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先秦兩漢文學的特征和歷史地位

先秦兩漢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是獨特的，它不同于中國后世某一個朝代的斷代文學，而是在中國早期歷史文化背景下，標志著中國文學從奠基走向獨立這一完整過程的特殊時段的文學。因此，要認識先秦兩漢文學，我們不僅要了解其發生發展的歷史背景以及其階段劃分，還需要掌握先秦兩漢文學的基本特征，并認清其歷史地位。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一) 漫長久遠的歷史傳承與包容寬廣的文化內容

作為一個時間概念，先秦兩漢指的是東漢末年以前的漫長歷史時期。從洪荒遠古中走來的中華民族，到東漢末年漢帝國衰落之時，不知走過了多少萬年的艱難跋涉之路。在這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他們逐漸學會了取火、蓋房、用網捕魚、種植莊稼;學會了歌唱、跳舞、吟詩;學會了用文字來記錄自己的活動，表達自己的思想;同時他們還試圖用自己的知識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創造了神話和哲學。正是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他們養成了自己的民族習慣、性格、思維方式，確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文學藝術。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也就是傳說中的炎黃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已經初步形成，再經過自夏到商的發展，到了公元前1044年周王朝的建立，中華民族已經相當成熟，于是，他們迎來了人類文明史上的軸心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并最終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學傳統。

正因為先秦兩漢文學經過了如此漫長的歷史積累，在每一類作品中莫不蓄積了久遠的文化內容。作為中國文學源頭的神話，每一個都可以追溯到久遠的古代，如女媧補天、后羿射日、黃帝戰蚩尤、大禹治水等等。傳世的中國最古老的歷史文獻 《尚書》，其作品也是從傳說中的堯舜時代開始。至于《周易》這部書的產生，則有“人更三圣(伏羲、文王、孔子)，世歷三古”(上古、中古、下古，見《漢書·藝文志》及韋昭、孟康注)之說。《詩經》的最終編輯成書是在春秋中期，但是其中最早的作品卻是殷商時代的頌歌，而像《豳風·七月》那樣的作品，其源頭則可以追溯到周民族在豳地的生活甚或更為遙遠的時期。以《離騷》《九歌》《天問》為代表的楚辭，雖然產生于戰國時代，其內容則與上古神話有著直接的承接關系。文化上的深厚沉積本是諸子之學的特質，在他們的思想深處莫不有著追尋中華遠古文化的不解情結。如墨家所崇拜的人物是治水的大禹，儒家把堯舜當作圣君的典范，道家把自己的“至德之世”定格在“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的遠古時期。至于倡導“治世不一道，變國不必法古”的法家，他們的思想理論也是在對往古社會的歷史思考中得出的。以《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為代表的先秦史傳文學，雖然所敘述的歷史事件不出西周到戰國這一時期，但其中所體現的文化視野卻早已超出了這一時期的范圍而直溯上古。如《左傳·昭公元年》中寫子產論高辛氏二子在晉地早年的歷史以及汾河之神的來歷;《國語·楚語下》記載觀射父講述絕地天通的故事等，已經向我們說明了這些著作所體現的歷史文化含量。而產生于漢代的司馬遷的《史記》，則以其少有的恢弘氣度寫出了從傳說中的炎黃時代到漢武帝時期近三千年的歷史，并對這漫長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對中華民族政治的衰興、朝代的更替、人事的變遷等等做了深刻的思考。總之，正是這種漫長久遠的歷史文化繼承，使先秦兩漢文學不同于后世一般意義上的斷代文學。它里面所體現的每一個觀念，所表述的每一個意象，以至傳達信息的每一種方法，莫不有著文化原型的意味。所以，認識先秦兩漢文學也不同于認識后世的斷代文學，它不但告訴了我們這一時期中國文學的基本特征，同時也在向我們訴說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如何得以形成的過程。

