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學傳統·先唐文學傳統之生成與構建

不同時代的文學家所面對的文學傳統并不一致，文學傳統的選擇、確認是通過影響者與接受者雙向構建而共同完成的。在這個傳播與接受雙向活動過程中，前代之創作成就與文學經驗構成了接受活動得以進行之前提，接受者并非完全被動，而是主動選擇，兩相結合才能順利完成傳統之構建。先唐文學歷經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等幾個歷史階段的長期發展，不僅形成了獨特的文學思想和文學觀念，而且在詩歌、散文以及其他文體的創作方面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具體創作經驗，從而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特色，確立了后代文學發展的基本方向。如何確認、評價先唐文學及其傳統固然還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命題，不過此處討論的重點則是隋唐五代的文學家們如何從既往豐富的文學歷史中選擇和構建自身之文學傳統及其社會與思想基礎。

隋唐五代人之所以特別關注傳統問題，其基本背景就是他們處在一個隨著改朝換代而帶來的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而這次歷史的轉折不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換代。從東漢的覆亡歷經魏晉南北朝幾百年之天下動亂，這場改天換地的歷史變遷驚心動魄，現實喚起了他們強烈的反省意識。文學的發展同樣面臨著一個空前的轉折和劇烈的變革，必須通過對傳統的回顧，更好地確認自己的身份并把握前進的方向。隋唐五代人所面對的文學傳統當然不等于此前文學的自然過程，而是按照自身的觀念對于歷史經驗進行選擇而構建起來的經驗模式。從唐人的議論看，先唐文學被大致劃分為儒家詩學、楚騷詩學、“漢魏風骨”、齊梁詩歌及其后期宮體艷詩等幾大板塊，它們構成了性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幾大文學傳統或創作慣例。

貫穿隋唐五代時期關于文學傳統理論闡述之中心線索就是儒家詩學，儒家詩學是當時一切文學討論、評判活動的唯一標準和“權威話語”。儒家詩學是作為歷代正統思想和治國之本的儒家思想及其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儒家思想及其經學被作為歷朝歷代統治思想而有形或無形地發揮著重要的導向作用。既然隋唐五代在政治上仍然確立了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的基本框架，儒家詩學思想自然也為隋唐五代所繼承。這一時期的儒家經學研究以及個別極端復古的學者如隋末王通倡導儒家文學傳統姑且不論，在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實踐中明確大打儒家文學思想旗號似乎是普遍習慣。如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楊炯和陳子昂，盛唐李白、杜甫。盛唐后期更是大張旗鼓，如元結以及散文領域改革家李華、獨孤及梁肅、賈至等，中唐的韓愈、柳宗元以及元稹、白居易，晚唐皮日休及五代時期牛希濟等。或稱“文道”，或稱“詩道”，或稱“風”、“風雅”，或稱“大雅”，或稱“風雅比興”、“比興體制”(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或稱“美刺”，或稱“詩教”，不一而足，充分顯示了儒家文學觀作為一個傳統的巨大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其強調重點雖各有出入，比如陳子昂、杜甫等人并非一味復古，但一般論者之基本觀念相同，就是要復興儒家詩學甚至漢儒倡導的“美刺”“詩教”，要求文學“宗經”、“征圣”，直接為政治服務^①，否定魏晉以來文學獨立之價值即形式美和個人抒情功能。

