝尊以為佳詞太少，卷帙單薄，未足紹續宋元，勒成專書，總之這部擬議中的《續詞綜》或《明詞綜》當時并未編成。稍后沈辰垣等奉康熙帝之命編成《歷代詩余》(又稱《御定歷代詩余》)，其中收明詞一百六十余家，從而把明詞的搜集、整理工作向前推進一步。嘉慶五年庚申(1800)，王昶在杭州訪得朱彝尊未刻之本，“于是即其所有，合以生平所輯，得三百八十家，共成十二卷，匯而鐫之，以附《詞綜》之后”(王昶《明詞綜序》)。是書編排次第，一本舊例。先是帝王，然后是一般詞人，依時代先后排列，不明年代者入第10卷，末2卷為女性詞人。詞人小傳內間及品評。

《明詞綜》的編選特點，約有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搜求廣博，反映全面。全書共收明代詞人三百八十余家，詞作五百余首。雖不能說所選皆佳，但明代佳詞，多數已被網羅其中。相對于其他明詞選本來說，該書搜求較為完備，選篇亦較為精當。盡管明詞據說約有一千四百余家，詞作近兩萬首，但作為一個選本，選入三百八十余家，覆蓋率也算相當大了。而且這不是個單純的數量或比例問題，關鍵是看該書能否反映明詞創作的基本狀態。就這個意義來說，《明詞綜》不失為一個成功的選本。

其二，崇雅黜俗，偏重格調。關于是書的選錄標準，王昶在《序》中說：“選擇大旨，亦悉以南宋名家為宗，庶成太史(朱彝尊)之志云爾。”此說未免玄虛，因為明代詞人多宗北宋，尚婉約，故可觀者小令為多，慢詞佳者殊少。朱彝尊《黑蝶齋詞序》曾云：“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后，得其門者寡矣。”汪森在《詞綜序》中對這一說法作了引申發揮，表明這也就是選編《詞綜》的大旨。王昶作為浙派后期的外圍人物，亦受此觀點影響。《明詞綜序》中云：“明初詞人，猶沿虞伯生、張仲舉之舊，不乖于風雅。及永樂以后，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于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至楊用修、王元美諸公，小令、中調頗有可取，而長調均雜于俚俗矣。”既然明代詞人大都與南宋詞異趨，那么“悉以南宋名家為宗”來品衡明詞，不是適成方枘圓鑿嗎?

從實際選篇情況來看，王昶所謂“悉以南宋名家為宗”是虛，而崇雅黜俗是實。一個顯然的事實是，對沿元人之舊、宗法南宋的明初詞選得并不多，而對取法南唐北宋、與南宋詞大異其趣的晚明詞卻選得特別多。事實上，以南宋名家為宗只是當時的一種口號，王昶實際的選錄旨趣則是尚雅令、重格調、摒俚俗、黜浮艷。所以那些帶有明人放蕩生活作風痕跡的艷詞，和那些曲化傾向較重的俗詞，在《明詞綜》里基本看不到。從這個方面來說，《明詞綜》并不忠實于明詞的原貌。像現在公開發行的《金瓶梅》一樣，它是明詞的一個“潔本”。

其三，輕前重后，詞人定位較為確當。一個高明的選家，不僅要具有較高的品賞鑒別能力，而且應具有一定的宏觀把握的詞史意識。《明詞綜》所反映的明詞發展觀，以及具體詞家的歷史定位，大致是符合實際的。該書選詞超過5首的共有18家，其中晚明詞人就占了11家。從各期詞作入選數量也能看出這一點。在依詞人年代先后排列的前9卷中，晚明詞(約當萬歷后期，進入17世紀之后)就占了5卷(卷五至卷九)。另外，從各個詞人入選篇目的多少來看，王昶對這些詞人地位的定位也大致符合實際。這方面難免會有見仁見智的情況，或者牽涉到地域及其他關系因素，但總的說來，至少是沒有太大偏差。

《明詞綜》對明詞菁華作了初步的發掘梳理，刪汰了那些為數不少的曲子化、俚俗化的作品，從而使明詞以一種清新雅令的精神風貌展現于世人面前，這是王昶的功勞。但是在明代詞集較難搜求的情況下，《明詞綜》 也誘導了一些研究者乃至詞學專家的偷懶取巧意識。近現代的一些詞話及詞史類著作，以及一些包括明詞在內的歷代詞選本，往往不再去搜求別集，而僅僅是以《明詞綜》為漁獵范圍了。因為《明詞綜》所選詞，往往刪去詞題或小序，有些詞題亦與明刊本間有不同。而上述各書所選明詞及所舉之例，凡題目、小序有歧異者，往往同于《明詞綜》。這就足以證明這些選家或批評家的手眼所及，并未超出《明詞綜》的范圍。也許任何一個好的選本，其影響都是雙重的：一方面它為好作品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障蔽了后人的眼目。錯誤當然不在選家，但客觀效果卻是如此。