先秦兩漢文學具有縱深的歷史文化繼承，自然也承載著寬廣的文化內容，并形成一種深厚的民族文學傳統，對后世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如作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最富有特色的人文主義精神，它早已包含于神話、傳說、詩歌、諸子、史傳等先秦兩漢文學的各種體裁之中。在中國古代神話中，人的力量是最偉大的，夸父可以與日逐走，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大禹劈山鑿河治服洪水，后羿上射九日而下殺長蛇。在中國古代傳說中，人類的文明都不是上帝的賜予，而是他們自己的智慧創造。有巢氏發明了筑巢，燧人氏發明了用火，伏羲氏發明了結網捕魚，神農氏發明了農業和藥草。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也表現了他們主宰宇宙的情感和愿望：“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伊耆氏蠟辭》)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很早就確立了自然人本的思想，確立了人具有和天地并生的地位，“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尚書·泰誓上》);“天地組，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周易·系辭下》)。同樣，在先秦兩漢時代形成的社會意識里，記述人自身活動的歷史才是人最可寶貴的經驗和智慧，如《春秋》早就被中國人推重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史記·太史公自序》)的治國經典……總之，這種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人文主義精神和文學傳統，早已充盈于先秦兩漢文學的各種體裁樣式之中，并貫穿于幾千年中國文學的歷史里。從創作方面講，它是構成中國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文化內容之一，也是形成中國文學最基本的情感形式要素;從文化心理方面講，它是中國人對現實生活進行理解的思想核心，也是體現在文化原型中的民族精神在他們心中的激蕩。它以審美藝術的方式培養著中國人的文化品格，塑造著中國人的靈魂，同時也教育和引導著后代文人保持和發揚這種優秀的人文主義精神傳統，去面對現實，關注人生，去揭露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端，指出戰爭、瘟疫、災難、昏君奸相、貪官污吏、強盜土匪等對人的種種傷害，去批判社會各種恃強凌弱、以眾暴寡等不公平現象和道德墮落、腐敗荒淫等罪惡行為，號召人們向黑暗的現象斗爭;同時，它也向人們展示什么是人類美好的品質，什么是社會值得贊揚的行為，喚醒人類至善的天性，激發他們互助互愛的感情，鼓勵他們為實現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奮斗。總之，因為先秦兩漢文學是在中華民族成長初期漫長歷史中形成的文化傳統，所以才具有長久的生命力和強大的感召力。它是后代開掘不完的寶庫，也是讓人永感親切的鄉音。它是中國文學的原點，無論在何時何處，要認識中國文學，總是要回歸到這個原點。在世界走向現代化和一體化的21世紀，我們更需要重新回到這個原點來認識中國文學傳統，這是所有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 文史哲融為一體的綜合形態與文學的文化之美

先秦兩漢是中國文化的開創期和奠基期，先秦兩漢文學也有著遠比后世文學寬廣得多的內容范圍，它體現出一種文史哲渾融一體的綜合形態。所以如此，是因為早期人類認識和把握世界的三種基本形式——認知、評價、審美——總是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發生著作用和影響。以后世的文學觀念看，先秦兩漢文學中除了以《詩經》《楚辭》和漢賦、漢樂府為代表的詩歌之外，其他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即便是詩歌本身，當它在初始的時期，也仍然扮演著文學、歷史乃至宗教、應用等多方面的角色，具有多種實用功能，同樣不能等同于后世以審美為主的嚴格意義上的詩歌。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形態而存在，已經是人類社會產生很晚的事情。這期間，它走過了從非文學到文學、從實用到審美、從綜合形態到單一形態的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

