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發展概況及其分期

從文學傳統上來考察，宋代文學大致是沿著中唐以來的方向發展衍化而蔚為一代之大觀的。唐代安史之亂以后的詩歌，注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趨向于通俗化;另外，從杜甫到韓愈，漸開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之風。這些傾向到宋詩中得到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唐音”大異其趣的“宋調”。散文方面，韓愈、柳宗元等人發動的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一度衰歇，至北宋而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三蘇等嗣其余響，他們把道統與文統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使宋代古文成了具有較強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實用的文體。詞這種興起于民間、依附于音樂的新詩體，中唐之后轉入文人手中，歷晚唐五代而趨于成熟，到宋代高度繁榮，達于巔峰狀態，以至于被持“代有偏勝”文學史觀的學者譽為宋代的代表文學。此外，萌芽于中唐的戲弄、說話等通俗文藝在宋代有了迅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話本小說和諸宮調、宋雜劇、南戲等樣式為代表的通俗敘事文學，并成為元明清小說、戲曲的濫觴。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一大轉關的宋代，其文學成就是極為輝煌的。

宋詩是中國古代詩史上繼唐詩之后的又一座藝術高峰。前人所謂“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清蔣士銓《辯詩》)，正說明了宋詩堪與唐詩并肩而立的歷史地位。北宋前期的詩風，基本上只是中晚唐詩風的延續。但其中王禹偁專意學習白居易和杜甫，努力用詩歌反映現實，其詩平易簡雅，初步表現出對平淡美的追求;其長篇詩歌敘事明暢，議論風生，已開宋詩散文化、議論化之先河。繼而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在提倡古文的同時，詩歌創作上繼承李白、韓愈，講求氣格，主張以詩歌“敘人情，狀物態”，反對西昆派的無病呻吟; 藝術上著力以清麗平淡的風格糾正西昆詩人的浮艷傾向。他們的詩，平易流暢，趨于散文化，開始顯示了宋詩的獨特面目。此后，以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三大家的崛起為標志，宋詩的發展進入了它的鼎盛期。王安石主要學習杜甫、韓愈、李商隱，蘇軾兼取劉禹錫、李白、陶淵明、杜甫、白居易，黃庭堅則專學杜甫、韓愈。他們各有師承又各有獨造，都體現出了源于唐詩又不同于唐詩的宋詩面目。王、蘇、黃三人各以其鮮明的藝術個性和獨特的創作成就領袖群倫，影響后輩，開辟出北宋后期詩歌創作全面繁榮的局面。這三大家中，由于黃庭堅的詩法度嚴密，有門徑可循，故學之者甚眾，以致學黃成為時代風氣，加之陳師道、陳與義、呂本中等名家為之羽翼，于是形成了宋代規模最宏大、影響最深遠的江西詩派。以故，后人褒貶宋詩，多以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為主要對象。

金兵的南侵和北宋的滅亡，促使宋詩發生了巨變。終南宋之世，憂國傷時、抗敵御侮的呼喊一直是詩歌創作的主調。江西詩派重要作家陳與義、曾幾、呂本中等人在南渡后都在詩中表現了傷時念亂的情懷。曾經是曾幾學生的陸游更是奮力超越江西家法，繼承從屈原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優良傳統，用詩歌唱出了呼吁抗戰恢復的時代最強音。與陸游同時的楊萬里、范成大，詩法兼取北宋和中晚唐諸名家而又出以己意，自成家數。除了感時之作外，楊、范二人各以大量詩篇描繪了祖國江山風物和農村田園生活。陸、楊、范三人都是高產作家，他們的作品代表了南宋詩的最高成就，標志著宋詩在王、蘇、黃諸家之后出現了第二個繁榮期。但到南宋后期，隨著國勢衰弱，士風萎靡，詩壇也為一片蕭瑟微弱之氣所籠罩。以脫離現實、流連山水為特征的永嘉四靈和江湖派詩人們，生活閱歷淺狹，氣格卑弱，創作成就不大。只是到了南宋滅亡前后，民族英雄文天祥及汪元量、謝翱、謝枋得、鄭思肖等一批愛國詩人，在奮起抗元的同時和抗元失敗之后，用詩歌來抒寫愛國之情和亡國之悲，這才使宋詩的發展出現了最后的一道亮色，落下了終場的帷幕。

