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科舉·宋代科舉制度與社會文化

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是文學創作繁榮的大背景。宋代科舉制度的改變，首先影響到社會風尚的轉移，它將廣泛階層的注意力吸引到“寒窗苦讀”上去，形成普遍的求學好學的社會風氣，形成了對科舉高中者尊尚的風氣，形成了對文壇成名人物崇拜的風氣。

這樣的社會風尚的改變，正是宋代帝王希望通過科舉考試所達到的治理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宋真宗曾有《勸學文》說：“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女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古文真寶》前集卷首《真宗皇帝勸學文》)這一切并不是空頭許諾，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北宋蔡襄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卷二二《國論要目》)不同階層的子弟都可以自由參加科舉考試，錄取之后直接釋褐授官，不像唐人還要經過吏部考試或為藩鎮幕僚等周折。進入仕途以后則升遷迅疾，如呂蒙正升遷之速，就非常罕見。他太平興國二年(977)狀元及第，太平興國八年(983)十一月為參知政事，前后只有七年時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成為社會現實。

勤奮好學關系到一個人的前途命運，宋人求學讀書之風甚盛。“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容齋隨筆》四筆卷五)。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二記載饒州風俗：“小兒不問如何，粗能讀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賞錢若干。晝夜苦之。”朱長文《學校記》記載蘇州風俗：“執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褒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吳都文粹》卷一)北宋晁沖之《夜行》詩說：“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風氣之盛，一至于此。因此，宋代歷年參加貢舉的人數不斷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貢舉時(977)，已有5300人參加考試;真宗即位第一次貢舉時(998)，激增到2萬人。其后，朝廷要求貢舉解額壓縮到4000人到15000人之間，但總是要超額。這是參加中央“省試”的人數。參加各地發解試的讀書人更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據估計，仁宗時全國參加發解試的人數在四十二萬左右^①。南宋戰亂稍稍平定，應試者“大郡至萬余人，小郡亦不下數千人”(《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七)。

科舉考試中第者，前途似錦，當然會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尊崇。如名門貴族、朝廷重臣便爭先恐后地選取科舉中第的貧寒士人為婿，一時蔚然成風。晏殊年少才高，被達官李虛己看中，以女妻之。晏殊也曾經囑托其門生范仲淹為自己挑選女婿。范仲淹認為士人富弼“器業尤遠大”，晏殊便擇其為婿。而后，富弼果然官至宰相，在政壇上的成就遠遠超越晏殊。晏殊的另外一位女婿楊察，進士出身，也官至三司使，卒贈禮部尚書。當時的社會風俗甚至有女婿進士及第，由岳家出錢讓女婿赴瓊林宴。莊綽《雞肋編》卷中說：“進士登第赴燕瓊林，結婚之家為辦支費，謂之鋪地錢。”

高中狀元，更是榮耀無比。這意味著出將入相，榮華富貴，指日可待。太宗時，呂蒙正狀元及第，太宗賜詩二首;真宗時蔡齊狀元及第，詔賜金吾衛士七人清道，皆成為慣例。社會上對狀元簡直是頂禮膜拜。真宗咸平五年(1002)，王曾連中三元，成為新科狀元，翰林學士劉子儀便對他開玩笑說：“狀元試三場，一生吃著不盡。”(《東軒筆錄》卷一四)宋人有詩詠狀元及第說：“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宜齋野乘·狀元詞誤》)尹洙曾比較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儒林公議》)

科舉制度是宋代帝王“右文”政策最重要的體現。在帝王與朝廷的引導下，社會上普遍崇拜才高八斗的文人，對他們乃至有一種“追星族”似的狂熱。宋代文人在仕途上，因文章出眾而得上司以至皇帝欣賞的事例比比皆是，他們甚至憑借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技”——歌詞創作的出色而得嘉獎。北宋文人宋祁，與兄宋庠同年科舉中第，時稱“小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載：宋祁曾遇內宮車隊，聽車中宮人稱他為“小宋”，便有《鷓鴣天》詞紀其事，表達自己的傾慕之情。仁宗皇帝召見宋祁詢問此事，宋祁“皇懼無地”，皇帝卻“因以內人賜之”。《揮麈余話》卷一亦載：蔡挺熙寧中鎮守邊關，因《喜遷鶯》中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神宗便批云：“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管有闕，留以待汝。”蔡挺果然不久即被調回京都，出任樞密副使。帝王尚且如此尊崇文人，民間風氣更盛。蘇軾晚年連遭貶謫，被列為“奸黨”。《邵氏聞見后錄》卷二○載：徽宗即位初年，“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肩，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 ’其為人愛慕如此”。

與科舉制度相關，宋代的學校教育也非常發達，為社會培養了無數的人才。范仲淹變革朝政，其中的一項規定就是“國子監生徒，聽學滿五百日方許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諸路州、府、軍、監并各立學及置縣學，本貫人并以入學聽習三百日，舊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許取應”(《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三)。這種措施雖然沒有被貫徹徹底，不久廢除，但辦學的目的都是指向科舉考試的。更何況北宋一度以學校教育的“三舍法”取代學校教育。朱熹曾指責這樣的應試教育弊病，說：“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所求于學。其奔競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學校貢舉私議》，《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熹的議論，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宋人辦學的目的則一清二楚。

宋代的學校分官學與私學，官學又分中央與地方兩級。中央官學又名目繁多，有國子學、太學、宗學、小學、廣文館、四門學、書學、畫學等等。太學鼎盛時期，在校學生近四千人。宋神宗熙寧年間，朝廷“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宋史·選舉志三》)。此后，地方官學有了完善的建制與制度，為科舉輸送了大量考生與人才。宋代私人所設的書院數量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私人辦學進入一個興盛時期。如白鹿洞、岳麓、嵩陽、石鼓等宋代書院，都是非常著名的。朝廷認可了這些私人辦學，并且通過賜額、賜書、賜田和任命教授等措施加以控制，使這些私學具有了半官方的性質。此外，還有數量龐大的鄉塾村學，使教育走向一定程度的普及，成為官學與書院的補充。不同級別、不同性質學校的繁榮，為社會、為科舉輸送了源源不絕的人才。

與此相關聯，宋代書籍大量刊印發行。宋代書籍的刊行，與宋代印刷術的改進有關，同時與科舉制度也密切相關。如宋代刻印書籍最多的機構是國子監，所刻最初大都是儒家經典著作和前代正史，后來為了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又刊印朝廷頒布的韻略、刑統、律文之類，這些書被稱為“監本”。監本售價低廉，滿足了廣大士子的需求，且將文化推向普及。

書籍的大量刊行，學校教育的廣泛普及，眾多士人的苦讀應試，以及社會對進士、文人的分外尊崇，培養了一種良好的文學創作氛圍。在這樣的環境中，宋代文學創作的繁榮是必然的結果。

注釋

① 這一段里的應舉數字統計及宋人讀書風氣描述,皆參見何忠禮《科舉制度與宋代文化》,《歷史研究》1990年第5期。