文史哲融為一體的綜合形態是先秦兩漢文學的重要特質。也是我們把握和認識先秦兩漢文學的一個重要基點。文學是什么?如果從現在比較通行的觀點看，文學是用形象反映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種形式，是語言的藝術。那么，把先秦兩漢文學和后世文學相比較，我們固然會覺得后世文學在形式方面更為成熟，在表現技巧方面要比先秦時代更為精致和高超，但是在形象地反映社會生活方面卻遠不及先秦兩漢文學那么豐厚多彩，渾莽宏闊。在先民們那些深情緲綿而又浪漫怪譎的神話里，講述的是中華民族早期的一個個歷史故事，也是先民們對于宇宙萬物和大千世界的具有詩性智慧與審美意識的解釋。在 《詩經》《楚辭》那些音韻和諧而又句式整齊的詩歌中，同時也包含著周人和楚人對于歷史和哲學的思考。“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文王》)，“遂古之初，誰傳道之”(《楚辭·天問》)。這種以詩的形式對于歷史的敘述和對宇宙起源的拷問，使這些早期詩篇的思想文化蘊含遠遠地超出了后世的一般詩歌作品。反過來，在那些見于行事而不尚空言的敘述，訴諸形象而不干枯的說理中，我們也能夠看出先秦兩漢時代人們所具有的那種極強的形象思維能力和詩性的智慧。他們用審美的眼光來看待生活，甚至用審美的方式來解釋宇宙、社會、人生等最基本的問題。在他們的心目中，天是有情有義的天，地是有德有信的地，大自然中的一切，如江河湖海、三山五岳、草木蟲魚、風云雷電等都具有生命色彩，甚至于像“道”這樣代表宇宙本體和事物運動規律、被后人視為極其抽象的哲學概念，在先秦人那里也同樣是充滿了人情味，需要靠審美的方式才能夠真正體驗和把握的東西。“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莊子·齊物論》)當我們閱讀這些先秦兩漢哲人的論述之后，有誰不會為他們這種詩意的哲學而感動，為他們的詩性智慧而驚嘆呢?哲學如此，歷史也復如此。《左傳》在開篇就講“鄭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那“黃泉相見”丑劇的精彩描寫，鄭莊公等人物形象的生動刻畫與聲情并茂的語言，和后世的小說又有什么區別呢?而《史記》中傳記人物的生動性，讓后世許多小說家和戲曲家自嘆弗如。文學、歷史和哲學這樣水乳交融，既是先秦兩漢文學的一種特殊形態，也是它獨具魅力的地方。它產生于人類社會走向成熟的早期，是用詩性的智慧凝結成的人類精神生產的成果。看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學史，凡是被人們所稱譽的偉大作品，沒有哪一部僅靠它的藝術技巧而成名，全部都是因為其包容深刻的思想性內蘊、豐富的文化精神、生動的生活內容，乃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歷史時代面貌才享譽世界的。從這一角度講，文史哲本來就不可分割。先秦兩漢文學之所以對后世產生了深而又廣的影響，就因為它是先民們用那個時代特有的形象語言方式所表達的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最鮮明地體現了文學的這種特質所致。

文史哲融為一體的綜合形態與縱深的歷史文化繼承相互表里，賦予了先秦兩漢文學以特殊的文化之美。它顯得那樣樸拙而厚重，又是那樣的真摯而浪漫。在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話里，在《周易》的卦爻辭中，在《詩經》的頌歌、雅詩以及各地風詩里，在《尚書》對于堯舜禹等中國早期歷史英雄事跡的追述中，在《論語》所記錄的孔子的言行里，在《莊子》以“三言”說理的荒唐敘述中，在《春秋》以一字寓褒貶的記事里，在《戰國策》策士們口若懸河的雄辯中，在漢大賦那種鋪張揚厲的描寫中，我們總是體會到或樸拙或厚重，或真摯或浪漫的美的境界，這使它與后世文學的纖細、狹小、精致、造作形成了鮮明的時代對比。歷史似乎總是在矛盾悖論中前進。當后人用理性的眼光把“文學”看成了一個獨立的范疇，看成是需要努力經營才能得到的東西，并且美其名曰“文學自覺”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他們走出了原本與歷史和哲學所組成的共同的文化大家園而去經營自己的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他們已經不可能像自己的祖先那樣把認知、評價和審美有機地融為一體，用藝術的方式來把握一切了。但是，他們卻不得不隨時回到自己的老家去進行精神的追尋，才不至于斷絕自己的民族之根，不至于使自己的詩性智慧枯竭。