詞這種配樂演唱的長短句新體詩，經過唐五代的孕育發展，至宋代而大盛。現存宋詞作品兩萬多首，有名氏可考的作者近一千五百人，詞作數量是全唐五代詞的十多倍。宋代個體詞人的創作量也比唐五代詞人高出許多倍。唐五代詞人中，存詞超過百首者僅有馮延巳一人，而宋代存詞超過百首的詞人竟有51人之多。作品數量的大幅度增長，反映出宋代詞人創作熱情的高漲和創作能力的普遍提高。更值得強調的是，中國一千多年詞史上藝術成就最高、作品生命力最旺盛持久、影響最深遠的大詞人絕大多數都出現在宋代，像晏殊、柳永、蘇軾、秦觀、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姜夔、吳文英等人，不但光耀宋代，而且澤被后世。他們的詞作，代表著詞體文學的最高成就。

詞最初是一種產生于都市文化環境中的娛樂文體。為了迎合市民階層的審美口味和文人士大夫享樂生活的需要，它在文體獨立之初——晚唐五代時期——就已被定位為一種有別于典雅莊重的五七言詩的“艷體”。“花間”、南唐詞便是“艷體”的兩大樣板。宋初幾十年的詞壇，染指詞的創作者甚少，且主要是沿襲“花間”、南唐的風氣。到柳永出來，才突破“花間”、南唐只用小令短章寫男女柔情和風月閑愁的狹小格局，擴大詞的體制和功能，大量創制長調慢詞，將市民形象、都市風情、山程水驛以及失意知識分子的羈旅漂泊生活、牢騷怨抑情懷等一一寫入詞中。宋詞發展至此一大變。蘇軾繼柳永而起，不滿于柳詞“淺近卑俗”的市民文藝風味，著意提升詞的文化品位，要把它從俗文藝改造為雅文藝，從市井坊曲歌臺舞榭僅供娛樂的文體變為文人士大夫“逸懷浩氣”的“陶寫之具”。蘇軾以詩為詞，讓詞像詩一樣“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開始具備了像詩那樣既盡興表現人的心靈世界，又廣泛反映客觀世界的功能。蘇軾以他成功的創作實踐，完成了詞的第二次變革。但蘇詞在北宋的影響還不顯著，且由于他注重詞的抒情言志的文學功能而“不喜剪裁以就音律”，還一度受到維護詞的“本色”和“正宗”的人們的責難。北宋晚期，詞體文學呈多元發展的態勢，其中堪稱詞壇領袖的人物，是婉約詞體的集大成者周邦彥。周邦彥的詞，折中于柳、蘇之間，于音律和諧規范之中兼求詞章之渾厚和雅，把詞發展成為音樂語言與文學語言緊密結合的抒情樣式。周邦彥是音樂家而兼文學家，他在詞史上的主要貢獻在于： 以自己典麗精工的作品為當時的詞壇提供了一種規范化的藝術標準，并在音律、語言、章法和技巧等方面為后人作詞提供了有轍可循的借鑒。