當他們依據儒家重雅頌、重視政治教化之觀念清算、檢討文學史，除了肯定漢代民間樂府詩之外，對于后代的文學進展基本上是否定的。屈原及其楚辭的出現標志著文人詩歌活動的開始，屈原的歌唱源自強烈的社會人文關懷，其實現個人抱負的強烈愿望、愛國主義情結和誕生于北方的儒家之政治激情可謂異曲同工，不同的是屈原將個人的價值實現與社會關懷融為一體，具有鮮明的個體性和動情性，實際上也為政治抒情詩開掘了激情之源，其最重要的藝術特征就是抒發“牢騷”之情、悲“哀”之音：“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惜誦》)，“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庾信《趙國公集序》)，而且，楚辭受到了南國民歌之影響，想象豐富，奇情壯采。在中國文學史上，楚“騷”構成了重要的文學傳統，構成了與重視現實政治關懷的儒家詩學以及《詩經》相平行的浪漫主義詩學思想，是文人抒情文學創作的重要傳統。從漢初的賈誼、司馬遷到建安時期的曹植、正始時期的阮籍、南北朝后期的庾信之創作都顯示了此傳統的巨大影響。早在南朝時期，隨著文學創作的充分自覺和詩歌創作的全面展開，《詩經》和楚辭開始被視為最重要的兩大文學傳統、創作源頭和文學經驗，并已經得到確認。西晉摯虞還將“騷”看做源出于《詩經》，而南朝劉宋檀道鸞《續晉陽秋》則云：“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世說新語·文學》注引)由宋入齊、梁的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不過，其意義還專指《詩經》之《風》與《楚辭》之《離騷》。劉勰《文心雕龍》不僅在論“文之樞紐”中提出要宗經、酌騷的根本原則，而且明確了“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辨騷》)的主張。鐘嶸《詩品》“溯源流”所確認歷代詩歌發展的二源三流就包括《詩經》系列的《國風》《小雅》和楚辭。正是在此背景上，到了唐代，“風”、“騷”并稱漸成習慣，如“晚晴催翰墨，秋興引風騷”(高適《同崔員外綦毋拾遺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風騷共推激”(杜甫《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往來自此過，詞體近風騷”(賈島《喜李余自蜀至》)、“風騷如線不勝悲”(鄭谷《讀前集二首》之一)，不一而足。這表明人們對于這兩大傳統產生了明確體認。

楚辭的出現畢竟突破了《詩經》及其儒家詩學體系，從漢代開始如何理解、接受楚辭就成為一個“問題”，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多數學者抱著儒家以雅頌為正聲的標準，堅持“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溫柔敦厚”之美學觀念，簡單地搬用“亡國之音哀以思”(《詩大序》) 的理論以否定屈原及其楚辭藝術精神，“雅以正邦，衰以亡國”(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贊》)，忽略了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楚辭的浪漫主義特征。這種認識直到唐代仍然是認識主流，李白在《古風》(其一)中也人云亦云地聲討楚辭“哀音”：“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盛唐李華云：“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遁矣。”(《崔沔集序》)柳冕更多次說：“自屈、宋以降，為文者本于哀艷，務于恢誕，亡于比興，失古義矣。”(《與徐給事論文書》)“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矣。”(《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自成康歿，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賈至說：“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陸，揚波扇飆，大變風雅，宋齊梁隋，蕩而不返。”(《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不一而足。

屈原的文學活動作為作家創作出現于先秦還只是一個特例，自覺的文學創作活動始于漢代賦體文學創作，到了漢末建安時期，詩歌創作活動才擺脫儒家思想之束縛和自發狀態，進入全面自覺時代。早在六朝后期，一些守舊派理論家對此就進行了否定和批判;進入隋唐五代時期，批判之聲變本加厲，甚囂塵上。李諤就說：“文筆日繁，其政日亂。”“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竟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上隋文帝革文華書》)進入唐代之后，批評者甚或上溯到屈原楚騷，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云：“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騖，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免周、陳之禍。”(《上吏部裴侍郎啟》)楊炯同樣將責任上推到屈騷、楚辭：“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陸，揚波扇飆，大變風雅，宋、齊、梁、隋，蕩而不返。”(《王勃集序》)李白亦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其一)元結亦復如此，將《詩經》之后的文學下至盛唐詩歌一筆抹殺：“風雅不興，幾及千歲……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于雅正，然哉! ”(《篋中集序》)白居易、元稹明確要求具有“補察時政”(《新樂府序》)的“美刺”實用功效，“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與元九書》)的齊梁詩歌。晚唐皮日休依舊批判建安以來的文學成就，將文學的獨立及其審美價值與六朝后期的形式主義文風混為一談：“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也戒乎正……由是觀之，樂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謂樂府者，惟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艷，謂之樂府詩，真不然矣。”(《正樂府序》)