(三) 各種文學體式的淵藪和文學觀念的奠基

先秦兩漢文學雖然呈現出文史哲融為一體的綜合形態，卻是中國后世各種文學體式的文化淵藪，中國后世各種文學體裁，都能在先秦兩漢文學中找到它的根。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體是詩，而詩歌的生成與發展以及其民族特征，在先秦兩漢文學中看得最為清楚。在中國最古老的歷史文獻《尚書》中，就提出了“詩言志”這一命題，并同時指出了詩歌與音樂歌舞的親密關系，“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和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以后，在《楚辭》中又提出了“發憤以抒情”的觀念。中國的詩歌以抒情詩為主，而抒情詩的藝術形式正是在這種文化傳統中孕育并在先秦完成的。作為代表中國詩歌傳統源頭的《詩經》和《楚辭》，不僅是四言詩和騷體詩的典范，也對后世如五七言詩、雜言詩等各種詩歌體裁的形成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①。而從《詩經》中總結出來的“風雅”精神與“比興”原則，經過《楚辭》的發揚光大，更成為中國后世詩歌的根本大法。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說：“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他在評價屈原作品時指出其值得肯定的四點，“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就因為它是“同于《風》《雅》者也”(《文心雕龍·辨騷》)。鐘嶸在《詩品》中評品詩人，說陳思王曹植“其源出于《國風》”，是因為其“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阮籍“其源出于《小雅》”，也因為其“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元稹在稱贊杜甫時，也首先說他“上薄風雅”^①。后世詩人在批評不正詩風時，也往往打著《詩經》“風雅”與“比興”傳統的大旗，如陳子昂批評齊梁間詩是“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②。白居易也說：“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月，弄花草而已。噫!風月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③正因為“風雅”與“比興”在中國詩歌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它才會被后人視之為“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④。

在中國古代文體史上，與詩賦相區別的另一大文體類別就是散文，其典范自然就在先秦兩漢。“《易》《詩》《書》《儀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圣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世文章從是出焉”^⑤。此話不假，先秦文章，一向被后人視為學習的榜樣。北齊顏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靈，從容諷諫，人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余力，則可習之。”^⑥無論是從功利應用的角度還是從審美欣賞的角度講，顏之推都把先秦文章視為典范，這代表了中國古代人的基本思想。散文由六經而至諸子，如《孟子》的情深氣盛、雄辯多姿，《莊子》的想象奇幻、浪漫夸張，《荀子》的雍容大度、論證綿密，《韓非子》的鋒芒銳利、冷峻峭刻等等，都從不同的角度為后世文章提供了最佳的范本。在先秦，小說這一文學樣式雖然還沒有成熟，但是像《左傳》《國語》《國策》中的生動敘事，《莊子》《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中的寓言等，已經開后世小說之先河，其中個別篇章如《莊子·盜跖》、《左傳》中“鄭伯克段于鄢”、《國語》中“晉公子重耳出亡”等，已經可以和后世小說相媲美。至于像《穆天子傳》那樣的著作，不妨看作后世小說的前身。不僅如此，中國小說所體現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傳統，如以史為鑒，以勸善懲惡為宗旨，甚至特別強調歷史時空意識的敘事方式等等，都可以在先秦兩漢諸子與史傳散文中找到它們的源頭^①。中國古代詩歌舞三位一體的形式，以歌舞娛神的傳統以及中國早期專職藝術家“巫”、“覡”的出現，也可以說從多個方面為戲劇的產生奠定了基礎。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開篇所做的論證，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至于聞一多把《楚辭·九歌》當做中國古代最早的歌舞劇來看，雖然目前還沒有更多的材料為其提供佐證，但是體現在這些作品中的戲劇因素是不可否認的，與后世戲劇文學自然也有著密切的傳承關系。兩漢則是中國古代文學諸體大備的時期，無論是散文的各種形式，還是戲劇、小說，都是如此。詩至兩漢樂府和五七言詩的產生，唐以前的中國詩歌文體已經基本完備。關于先秦兩漢文學對后世文體的關系，今人已經做過不少的工作^②，但是在這方面還有相當大的開拓空間。