汴京陷落、宋政權南遷的歷史巨變，促成了宋詞發展史上的又一次變革——蘇軾開創的新詞風得到了南宋前期詞人們最廣泛的回應、繼承和發揚，詞由此真正從“伶工之詞”變為“士大夫之詞”，成了愛國者們慷慨悲歌、抒寫憂國傷時情懷的文學樣式。南渡詞人中的英雄豪杰群體(如岳飛、李綱、王以寧、張元幹、張孝祥等)是這股新詞流的弄潮兒。風氣所及，就連本來強調詞“別是一家”、工于寫離愁別恨的女作家李清照，以及以云山高士自許的朱敦儒等人，南渡后所寫的作品也大大充實了社會內容。辛棄疾的崛起，標志著這股強勁的新詞流發展到了頂峰。辛棄疾不但是蘇軾詞風的最佳繼承人，而且更是新詞風、新詞體和新詞派的創建者。他全面繼承了詞史上剛、柔兩大詞流的藝術成果，形成了以豪放清雄為主、兼容多種風格的“稼軒風”;他比蘇軾更全面地提升詞的文學功能，使詞與詩文一樣成為言志述懷、敘事議論無施不可的文體;他調動詩文辭賦的藝術手段來作詞，大大豐富了詞的藝術寶庫。和辛棄疾同時或先后的陸游、韓元吉、陳亮、劉過等人，所作雖不如辛詞那么當行本色和博大精深，但也都走雄豪一路，且各具特色，于是形成了雄踞南宋詞壇近百年的辛派詞人群體。南宋后期直至宋、元易代之際，辛派薪火遞傳，綿延不絕，劉克莊、陳人杰、劉辰翁、文天祥等，用詞抒寫時事，表現愛國情懷，悲歌慷慨，他們可稱為辛派的殿軍。

南宋中、晚期，詞壇上還活躍著一大批江湖詞人。他們大多數是未得入仕的在野知識分子，或為地位較低的官府幕僚與清客。他們因仕進無門或生計艱難而漂泊江湖，不得不挾其詩詞文章干謁名公巨卿。這些人作詞，不可能像辛派諸人那樣慷慨激昂、雄聲高唱，他們即便偶有感時憂國之篇，也出以低沉凄涼之調;更多的是以蕭散清逸之筆寫其山水田園之樂，或以柔婉綿麗之章繪其倚紅偎翠之事。這個詞人群體中的佼佼者有姜夔、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張輯、吳文英等。宋末元初的幾位有成就的遺民詞人如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等，亦屬此類作家。這些人對宋代詞壇的主要貢獻，是在詞藝、詞法等方面有所發展，有所增添。

宋代散文沿著中唐古文運動的道路發展，取得了比唐文輝煌的成就，因而在我國散文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后人清理唐宋古文發展史，總結出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傳統，而八大家中就有歐、曾、王、三蘇這六家出于宋代。除此之外，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補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銓、陸游、呂祖謙、辛棄疾、陳亮等，也都可稱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不但作家隊伍比唐代龐大，作品數量遠比唐代多，而且更有藝術上的開拓和發展，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宋代散文的繁榮，始于北宋中葉。當時，歐陽修等一批富有政治熱情的文人學士，在積極參與政治革新的同時，以學習韓、柳古文相號召，倡導為文要“明道”、“致用”，反對西昆時文和艱澀險怪的“太學體”，重振韓、柳文統，掀起了散文革新的熱潮。之后歐陽修的同道與門生王安石、曾鞏、三蘇等人，沿著歐氏開辟的道路前進，使宋代散文的創作攀上了最高峰。不過，“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對韓、柳古文有取有舍。韓愈文本來有平易與奇險兩面，歐陽修等則只取其平易的一面而放棄其奇險的一面，略過其“沉浸郁”而偏重其“文從字順”，從而將宋代散文發展成一種明白曉暢、平易近人而輕便實用的文體。這種散文風格影響極為久遠，南宋及元、明至清中葉之前的散文基本上承襲了它。南宋散文創作成就平平，風格變化不大，少見藝術創新，更沒有出現如歐、王、曾、三蘇那樣的大家。不過，由于民族危機的深重，南宋時以抗戰復興為主題的政論文有了突出的發展，抗金民族英雄宗澤、李綱、胡銓、虞允文、辛棄疾等人，都寫出了不少“筆勢浩蕩，智略輻輳”的優秀策論。此外，主張實學和事功的哲學家陳亮、葉適都以古文鼓吹抗戰和宣傳自己的哲學，他們的政論文和哲理文凌厲風發，氣勢磅礴，在南宋堪稱大家。南宋后期，國勢危殆，文氣也日趨卑弱。直至宋亡之際，文天祥、陸秀夫、謝翱、鄭思肖等人才創作出一批慷慨悲涼的愛國文章，為宋代散文發展史留下了一個圓滿的結尾。