不過，也有少數論者注意到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階段性。初唐著名政治家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中說：“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將梁陳后期出現的宮體艷詩和形式主義文風與此前之文學區別對待。陳子昂大力倡導“漢魏風骨”，批判齊梁詩歌“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唐韓愈亦將建安詩歌與齊梁詩風分別對待：“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薦士》)

事實上，隋唐五代文學就吸收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這些正面成果，他們雖籠統批判魏晉南北朝文學卻對具體作家多所肯定，直接反映此期文學成就之《文選》在唐代受到了持久、普遍的推崇和重視就是一個確切而生動的證明。《文選》是梁代蕭統主持編選的一部內容廣泛、涵蓋上古至梁代的文學總集，反映了當時的文學觀念。“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杜甫詩云：“熟精《文選》理，休覓采衣輕。”(《宗武生日》)倡導“美刺”、“詩教”的白居易《偶以拙詩數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制四篇一時酬和重投長句美而謝之》竟然將《文選》與《詩經》相提并論：“《毛詩》三百篇后得，《文選》六十卷中無。”《舊唐書·武宗紀》載中唐名相李德裕云：“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以仕進無他歧，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李德裕身為中唐后期名相，這段話表明了他個人對于科舉的立場，不過也見出進士試重詩賦從而引起全社會對于《文選》的重視與研讀。《唐詩紀事》卷二記載：唐文宗“宮人沈翹翹者，歌《何滿子》有‘浮云蔽白日’之句，其聲婉轉，上因而欷歔，問曰：‘汝知之耶? 此《文選》古詩第一首，蓋忠臣為奸臣所蔽也。’乃賜金臂環。”可見唐代上下社會階層對于《文選》之熟悉^①。歷代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六朝詩歌與唐詩的關聯，近代選學名家李詳就說：“唐以詩取士，無不精《文選》，杜陵詩最著耳，韓公之詩引用《文選》亦伙。”(《韓詩證選詩序》)《文選》在唐代的傳播可以視為六朝文學在隋唐五代之積極影響。

以上是隋唐五代人在理論上自覺討論、選擇和確認的文學傳統，而與儒家相反相成、互為補充、共同構筑中國文化特色與傳統的道家美學似乎并沒有引起他們理論上的關注，不過，這并非意味著道家美學對于他們沒有影響。雖然先秦道家沒有出現自覺的文學創作實踐，但是，老、莊提出的自然主義價值觀念包含著一定的審美傾向，不僅是一種人生價值觀念，而且也是一種藝術理想，它們構成了中國古典文化藝術精神重要分支，從漢末建安開始對于具體文學藝術活動就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可說建安時期開始的文學獨立就利用了道家思想及其審美觀念這一傳統資源^②。道家及受其影響而出現的道教、外來之佛教對于隋唐五代時期的文化活動具有很大的影響，正是因為它們的綜合作用才形成唐代文化開放、昂揚之特色及安史之亂后中唐復雜社會矛盾運動背景下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轉型^①，出現了儒、道、釋并存互滲的局面。不過，作為一種綜合的思想傳統，其傳播及在文學活動中被接受的方式是比較復雜、內在的，這種影響是通過人生觀、審美觀的自然滲透、潛移默化而不自覺完成的。