4.《明詞匯刊》 又稱 《惜陰堂匯刻明詞》《惜陰堂明詞叢書》，今人趙尊岳輯刻。

趙尊岳，字叔雍，室名珍重閣、高梧軒，亦以珍重、高梧或高梧主人為號。江蘇武進人。生于清末，20世紀60年代客居星島以歿。平生雅好詞章，尤嗜倚聲之學。早年居上海，從師于晚清詞學四大家之一況周頤，與朱孝臧亦多往還，遂成詞學專家。著有《詞總集考》《填詞叢話》《珠玉集選評》《玉田生謳歌要旨八首解箋》等著作，自作詞編為《珍重閣詞》。

趙尊岳匯刻明詞，主要受其師況周頤的指點啟發。《惜陰堂匯刻明詞記略》回憶道：蕙風先生嘗一日見語曰：“詞籍單行，易多散佚，自汲古輯《六十家》，而集刻之風浸盛。《彊村叢書》，網羅五代，迄于金元，精心校訂，尤為聲黨之大業。惜朱明以后，迢述罕聞，吾子有意者，曷勿溯源以沿流，竟此宏緒耶? ”稍后至1923年(癸亥)，況周頤輯《歷代詞人考鑒》已至元季，亦苦于明代詞集無多，難以賡續。于是趙尊岳發愿搜求明詞。至1936年，得詞學家與藏書家趙萬里、董康、徐乃昌、葉恭綽、唐圭璋等人相助，先就個人收藏所及，再求之于各地公私藏書，隨得隨刊。各集均撰短跋為記，遂使該書成為明詞輯刻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

關于此書輯刻凡例，趙氏列舉12條如下：

(1)明人詞籍之單行本，全收照刊(如易震吉《秋佳軒詞》等)。

(2)明詞附載詩文集者，裁篇付刊(如高季迪《扣舷詞》等)。

(3)詞曲之雜見者，刪曲而存詞(如韓邦奇《奇苑洛詞》等)。

(4)明人之相互唱酬者，全收(如萬壽祺《遁渚唱和》等)。

(5)明詞選本，不論明清人所選者，全收(如沈際飛《草堂續選》，王昶《明詞綜》等)。

(6)明人所選之唐宋元明舊詞，如分朝代者，僅收明詞(如卓回之《詞匯》止選二編等)。

(7)明人所選之唐宋元明舊詞，明人不多而不以朝代分者，不收(如卓人月《詞統》等)。

(8)明人所選之唐宋元詞，非罕見者不收(罕見者如楊慎《百琲明珠》)。

(9)明詞譜，非罕見者不收(罕見者如萬惟檀《詩余圖譜》等)。

(10)明人所撰之詞話，多述唐宋舊聞，無專述明詞者不收。

(11)明人所撰詞韻，照收(現未得詞韻，至曲韻當然不收)。

(12)明詞附列之眉批，及慶詞之庸濫駢序，刪節之。

以上12條，取舍折中，大都合乎情理。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可以商榷者有3條，一為第8條，明人所選之唐宋元詞，并非明詞，罕見者也可以不收，或用附載之例。又第10條、第12條所述，從博采文獻的角度來說，亦應收入，鑒別評判的工作，可以交給讀者。

《明詞匯刊》共收入明詞文獻268種。其中詞話1種(李漁《窺詞管見》)。合集、唱和集3種(倪瓚等《江南春詞集》，徐士俊、卓人月《徐卓晤歌》，蔣平階、周積賢、沈億年《支機集》)。總集(詞選)6種(楊慎《百琲明珠》、錢允治《類編箋釋國朝詩余》、卓回《古今詞匯二編》、王端淑《名媛詩緯初編詩余集》、周銘《林下詞選》、王昶《明詞綜》)。詞譜2種(程明善《嘯余譜》、萬惟檀《詩余圖譜》)，其余為明詞別集256種。當然，這里所謂“別集”，原本成集單行者較少，多數是從各人詩文別集中析出其詞而別題集名。因盡量求其全，或亦兼有以詞存人之動機，故不拘篇帙長短多寡，孤篇亦單獨成集。如楊漣《楊忠烈公詞》、李應升《落落齋詞》等，就僅存1首。像易震吉《秋佳軒詩余》那樣多達12卷、詞作一千余首的別集，在明代是罕見的。

當然，《明詞匯刊》只是類似于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朱孝臧《彊村叢書》之“叢刻”，不是《全明詞》。但它是歷來明詞輯刻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也是20世紀明詞研究史上的一項大工程。在搜集、保存明代詞學文獻，推動明詞研究方面，嘉惠后學，其功甚偉。

此書刊刻于抗戰方興之際，未及墨印流通，而板已無存，存世者僅紅印樣本初校和再校者兩種。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龍榆生收藏紅印再校本影印，流傳始廣。趙尊岳所撰《惜陰堂匯刻明詞紀略》《惜陰堂明詞叢書敘錄》，原分別發表于1996年8月13日《大公報》和《詞學季刊》3卷4期，亦并附印。后又附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所編詞調名及首句索引，亦便查檢。

除以上4種總集、叢刻之外，尤振中、尤以丁編著的《明詞紀事匯評》，亦可參看。該書為“歷代詞紀事匯評叢書”六種之一，1995年由黃山書社出版。書中輯錄了一百四十余家明代詞人的傳記、本事與評論資料，依時代先后編排，每人名下一般分“傳記資料”、“紀事”、“匯評”三項。書后附錄“明詞總論匯輯”和“主要引用參考書目”。該書為明詞研究提供了基本資料或線索，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