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壯大，還出現了反映市民生活和適應市民趣味的幾種文藝樣式——講唱文學、戲曲和話本小說。講唱文學中以鼓子詞和諸宮調藝術性較高，敘事功能較強。它們雖非戲劇，但對戲劇的發展頗有影響。可惜這兩類作品大多失傳，今存者只有趙令畤《蝶戀花》鼓子詞及無名氏《劉知遠諸宮調》殘本等數種。宋代戲曲主要有雜劇和南戲兩種。宋雜劇沒有作品流傳，我們只能從一些文獻記載里推測它的大致情形。南戲在南宋時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作品散佚很多，今存南戲作品中可以肯定為南宋時所作者只有全本 《張協狀元》一種。話本小說則藝術成就較高。它是民間藝人用以講說故事的底本，用平常的口語攙和著淺近好懂的文言寫成。話本的作者大多生活于市民之中，熟悉市民生活及其思想面貌，這就在作品中較多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因而為他們所喜聞樂見。話本以其通俗生動的語言、曲折感人的故事、個性化的對話和細致的人物形象描繪，實現了小說藝術的革新，成為宋代諸種文學樣式中最有發展前途的一種，對明清兩代白話小說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唐、宋兩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兩座高峰。和唐代文學一樣，宋代文學的發展也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宋代文學的研究比唐代文學的研究起步較晚，于是人們仿照對唐代文學的分期，也對宋代文學進行了不同的分期研究。最初的分期是從宋詩研究開始的。清人全祖望在其《宋詩紀事序》中，以流派的演變來考察宋詩的發展變化過程，提出宋詩有“四變”：一變是仁宗慶歷以后;二變是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崛起之時;三變是在建炎以后至永嘉四靈出現之時; 四變是宋末。清末民初的陳衍在編選《宋詩精華錄》時，以全祖望“四變”說為基礎，仿照嚴羽和高棅將唐詩分為初、盛、中、晚的分期方法，明確地把宋詩分為四期，他在此書卷一的按語中說：“此錄亦略如唐詩，分初、盛、中、晚。吾鄉嚴滄浪高典籍之說，無可非議者也。天道無數十年不變，凡事隨之，盛極而衰，衰極而漸盛，往往然也。今略區元豐、元祐以前為初宋。由二元盡北宋為盛宋，王、蘇、黃、陳、晁、張俱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龍標、右丞也。南渡茶山、簡齋、尤、蕭、范、陸、楊為中宋，唐之韓、柳、元、白也。四靈以后為晚宋，謝翱、鄭所南輩，則如唐之有韓偓、司空圖焉。”當代學者胡念貽在其《略論宋詩的發展》一文中認為：雖然陳衍的宋詩分期拘泥于比附唐詩，但較全祖望的“四變”說更為合理。胡氏參照陳衍的分期，將宋詩分為四個時期、八個階段，具體是：(一)北宋前期(960—1067)，其第一階段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第二階段是仁宗、英宗兩朝;(二)北宋后期(1068—1127)，其第一階段是神宗、哲宗時期，第二階段是哲宗、徽宗、欽宗時期;(三)南宋前期(1128—1207)，其第一階段是高宗時期，第二階段是孝宗、光宗、寧宗時期;(四)南宋后期(1208—1279)，其第一階段為寧宗、理宗時期，第二階段為宋亡前后。20世紀80年代中期，陳植鍔在其《宋詩的分期及其標準》一文中指出：關于宋詩發展階段的劃分，不能簡單地套用唐詩的分期方法，必須體現宋詩自身發展的特點，打破舊的王朝體系的框架，并兼顧詩歌風格流派的演變，重視作家活動年代的順序，辨識前人成說的正誤，注意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他參照宋末元初方回《送羅壽可詩序》中有關宋詩流派的論述，將宋詩分為六個時期，即：第一，沿襲期，從宋開國至仁宗天圣八年(960—1030)，約七十來年，其主要特點是沿襲唐風;第二，復古期，從仁宗天圣九年至嘉祐五年(1031—1060)，約三十年，其主要特點是反對講究形式的西昆體和晚唐體，力圖恢復以《詩經》《離騷》為代表的古代優秀傳統;第三，創新期，從仁宗嘉祐六年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061—1101)，約四十年，這是宋詩創作的鼎盛期，是以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大家為代表的創新期;第四，凝定期，從徽宗崇寧元年至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02—1161)，約六十年，這一時期詩風的主要代表是江西詩派;第五，中興期，從高宗紹興三十二年至寧宗慶元六年(1162—1200)，約四十年，代表作家為并稱“中興四大詩人“的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他們都是跳出江西詩派的框框而建立自己獨特風格的藝術創新者;第六，飄零期，從寧宗嘉泰元年至元初(1201—13世紀末)，歷時近百年，四靈和江湖詩派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其特點是晚唐詩風復現，宋詩落回唐詩的窠臼之中。此后，許總于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 《宋詩史》，在宋詩發展階段劃分上也持與陳植鍔基本一致的六期說，即：一、唐風籠罩——北宋初期(960—1021);二、風騷激越——北宋中期(1022—1062);三、奇峰突起——北宋后期(1063—1100);四、水闊風平——北南之際(1101—1162);五、中流砥柱——南宋中期(1163—1207);六、余波綺麗——南宋末期(1208—1279)。