先秦兩漢文學不僅是中國文學各種文體的淵藪，而且也是中國人文學觀念的奠基期。了解中國人的“文學”觀，對于認識整個中國古代文學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中，“文學” 一直是一個具有民族特殊蘊含的概念。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中國人老早就認識了“文學”的審美特性。“文”字的本義即指文采與文飾，在甲骨文中寫作“”、“”，其字形“像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畫之紋飾，故以文身之紋為文”，并且“冠于王名之上以為美稱”^①。可見，此字一出現就帶有審美的意義。《說文解字》曰：“文，錯畫也。”《廣雅·釋詁》曰：“文，飾也。”這兩部書正好從形象和功用兩個方面對此字做了完整的解釋。因為“文”的本義如此，引而申之，“文”字可以指一切有文采的東西。《周易·系辭下》曰：“物相雜，故曰文。”《禮記·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文”在古代又和“章”連稱，其本義也是指錯雜的色彩和花紋。后來“文章”指以文字連綴成篇的文辭，也不僅僅指散文，甚至包括詩在內，我們上引顏之推的話可證。杜甫《偶題》詩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二字用的也是這一概念。而“文學”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中，是指博學文獻經典，所謂孔門弟子四科之一，后來泛指文獻經典，如《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曰：“選豪俊，講文學。”從“文”與“文學”的這種概念演化過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人對于“文”的審美因素的重視。

然而在先秦兩漢人的文化觀念里，卻不把“文”當作一個獨立的藝術范疇，也不把它當成一個獨立的存在。他們認為“文”是事物的形式與現象，是附麗于事物本質的外在表現。“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禮記·禮運》);“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周易·離卦·彖辭》)。這自然生成的日、月、星就是天之文;山川風物、五行四時、百谷草木之類，就是地之文。“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文心雕龍·原道》)。同樣，“情動于中，聲成文，謂之音”(《禮記·樂記》)，這由人心感物形諸語言聲音的表現就是人之文——即廣義的文學，它包括形諸語言和文字的所有的物質表現形態。但無論天文、地文還是動植之文，都是“道”的自然表現，同樣對于人來說，“文學”只是人的思想感情自然表達的結果而已。

先秦兩漢時代對于“文學”的這種理解是中國人一系列文學觀念產生的基礎，由此而推衍出的就是以善為美的美學觀。強調作文的條件首先是做人，只有道德人格完善，才能做出天下之至文。即便是無意為文，也照樣文采煥發。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①因此，作文的途徑只有從“原道”、“征圣”、“宗經”入手(劉勰《文心雕龍》)，“入門須正，立意須高”(嚴羽《滄浪詩話》)。也正因如此，中國人早就把先秦兩漢經典推崇備至，不但視為后世文學之楷模，也是后世做人之必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篇》);“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正是在此基礎上，漢人建立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其中和“文學”相關的方面，在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被列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三大部分。其后劉勰的《文心雕龍》在文體的劃分和作文的總歸上也仍然沿襲了這一傳統。盡管中國后世文學已經和哲學史學分流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但中國人從來就不曾改變這種對于“文”的認識，也從來不曾放棄對先秦兩漢經典的學習，從而去認識文學，理解文學，進行文學的創造與欣賞，并建立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學理論。從這一角度講，產生于中國文化發生期的先秦兩漢文學，不但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義，而且還因為它奠定了中國人對文學理解的文化心理基礎，規定和引導著后世文學創作發展的方向和文學批評的方向。

注釋

①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于四言之間,后世演之,遂以為篇。”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鐘嶸《詩品》:“昔《南風》之辭,《卿云》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① 元稹《杜甫墓志銘》,見錢謙益《錢注杜詩》第7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② 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四部叢刊》影明本《陳伯玉文集》卷一。③ 白居易《與元九書》,《白氏長慶集》卷四五,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④ 楊載《詩法家數》,《歷代詩話》下冊第727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⑤ 李塗《文章精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與《文則》合版,第59頁。⑥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第22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① 參見孫綠怡《〈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關于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參見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該書雖然并沒有特別系統地講先秦文學在中國古代文體學方面的重要意義,但是在追溯每種文體的源頭時都談到了先秦文學的影響。另外,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中的個別篇章也可供參考。①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第995-996頁,四川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① 劉勰的《文心雕龍》之所以把《原道》《征圣》《宗經》稱之為“文之樞紐”,正是源自于對中國文化傳統和文學傳統的這種理解。其實,要真正理解中國的文學理論,我們也必須從先秦與之相關的一系列論述中入手。在這方面,李炳海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從先秦文化哲學等方面抽出一對對范疇而進行深入解釋,可謂把握住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根本,此處可參考李炳海《周代文藝思想概觀》,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