由上可見，隋唐五代在思想傳統與理論認識方面完全承襲了儒家文學思想，憑借以政教為中心的儒家功利詩學甚至狹隘的漢儒詩教為標準和武器對于先唐文學創作、文學經驗和文學傳統進行總結、檢討，否定了屈騷文藝傳統，批判魏晉南北朝文學即“建安”以來的文學獨立成果。表面看來，似乎就是復古主義，然而，在這種聲嘶力竭的高調批判之背后，又對于《詩經》之后文學發展多所肯定，可見，隋唐五代人對于傳統的認識非常復雜，其理論與創作實踐存在著明顯的自相矛盾。這種矛盾在唐代文學史中是一個非常普遍而突出的現象，早已引起了后代研究者的注意，一般將其原因解釋為唐人不擅長理論思考，唐代文化確實是重視行動和事功，唐人并不以理論構建與思考深刻見長。其實，就深層原因看，這種矛盾現象應該是歷史復雜性的反映甚至是認識辯證性的表現。建安以來的文學獨立與進步無疑是應該肯定的，而齊梁形式主義詩風以及六朝后期宮體艷詩之流蕩忘返則是過猶不及。儒家文學思想固然有其保守性一面，但是在清理齊梁形式主義詩風以及六朝后期宮體艷詩方面無疑承擔了批判性、建設性的作用^②，結果造成隋唐五代人在理論口號方面的矯枉過正。他們雖然在理論上、口號上對于魏晉南北朝文學口誅筆伐，但對于屈原、楚辭和魏晉南北朝許多作家有著廣泛而充分的肯定，注意到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階段性，將“齊梁”、“江左”與其后期宮體艷詩、形式主義詩風作出區別。其所以如此，隋唐五代人畢竟生活在幾百年的政治動蕩、思想解放和中外文化以及國內多民族文化廣泛深入的交流、融合之后，很難再用某一家學說重新禁錮人們的思想。隋唐五代的統治者，特別是盛唐時期統治者擺脫了極端的統治態度，保持了相對開明、開放的文化心態，采取實用主義的統治策略，實行儒、道、釋三教并存、思想自由的基本國策，各種文化思潮得以兼容并蓄，不拘舊說，不主故常，不囿于書本框框，能夠不拘于一尊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各種思想之建設作用，廣泛接受各種文化觀念與文學傳統，從而充分地煥發了社會的創造活力，開創了前無古人的開元盛世。因此，追溯、審視隋唐五代人實際對于文學傳統的認識與構建歷程可以發現，盛唐詩人杜甫的表述才真正揭示了歷史的真實：既“別裁偽體”又“轉益多師”，兼收并蓄，取精用宏，“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其五、其六)。這才真正反映、代表了唐人的文學傳統觀^①。

注釋

① 從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角度看,隋唐五代時期關于文學的認識與討論經歷著巨大的轉型,就是由中唐以前“一味強調詩賦的文質、頌怨關乎治亂興衰的政治作用”轉變為中唐之后注重詩歌藝術風格、氣象、趣味、意境、神韻、格調等藝術規律的討論,隋唐五代時期儒家詩學本身也在發生著由“禮樂轉向道德、由雅頌轉向諷喻、由章句轉向義理”的歷史性革新。見葛曉音《論南北朝隋唐文人對建安前后文風演變的不同評價——從李白〈古風〉其一談起》《論唐代的古文革新與儒道演變的關系》及《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第55、167頁。① 郭英德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部分《隋唐的〈文選〉學》,中華書局1995年版。② 錢穆論曰:“文苑立傳,事始東京,至是乃有所謂文人者出現。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無意于施用。其至者,則僅以個人自我做中心,以日常生活為題材,抒寫性靈,歌唱感情,不復以世用攖懷。是惟莊周氏所謂無用之用,荀子譏之,謂知有天不知有人者,庶幾近之。循此乃有所謂純文學,故純文學作品之產生,論其淵源,實當導始于道家。”轉引自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34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① 參見陳寅恪《論韓愈》,載《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② 參見葛曉音《論初盛唐詩歌革新的基本特征》,載《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張明非《儒家詩教說在唐代的興衰》,載《求索》1989年第2期。① 其實,杜甫詩論“別裁偽體”的提法并不新鮮,新鮮的是“轉益多師”的提法與實踐。歷史的任務之所以由杜甫來完成,這固然與杜甫個人的性情、經歷密切相關,不過,盛唐后期歷史與文學都面臨著一個空前的轉折,這種時代環境為催生他這個觀點提供了必要條件:“既然‘盛唐氣象’已經默默地退出了文學舞臺,那么用什么代替它呢? 如同一個曾經主宰了一個時代的偉人突然死去了一樣,人們感到了一種茫然和空虛。”(李從軍《唐代文學演變史》第3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正是在此背景下,杜甫才提出“轉益多師”,試圖通過對詩史的全面反思、學習和接受以開拓新的詩歌發展空間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