對唐詩、宋詩發展的階段劃分也被借鑒到了宋詞、宋文的研究中。拿宋詞來講，就有清人尤侗仿唐詩而提出“初、盛、中、晚”四期說;近人龍榆生提出六期(北宋四期，南宋二期)說;薛礪若提出六期(北宋三期，南宋至元初三期)說;胡適提出“三個段落”(1.歌者的詞，2.詩人的詞，3.詞匠的詞)說，等等。宋文的分期，則有北宋、南宋“兩期”說，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四期”說，以及兩種不同的五期說(一種為：1.北宋前期，2.北宋中葉，3.南渡前后，4.中興時期，5.南宋末期;另一種為：1.宋初，2.北宋中葉，3.北宋后期，4.南宋前期，5.南宋后期)，等等。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由于撰寫文學史的需要，對宋詩、宋詞、宋文進行分期劃段的方法被移用到對整個宋代文學的研究與描述之中。幾種重要的文學史著作和權威辭書的編著者，根據自己對文學發展歷史的認知，對宋代文學作了不同的分期。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和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等，將宋代文學劃分為宋初文學、北宋中葉文學、北宋后期文學、南宋前期文學、南宋后期文學五個階段;游國恩等五人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第五編《宋代文學》及《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的“宋代文學”條則將宋代文學劃分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四段。迄今為止，不管是在宋詩、宋詞、宋文領域，還是在整個宋代文學領域，還沒有一種為所有的研究者都認同的分期。分歧的存在本不足怪，因為對于文學發展的歷史而言，以具體年代作為一個時期的起點和終點是不可能做到準確無誤的，它只能起到極為有限的標志性、象征性作用。分期劃段的實質性內容應是作家隊伍的更替，文學群體的消長，時代審美風尚的變化，以及文學體裁的盛衰，這一切都很難用具體年代來加以范圍。研究者只能以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作為分期的外部標記，更多的時候只好以封建君主的改朝換代來大致區分不同的時段。這勢必導致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對某些階段進行 “削足適履” 的處理，留下了可商榷的余地。為了對一部漫長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做出準確而全面的結論，達成對其整體的結構性認知，應該斟酌取舍前人的研究成果，并運用新的文學史觀，對作為其中最重要階段之一的宋代文學進行科學的、合理的分期。這有待于新時代的研究者對長達三百多年的宋代文學發展歷史進行更清晰的梳理、更全面的總結和更準確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